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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插门娶了个盲女,洞房夜她小声说:要不试试,后悔明天走吧

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986年腊月十六,我赵满囤倒插门进了苏家,娶了个从没见过的盲女苏玉屏。拜堂时她攥着红绸那头,指尖冰凉,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只看见红盖头底下微微发抖的下颌。洞房夜,她坐在床沿,沉默了半个时辰,忽然小声说:“要不……试试?你要是后悔,明天还能走。”我喉咙发紧,脱口而出:“我罩着你。”那时我不知道,这三个字要用整整四十年来兑现,更不知道,这个我以为需要我来保护的盲女,会在日后无数次撑起我塌下去的天。
第一章 穷途末路
我叫赵满囤,1964年生,老家在河南南阳一个叫赵家洼的村子。家里兄弟四个,我行二。爹是老实庄稼人,娘常年有病,三间土坯房住了八口人,炕上挤得翻身都难。大哥赵满仓娶媳妇那年,家里借了三百块钱,三年没还清。轮到我说亲,媒人一听我家情况,扭头就走。那年头,穷人家的老二老三,要么打光棍,要么出去倒插门。
1985年冬天,邻村的刘媒婆突然登门,跟我娘说:“有个姑娘,二十一,眼睛看不见,家里条件还行,爹是公社老会计,就这一个闺女,想招个上门女婿。你家满囤要是愿意,人家不要彩礼,还给置办新被褥。”我娘当时就哭了:“我儿再不济,也不能去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啊!”我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抽了一袋又一袋,最后说:“满囤,你自己拿主意。”
我躺在炕上翻了一夜。二十一岁的我,除了三间破房和一身力气,什么都没有。倒插门不好听,可总比一辈子打光棍强。况且那姑娘虽然看不见,但听说人勤快、脾气好。我想,反正都是过日子,跟谁过不是过?眼睛看不见,我多干点就是了。
第二天我跟刘媒婆说:“我去。”
腊月初八,刘媒婆带我去了苏家。苏家在邻县的柳河镇,离赵家洼三十里地。三间青砖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檐下挂着几串干辣椒。苏玉屏的父亲苏明义五十出头,瘦高个,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一看就是个文化人。她母亲冯桂芝圆脸盘,手脚麻利,见了我就上下打量,嘴上客气,眼里带着审视。
苏玉屏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辫梢扎着红头绳。她的眼睛睁着,看着前方,可那双眼睛没有焦距,像蒙了一层灰雾。听见我进门,她微微侧过头,轻声说了句:“来了?”声音不大,却很清楚。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刘媒婆推了我一把:“叫人啊!”我才笨嘴拙舌地喊了声:“叔,婶。”苏明义点点头,让我坐下,问了家里的情况,又问我会什么手艺。我说会种地,会编筐,会砌墙。冯桂芝在旁边插嘴:“会啥都行,家里不缺劳力,关键是能对玉屏好。”我连忙点头:“那肯定的。”
相亲就这么简单。没有花前月下,没有你侬我侬,甚至连她的手都没碰一下。临走时,苏玉屏站起来送我到门口,扶着门框说:“你要是觉得委屈,就别勉强。”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门框里,午后的阳光照在她脸上,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我心里忽然一软,说:“不委屈。”
婚事定在腊月十六。我爹和我娘都没来,不是不想来,是凑不出路费。我大哥赵满仓代表家里来了一趟,拎了两只老母鸡,喝了杯茶就走了。临走时他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满囤,哥对不住你,家里穷,让你走这一步。以后有啥难处,捎句话回来。”我鼻子一酸,摆摆手:“哥,没事,我自己选的。”
第二章 洞房夜
腊月十六,苏家没有大办,只摆了三桌酒席,请了本家亲戚和左邻右舍。我穿着苏明义给我置办的蓝布中山装,胸口别一朵红纸花,像个木偶一样被人推来推去拜天地。苏玉屏被冯桂芝搀着,红盖头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尖尖的下巴和一截白皙的脖颈。
拜完堂,我被几个本家侄子拉着灌酒。苏明义替我挡了几杯,说:“行了行了,新郎官明天还要早起,别耽误正事。”众人才哄笑着散了。
我推开新房的门,屋里点着一对红蜡烛,桌上摆着花生、红枣、桂圆。苏玉屏坐在床沿,红盖头还没揭,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活了二十二年,我还是头一回跟一个姑娘单独待在一间屋子里。
我走过去,拿起桌上的秤杆,挑开了红盖头。烛光下,苏玉屏的脸微微泛红,眼睛低垂着,睫毛轻轻颤动。她比我上次见到时好像瘦了一点,下巴更尖了。我笨拙地说了句:“饿不饿?桌上有点心。”她摇摇头,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两个人就那么坐着,谁也不说话。窗外偶尔传来几声狗叫,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衬得屋里更静了。我坐在凳子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心里乱七八糟的——有紧张,有期待,有对未来的迷茫,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愧疚。我想,她虽然看不见,可她心里什么都明白。她知道自己嫁了个什么样的男人吗?她知道这个男人穷得叮当响,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吗?
不知道过了多久,苏玉屏忽然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似的:“满囤……要不,试试?你要是后悔,明天还能走。”
我愣住了。她这句话说得那么小心,那么卑微,像是在恳求,又像是在给自己留后路。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酸得厉害。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蹲下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骨节分明,指尖粗糙——那是常年做活留下的茧子。
我说:“我罩着你。”
三个字,就这么脱口而出。没有花哨的誓言,没有豪言壮语,就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可我知道,从我嘴里说出来那一刻,它就是一辈子的事。
苏玉屏的肩膀抖了一下,眼泪从那双看不见的眼睛里滚出来,滴在我的手背上。她反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握着,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她没有说话,可我知道,她信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圆房。她靠在床头,我坐在床沿,聊了很多。她问我老家什么样,问我家里有几口人,问我小时候有没有挨过打。我一一回答,说到好笑的地方,她就轻轻地笑,笑声像风吹过风铃。我也问她,问她什么时候看不见的,问她怕不怕。她说,三岁那年发高烧,烧坏了眼睛,模模糊糊能看到一点光影,后来连光影也没了。她说她早就习惯了,反正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过来的。她说她不怕黑,因为她从来没看过光亮,不知道亮是什么样子,也就不觉得黑有多可怕。
我听着,心里一阵一阵地发酸。我想,老天爷真是不公平,这么好的姑娘,怎么就让她看不见呢?可我又想,也许这就是缘分——她看不见,没人要,才轮得到我赵满囤。
天快亮的时候,她睡着了。我替她掖好被角,坐在床边看着窗外一点点泛白。远处传来第一声鸡叫,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赵满囤,从今往后,你是有家的人了。你得对得起那三个字。
第三章 磨合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难。
首先是称呼。按照村里的规矩,倒插门女婿要随女方姓,生的孩子也得姓苏。苏明义没强迫我改姓,但村里人背地里还是叫我“苏家女婿”,当面也有人开玩笑喊“苏满囤”。我不爱听,可也不好发作,只能忍着。苏玉屏察觉到我不高兴,有一次吃饭时跟她爹说:“爹,满囤就是满囤,别让人乱叫。”苏明义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从此再没人当面喊我“苏满囤”了。
其次是干活。苏家虽然条件比我家好,但也不是富裕人家。苏明义在公社当了半辈子会计,退休后每月有几十块补贴,冯桂芝在家种菜养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进门之后,家里的重活累活自然落到我头上。挑水、劈柴、锄地、喂猪,我一样不落地干。我不怕累,在农村长大的,什么苦没吃过?可有时候干了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冯桂芝忙着照顾苏玉屏,顾不上灶台。我也不抱怨,自己动手热两个馒头,就着咸菜对付一顿。
最难的是照顾苏玉屏。她虽然能干,但毕竟看不见,很多事都需要帮忙。洗脸要帮她兑好水温,吃饭要帮她把菜夹到碗里,出门要牵着她的手,下雨天路滑要背着她走。刚开始我笨手笨脚的,不是把水洒了,就是把她绊着了。有一次我扶她去上厕所,没注意门槛,她一脚绊倒,膝盖磕在青石板上,肿了一大块。我自责得要命,蹲在她面前说:“怪我怪我,我没看仔细。”她揉着膝盖,疼得龇牙咧嘴,却还笑着说:“没事,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小心。”
可我知道,她在忍着。她不想让我觉得她是个累赘。
有一天晚上,她坐在院子里纳鞋底,我在旁边劈柴。月光很淡,她的手指在针线上摸索着,每一针都扎得又稳又准。我看得出神,忽然问:“玉屏,你看不见,怎么纳得这么好?”她停下手中的活,歪着头想了想,说:“摸呗。摸多了就知道了。针眼多大,线有多粗,鞋底多厚,心里都有数。”她又低下头,一边纳一边说:“其实看不见也有看不见的好处。心静,不容易分心。别人做活的时候东张西望,我只能专心做一件事,反倒做得比别人好。”
我听了,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敬佩。我以前总觉得她可怜,需要人照顾,可那一刻我才发现,她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她不需要我的怜悯,她需要的是平等和尊重。
从那以后,我开始学着用她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我给她描述我看到的东西——天上的云是什么形状,院子里的枣树结了多少果子,邻居家的猫又偷吃了什么。她听得很认真,时不时问两句:“那朵云像不像一匹马?”“枣子红了吗?”我一一回答,她就满意地笑。
她也教我用手去“看”。她拉着我的手,让我摸她纳好的鞋底,感受针脚的疏密;让我摸晒干的豆角,判断有没有坏掉;让我摸她种的月季花,数一数开了几朵。她说:“你看,眼睛会骗人,手不会。你摸到的,就是真的。”
我开始觉得,这段婚姻也许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
第四章 风波
可日子不可能一直太平。
1987年春天,苏玉屏怀孕了。消息传出去,村里人又开始嚼舌根。有人说:“瞎子也能生孩子?别生出来也是个瞎子。”有人说:“倒插门的女婿,生的孩子跟别人姓,有啥意思?”还有人说:“赵满囤就是图苏家那几间房,等老人一死,房子到手,他肯定跑。”
这些话传到冯桂芝耳朵里,她脸上挂不住了。有一天吃晚饭,她忽然把筷子一拍,指着我说:“满囤,你跟娘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真心跟玉屏过日子的?”我被问懵了,放下碗说:“娘,你怎么这么问?”冯桂芝眼圈红了:“村里那些闲话,你当我没听见?你要是哪天想走,趁早说,别等玉屏生了孩子你再跑,那时候她怎么办?”
苏玉屏在旁边急了,拉她娘的袖子:“娘!你说什么呢!满囤不是那种人!”冯桂芝甩开她的手:“你知道他不是?你又看不见!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我“嚯”地站起来,胸膛起伏了好几下,才压住火气。我说:“娘,我赵满囤是穷,是倒插门,可我不是没良心的人。我既然娶了玉屏,就会对她负责。村里人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我管不了他们的嘴,可我管得住自己的心。你要是信不过我,我现在就可以写保证书。”
苏明义在旁边咳了一声,慢悠悠地说:“行了行了,都是一家人,吵什么吵。桂芝,你少说两句。”他又看向我:“满囤,你娘是心疼玉屏,你别往心里去。日子是你们自己过的,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我重新坐下来,心里堵得慌。苏玉屏在桌子底下悄悄握住我的手,用力捏了捏。我侧头看她,她低着头,眼眶红红的,却没让眼泪掉下来。我心里一酸,那股火气一下子就消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睡不着。苏玉屏翻了个身,面朝我,小声说:“满囤,你是不是后悔了?”我说:“没有。”她又问:“那你刚才生气,是因为我娘说的话?”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气我自己没本事。要是我有出息,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别人就不会说三道四了。”
苏玉屏伸出手,摸到我的脸,手指沿着我的眉毛、鼻梁、嘴唇慢慢滑过。她说:“满囤,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只在乎你。你要是真走了,我就什么都不剩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可我听得出里面的恐惧。
我握住她的手,说:“我不走。我说了罩着你,就罩你一辈子。”
她没再说话,把脸埋进我的胸口,肩膀微微抖动。我搂着她,心里暗暗发誓:赵满囤,你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受委屈。
第五章 女儿
1987年秋天,苏玉屏生了个女儿。生产那天我在产房外头来回走了几百圈,听见她撕心裂肺的叫声,恨不得冲进去替她疼。接生婆出来报信说“母女平安”的时候,我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
我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手抖得不行。苏玉屏躺在床上,满头大汗,虚弱地问:“孩子……健全吗?”我知道她最怕什么。我仔细看了看孩子的眼睛,黑白分明,亮晶晶的,正盯着头顶的灯泡看。我忍着眼泪说:“健全。眼睛大大的,像你。”
苏玉屏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按规矩,孩子姓苏。苏明义给孩子取名“苏念”,小名叫“念念”。我觉得这名字好听,可又怕跟用户禁用的名字重了,便跟苏明义商量:“爹,念念这名字好是好,可村里好几个女孩都叫念念,容易重名。要不换一个?”苏明义想了想,说:“那就叫苏晚晴吧。晚晴,意思是雨过天晴,好兆头。”我觉得这名字好,苏玉屏也喜欢,于是女儿就叫了苏晚晴。
晚晴的到来,让这个家多了很多笑声。苏玉屏虽然看不见,但她抱孩子、喂奶、换尿布,样样都比我熟练。她用手指轻轻抚摸孩子的脸,就能判断孩子是不是饿了、是不是不舒服。我有时候看着她们母女俩,觉得老天爷对我还是不薄的。
可养孩子要花钱。苏明义的退休补贴有限,冯桂芝种菜养猪的收入也只够日常开销。孩子满月之后,我跟苏明义商量,想去镇上找点活干。苏明义沉吟了半天,说:“去吧,家里有我跟你娘。你挣了钱,别乱花,攒着给孩子上学用。”
1988年春,我跟着村里一个包工头去了县城的建筑工地,搬砖、拌砂浆、扛水泥,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累得骨头散架,一天能挣两块五毛钱。我舍不得花,每个月发了工资,留下五毛钱买烟抽,剩下的全寄回家。
有一次我两个月没回去,苏玉屏让冯桂芝托人捎话,说晚晴会叫爸爸了,让我回去看看。我请假赶回去,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苏玉屏抱着晚晴在门口等我,晚晴已经睡了。我接过孩子,借着月光端详她的小脸,发现她胖了一圈,眉眼长开了,更像苏玉屏了。
苏玉屏站在旁边,侧耳听着我的动静,问:“瘦了没有?”我说:“没瘦,壮着呢。”她不信,伸手摸我的胳膊,摸到硌手的骨头,眼泪就下来了:“你骗人,瘦成这样了。”我笑着说:“干活的哪有不瘦的?等工程结束了,回家养几天就胖回来了。”
那天晚上,苏玉屏跟我说:“满囤,要不你别出去打工了。咱们在家里也能挣钱,我纳鞋底去卖,你编竹筐,总能糊口的。”我说:“那点钱哪够?晚晴以后要上学,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苏玉屏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跟你一起去镇上。我虽然看不见,但我能干活。你搬砖,我给人洗衣服、做饭,总能挣一点。”
我坚决不同意。她一个盲人,在人生地不熟的镇上,万一出点什么事,我怎么交代?可苏玉屏倔起来,九头牛都拉不回。她跟冯桂芝说:“娘,我要跟满囤去镇上。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头吃苦。”冯桂芝劝不住,苏明义也不拦,只说了一句:“你们两口子商量好就行。”
1989年春天,我把苏玉屏和晚晴接到了镇上。我在工地附近租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平房,月租八块钱。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炉子,简陋得不能再简陋。可苏玉屏摸着墙壁,笑着说:“这是咱们自己的家了。”我鼻子一酸,心想,这算什么家?可我没说出口,我怕打击她的兴头。
第六章 患难
在镇上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苦。
我在工地干活,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七八点才回来。苏玉屏在家带孩子、做饭、洗衣服。她摸索着学会了用煤炉子,虽然被烫过好几次,手上全是疤,但她从不抱怨。她还给工地上的工人洗衣服,一件五分钱,一天能洗二三十件,挣一块多钱。我让她别洗了,手都泡烂了。她说:“没事,反正我也看不见,手糙点怕什么。”
有一次,我收工回来,看见她蹲在水盆边搓衣服,晚晴在旁边玩泥巴。她的手指冻得像胡萝卜,裂了好几道口子,渗着血丝。我蹲下去,把她的手从水里捞出来,捂在自己手心里。我说:“玉屏,咱不洗了,行不行?”她摇摇头:“不洗哪来的钱?晚晴的奶粉快喝完了。”我说:“我去借。”她拉住我:“别借。借了要还的。我能洗。”
我扭过头,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一个大男人,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还要她一个盲人洗衣服挣钱,我算什么男人?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多挣点钱。
后来我跟工头学了砌墙的手艺,从杂工升成了小工,一天能挣四块钱。我又跟工地上的老师傅学了简单的木工,下班后帮人修门窗、打家具,挣点外快。日子虽然还是紧巴巴的,但总算能维持下去了。
1990年冬天,苏玉屏又怀孕了。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晚晴有伴了,担心的是又多了一张嘴,负担更重了。苏玉屏倒是很坦然,摸着肚子说:“孩子来了就是缘分,咱们再苦也要把他养大。”
可这孩子没能留住。怀孕五个月的时候,苏玉屏在门口洗衣服,起身时眼前一黑,摔了一跤,孩子没了。我接到消息赶回家的时候,她已经被人送到了镇卫生所。她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纸,嘴唇上没有一丝血色。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她睁开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她知道是我来了。她说:“满囤,孩子没了。”说完,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
我跪在床边,把脸埋在她的手心里,哭得像个孩子。我说:“没事,没事,咱们以后再生。你好好的就行。”她摸着我的头,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保住孩子。”
那段时间,苏玉屏整个人都垮了。她不吃不喝,整天躺在床上,眼睛睁着,望着天花板——虽然她什么都看不见。我请了三天假在家陪她,给她熬鸡汤,她喝两口就不喝了。我跟她说话,她也不应,只是发呆。
我急得团团转,去找苏明义商量。苏明义叹了口气,说:“让她缓一缓吧。她从小要强,什么事都憋在心里。这次打击太大了,你得有耐心。”
我又请了五天假,天天陪在她身边。我不跟她讲大道理,就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跟她说工地上的事,说晚晴又学会了什么新词,说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开花了。我知道她听进去了,因为有时候她会微微点头,有时候嘴角会动一下。
第七天,她忽然开口说:“满囤,我想喝粥。”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连忙去厨房熬了一锅小米粥,加了红枣和红糖。她喝了小半碗,放下碗说:“满囤,我想通了。孩子没了,是命。可咱们还得活下去。”我点头:“对,对,活下去。”
从那以后,苏玉屏慢慢恢复了。她又开始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脸上也有了笑容。可我知道,那道伤疤还在,只是被她藏起来了。
第七章 扎根
1992年,晚晴五岁了,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镇上的幼儿园一学期学费要三十块钱,我咬咬牙交了。苏玉屏说:“女孩子也要读书,不能像我一样,两眼一抹黑。”我说:“你放心,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让晚晴上学。”
同年,苏明义的身体开始不行了。他年轻时落下了胃病,年纪大了越发严重,经常疼得直不起腰。冯桂芝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跟苏玉屏商量,要不搬回柳河镇吧。苏玉屏犹豫了很久,说:“回去也行,可你在镇上的活怎么办?”我说:“活到处都有,柳河镇也有工地,大不了我跑远一点。”
1993年初,我们搬回了柳河镇。苏明义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看到晚晴,高兴得合不拢嘴,抱着她说:“爷爷的乖孙女,长这么高了。”晚晴懂事,给爷爷捶背、倒水,哄得老人家开心了不少。
可苏明义还是没能撑过那年冬天。腊月初八,他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冯桂芝哭得死去活来,苏玉屏跪在灵前,没有哭出声,眼泪却流了一脸。我跪在她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苏明义走后,家里的担子全落在了我肩上。冯桂芝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苏玉屏虽然能干,但毕竟看不见,很多事还是要靠我。我一个人种着家里的几亩地,农闲时去附近的工地打零工,晚上回来还要编竹筐、修农具,挣点零花钱。每天累得躺下就不想动,可第二天天不亮又得爬起来。
苏玉屏心疼我,跟我说:“满囤,你别太拼了,身子要紧。”我说:“不拼不行啊。晚晴要上学,娘要看病,家里处处都要花钱。”苏玉屏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我去街上摆个摊,给人补衣服、纳鞋底?”我不同意:“你眼睛不方便,摆摊不安全。”她说:“镇上的人我都熟,不会有事的。再说了,我总不能一辈子躲在家里,让你一个人养着。”
我拗不过她,只好答应了。我在街口给她支了一个小摊,上面摆着她纳的鞋底、绣的鞋垫、补好的衣服。她的手艺好,针脚又密又匀,价钱也便宜,街坊邻居都愿意来找她。渐渐地,她的摊子有了固定的客源,一个月能挣二三十块钱。
有一天晚上,她数着挣来的钱,脸上带着笑说:“满囤,你看,我也能挣钱了。”我看着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心里又酸又暖。我说:“你本来就比我强。”她笑着打我一下:“你就会哄我开心。”
第八章 晚晴
晚晴渐渐长大了。她遗传了苏玉屏的清秀五官,眼睛又大又亮,看人的时候忽闪忽闪的,特别招人喜欢。她学习成绩也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上前几名。
可孩子大了,心思也多了。晚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来,闷闷不乐的。苏玉屏问她怎么了,她不说。我问了好几遍,她才红着眼眶说:“爸,同学们说我妈是瞎子,说你是倒插门的,说我是‘瞎子养的’……”
我的心像被刀剜了一下。我蹲下来,擦着她的眼泪说:“晚晴,你记住,你妈不是瞎子,她只是眼睛看不见。她比很多眼睛好的人都聪明、都能干。你爸是倒插门,可倒插门不丢人,丢人的是没有担当。别人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
晚晴哭着点头。苏玉屏坐在旁边,手里纳着鞋底,一言不发。等晚晴回屋写作业了,她才低声说:“满囤,要不……我以后不去摆摊了?免得给晚晴丢人。”我急了:“你说什么呢!你摆摊挣钱供她读书,有什么丢人的?谁要是敢再说三道四,我去找他理论!”
苏玉屏摇摇头:“算了,跟他们计较干什么。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可我知道,她心里难受。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被窝里偷偷哭,肩膀一抖一抖的,却不敢出声。我装作睡着了,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第二天,我去学校找了晚晴的班主任,把事情说了。班主任姓周,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人很和善。她说:“赵师傅,你放心,我会教育班上的孩子的。晚晴是个好学生,我不会让这种事影响她的学习。”果然,从那以后,晚晴再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哭过。
晚晴上高中的时候,成绩更加突出。高考那年,她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苏玉屏捧着那张纸,摸了又摸,问:“是真的吗?晚晴真的考上大学了?”我说:“真的,千真万确。”苏玉屏抱着通知书,哭了好久。
可高兴过后,烦恼来了。学费一年八百块,加上生活费,一年至少要一千五。我这些年攒的钱,满打满算只有两千块,交了学费就没剩多少了。苏玉屏说:“把我的摊子卖了,再跟亲戚借一点,凑一凑。”我说:“摊子不能卖,那是你的营生。我去借。”
我跑了三家亲戚,借了六百块。加上家里的积蓄,总算凑够了第一年的费用。送晚晴去省城那天,苏玉屏站在门口,拉着晚晴的手,叮嘱了一遍又一遍:“在学校要好好吃饭,天冷了多穿衣服,别舍不得花钱……”晚晴一一答应,最后抱住她妈,说:“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让你和爸过上好日子。”
苏玉屏摸着她的脸,笑着说:“妈不要好日子,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我看着她们母女俩,眼眶发热,赶紧转过身去假装收拾行李。
第九章 守望
晚晴上大学后,家里一下子空了。苏玉屏每天还是去摆摊,可回来之后总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我知道她想晚晴,就陪她说话,给她读晚晴寄回来的信。晚晴的字写得好看,信也写得长,说学校的食堂饭菜便宜,说图书馆的书多,说她加入了文学社。苏玉屏每次听我读信,都笑眯眯的,听完还要我读第二遍。
1999年,冯桂芝的身体也不行了。她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不能动,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苏玉屏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只好减少了外出打工的时间,在家帮着一起照顾。我给冯桂芝擦身、翻身、喂饭、端屎端尿,从来不嫌脏不嫌累。邻居们看在眼里,都说:“赵满囤这个女婿,比亲儿子还亲。”
冯桂芝在床上躺了一年多,2000年秋天走了。走之前,她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满囤……娘以前对不住你……说过那些难听的话……你别记恨……”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娘,我不记恨。你好好养病,别想那么多。”她摇摇头,又看向苏玉屏的方向,说:“玉屏……交给你……我放心了……”说完,手就松了。
冯桂芝走后,家里只剩下我和苏玉屏两个人。房子空了,院子也空了,可日子还得过下去。
2003年,晚晴大学毕业,在省城的一所中学当了语文老师。她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了回来,信上说:“爸,妈,这是我挣的钱,你们别省着,想吃什么就买什么。”苏玉屏拿着汇款单,摸了又摸,说:“晚晴长大了。”
第十一章 相伴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苏玉屏都老了。
我六十三岁那年,头发全白了,腿瘸得更厉害了,走几步路就要歇一歇。苏玉屏也老了,眼睛还是看不见,耳朵却越来越背,跟她说话要很大声她才听得见。可她还是闲不住,每天摸索着扫地、擦桌子、喂鸡。我说:“你别干了,歇着吧。”她说:“不干点活,浑身不得劲。”
我们俩的日常生活,简单得像一杯白开水。早上我起来熬粥,她坐在灶台前添柴。吃完早饭,我编竹筐,她纳鞋底。中午吃完饭,她睡午觉,我坐在门口晒太阳。下午她去摆摊,我在家看门。晚上一起看电视——其实是她在听,我在看,遇到好笑的剧情,我就讲给她听。她听完就笑,笑得满脸褶子都挤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会说起从前的事。说起洞房花烛夜,说起晚晴出生时那一声啼哭,说起她在镇上洗衣服把手冻裂了,说起我摔断腿那段灰暗的日子。每一件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些细节我忘了,她却记得。她说:“我看不见,所以都用脑子记着。你哪年哪月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都记着。”
我笑她:“你记这些干啥?”
她说:“记着,才知道自己没有白活。”
2012年秋天,苏玉屏生了一场大病。起初只是咳嗽,没当回事,后来咳得越来越厉害,还发烧。我背着她去镇卫生院,医生说是肺炎,要住院。晚晴接到电话,连夜从省城赶回来,一进病房就哭了:“妈,你怎么瘦成这样了?”苏玉屏躺在床上,还笑着说:“没事,就是感冒,你爸大惊小怪的。”
住院那七天,我寸步不离地守着她。晚上陪床,我就趴在床边打个盹。她半夜醒了,伸手摸不到我,就喊:“满囤?满囤?”我连忙握住她的手:“在呢,在呢。”她就安心了,又睡过去。
出院那天,晚晴要接我们去省城住一段时间,说让苏玉屏养养身体。苏玉屏这回没有拒绝。她拉着我的手说:“满囤,咱们去看看吧。看看晚晴的家,看看怀瑾。”我点头:“好,去。”
在省城住了一个月。晚晴和陆衍之对我们很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怀瑾也黏外婆,天天缠着苏玉屏讲故事。苏玉屏不会讲故事,就给他唱童谣,都是几十年前的老调子,怀瑾听不懂,却听得津津有味。
可苏玉屏还是想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她就跟我说:“满囤,咱们回去吧。城里好是好,可我不习惯。我想咱家那个院子,想门口那棵石榴树,想你编的那些竹筐。”我说:“好,回去。”
晚晴挽留不住,只好送我们上车。临别时,她塞给我一个信封,说里面有五千块钱,让我别省着,给妈买点好吃的。我没推辞,收下了。车子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晚晴站在车站门口,一直挥手。苏玉屏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晚晴长大了,不用咱们操心了。”我说:“是啊,咱们的任务完成了。”
第十二章 承诺
2015年冬天,苏玉屏的身体又出了毛病。这次是心脏的问题。医生说她的心脏功能衰退,需要长期吃药,不能劳累,不能激动。我把她的摊子收了,不让她再去摆摊。她不愿意,说:“我不干活,闲着干嘛?”我说:“你闲着,就陪我说话。我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
她嘴上埋怨,可我知道她心里是高兴的。从那以后,我们俩真正过上了“养老”的日子。我每天推着她去街上走走,去买买菜,去河边坐坐。她看不见风景,我就给她描述——河边的柳树发了新芽,天上的云彩像一条鱼,对面理发店的老板娘换了新发型。她听着,偶尔插两句嘴,说那老板娘以前还找她补过裤子。
2018年,晚晴和陆衍之商量,想把老房子翻修一下。我和苏玉屏都不同意。我说:“这房子住了一辈子,有感情了。翻修了,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苏玉屏也说:“别花那个冤枉钱,房子能住就行。”
晚晴拗不过我们,只好作罢。但她坚持给我们装了空调和热水器,说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不能让老人受罪。这次我没有拒绝。空调装好的那天,苏玉屏坐在屋里,感受着凉丝丝的风,说:“这东西是好,可电费贵吧?”我说:“不贵,晚晴交的钱。”
2020年,疫情来了。晚晴不能经常回来,只能打电话。苏玉屏耳朵背,听不清电话里的声音,每次都是我接了,再把话筒贴到她耳边,大声喊:“晚晴问你身体好不好!”她就对着话筒喊:“好!好!你们别担心!”喊完又问:“怀瑾好不好?学习怎么样?”我再把晚晴的回答转述给她。一通电话,要打十几分钟,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
那一年,我七十六岁,苏玉屏七十五岁。我们的日子,就像门前的柳河水,不急不缓地流着。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和彼此陪伴的每一个日夜。
2022年春天,苏玉屏又病倒了。这次是中风。发现的时候是凌晨,我起来上厕所,发现她歪在枕头上,嘴眼歪斜,说不出话来。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打了120。救护车来得很快,可镇上医院条件有限,又转到县医院。晚晴和陆衍之连夜赶回来,守在ICU外面。
我在ICU外面的长椅上坐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也不睡。晚晴劝我:“爸,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这里我守着。”我摇头:“我不走。你妈在里面,我得等她出来。”
第四天,苏玉屏终于脱离了危险,转到了普通病房。她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不,是感觉到我在旁边,费力地抬起那只还能动的手,摸索着找我的手。我连忙握住。她张了张嘴,含糊不清地说:“满囤……你还在……”
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在,我一直都在。”
她笑了,笑得很费力,嘴角的肌肉不听使唤,可我还是看出了那个熟悉的弧度。她说:“我就知道……你不会走。”
第十三章 余生
苏玉屏出院后,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我买了轮椅,每天推着她进出。她大小便失禁,我给她擦洗、换尿布,从来没有皱过一下眉头。晚晴要请保姆,我不同意:“外人照顾,我不放心。你妈的事,我自己来。”
晚晴看着我花白的头发和瘸了的腿,哭了:“爸,你自己身体也不好,别硬撑着。”我说:“我不是硬撑。我答应过你妈的,要罩她一辈子。现在她这样了,我更不能放手。”
我给苏玉屏洗澡、喂饭、按摩、翻身,陪她说话。她说话不清楚,我就猜。猜对了,她就眨眨眼;猜错了,她就急,一急就更说不清楚。我耐着性子,一个字一个字地问,直到问对为止。
有时候,她会忽然哭起来,像个小孩一样。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满囤……我拖累你了……”我帮她擦掉眼泪,说:“说什么傻话。你是我老婆,什么拖累不拖累的。当年你也没嫌弃我是个穷光蛋倒插门啊。”
她就破涕为笑,用那只能动的手拍我一下。
2023年秋天,晚晴带着怀瑾回来看我们。怀瑾已经十三岁了,个子快赶上他妈了。他推着外婆去河边散步,回来跟苏玉屏说:“外婆,河边的桂花开了,好香。”苏玉屏使劲吸了吸鼻子,说:“嗯,闻到了。跟以前一样的味道。”
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晚晴做了苏玉屏最爱吃的红烧肉,我用勺子把肉捣碎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她。她吃得很慢,但吃得很开心。怀瑾在旁边说:“外公对外婆真好。”晚晴摸了摸儿子的头,说:“你外公外婆,是这世上最好的夫妻。”
苏玉屏听见了,嘴角弯了弯,没有说话。可我知道她听见了,也听懂了。
2024年腊月十六,是我们结婚三十八周年的日子。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我炒了四个菜,开了一瓶晚晴带回来的黄酒。我给苏玉屏倒了小半杯,她抿了一口,皱了皱眉:“辣。”我说:“黄酒不辣,是你好久没喝了。”
她端着杯子,忽然说:“满囤,三十八年了。”
我说:“是啊,三十八年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后悔过吗?”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她老了,满脸皱纹,头发全白了,半边身子不能动,说话也不利索。可在我眼里,她还是当年那个坐在堂屋里、穿着碎花棉袄、辫梢扎着红头绳的姑娘。
我说:“从来没有。”
她的眼眶红了,却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举起酒杯,说:“那,再喝一杯。”
我端起杯子,跟她碰了一下。酒杯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像极了三十八年前那对红蜡烛燃烧时的噼啪声。
尾声
2025年春天,苏玉屏走了。
那天天气很好,窗外的石榴树冒了新芽。她躺在床上,握着我的手,呼吸越来越弱。晚晴和陆衍之守在旁边,怀瑾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
她最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人。她说:“满囤……你做到了……”
然后,她的手松了。
我没有哭。我握着她的手,坐在床边,坐了很久很久。晚晴哭着喊我,我没有应。我只是看着她,看着她安详的脸,想起三十八年前那个洞房花烛夜,她坐在床沿,小声说:“要不……试试?”
我试了。一试,就是一辈子。
苏玉屏走后,我把她的骨灰葬在了后山坡上,那里能看到整个柳河镇,能看到我们家那几间老房子,能看到门口的榴树。我在坟前种了一棵月季,是她生前最喜欢的花。
晚晴要接我去省城,我拒绝了。我说:“你妈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
现在我每天还是过着和以前差不多的日子。早上起来,熬粥,多熬一碗,放在她遗像前面。上午编竹筐,编好了就摆在院子里,等着赶集的人来买。下午去坟前坐一会儿,跟她说说话。告诉她晚晴工作顺利,怀瑾成绩好,家里一切都好。
有时候说着说着,我就忘了她已经不在了。我会下意识地转头,想跟她说什么,才发现身边空空的。
可我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知道,她一直都在。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在后山坡的月季花里,在每一个日出日落里,在我说过的每一句“我罩着你”里。
我赵满囤,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没当过官,没发过财,没出过远门。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倒插门娶了个盲女,守了她一辈子。
可我兑现了我的承诺。
值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