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安系统的通缉档案里，有一类罪犯让民警格外揪心——他们具备专业技能、反侦察能力极强，作案后销声匿迹，成为悬在社会安全上的“定时炸弹”。曾开贵，就是这样一个让警方追查了28年的在逃悍匪。他有个秀气的小名“四娘”，却手持枪支制造多起命案；他曾是荣立三等功的武警战士，却用精准枪法沦为杀人劫匪；他让各地警方累积悬赏超三百万，却至今杳无音信。
1969年8月23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一个普通农家，曾开贵降生了。他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幺儿，上面有三个哥哥姐姐。在重男轻女的年代，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曾开贵从小就备受父母宠爱——哥哥姐姐要下地干活，他却能跟着母亲在家；家里有好吃的，总是先紧着他；即使偶尔调皮捣蛋，父母也舍不得打骂。这份过度的宠爱，让曾开贵从小就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格，容不得半点委屈。
改变曾开贵性格的关键事件，是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情。1987年，18岁的曾开贵与邻村一位姑娘相恋，两人感情很好，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当女方父母得知曾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后，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强行将女儿带回了家，并很快给她安排了另一门亲事。曾开贵几次上门求情，都被女方父亲赶了出来，还被羞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场失恋的打击，让曾开贵性情大变——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讲义气”，变得沉默寡言、眼神凶狠，甚至对家人也时常恶语相向。母亲看着儿子的变化，偷偷抹泪却毫无办法。
1989年，20岁的曾开贵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云南大理武警支队征兵。当时的曾开贵，身高1米7，体态结实，加上练过武术，身体素质远超同龄人。他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成为一名武警战士。离开家时，曾开贵对父母说：“我要在部队干出一番名堂，将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在武警支队，曾开贵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他不怕苦不怕累，训练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射击科目中，他能在50米外精准命中靶心，多次在支队比武中夺冠；擒拿格斗科目，他凭借扎实的武术功底，很少有战友能打过他；野外生存训练，他能在山林里独自生存一周，还能准确识别各种地形。由于表现突出，1991年，曾开贵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荣立三等功一次。支队领导对他十分看好，甚至有意培养他成为军官。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军旅生涯，不仅给了曾开贵荣誉，也为他日后的犯罪埋下了“致命伏笔”。在部队期间，他系统学习了枪支的使用与保养——从54式手枪到微型冲锋枪，他都能熟练操作；他掌握了精准的射击技巧，能做到“枪枪毙命”；他还学会了反侦察技能——如何隐藏行踪、如何消除痕迹、如何观察地形制定逃跑路线。这些本应用来保家卫国的技能，后来却成了他残害无辜、对抗警方的利器。
1992年，曾开贵服役期满。按照当时的政策，城市兵可以由政府安置工作，农村兵则需“哪里来哪里去”。曾开贵不愿回到老家务农，他向战友告别时说：“我不取得成就，绝不回家。”他没有告诉家人自己的去向，带着仅有的退伍费，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没人知道曾开贵离开部队后的两年里经历了什么。直到1995年10月13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当地的持枪抢劫案。当天下午，一名男子在勐海县一家金店门口，持枪抢走了价值10万元的黄金首饰，并在逃跑过程中开枪打死了一名追赶的保安。警方赶到现场后，只找到了一枚手枪弹壳和几个模糊的脚印。根据目击者描述，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7左右，体态结实，开枪时毫不犹豫，动作十分专业”。
警方通过弹壳鉴定，确认作案枪支为54式手枪；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体态特征，很快将目标锁定在了曾开贵身上。当警方联系到曾开贵的家人时，他的父母才知道儿子不仅没“干出成就”，反而成了杀人犯。曾开贵的父亲当场气得吐血，母亲则整日以泪洗面，反复念叨“是我没教好他”。
可此时的曾开贵，早已逃之夭夭。他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警方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协查通报，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更令人担忧的是，从1995年开始，云南、四川、重庆等地陆续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持枪抢劫命案——犯罪嫌疑人都是“一枪夺命、抢钱就跑、不留痕迹”，且作案手法与勐海县案件高度相似。警方通过弹道比对和现场勘查，怀疑这些案件均为曾开贵所为。
这些案件的受害者中，有金店老板、有出租车司机、有普通市民。1997年，重庆一家储蓄所门口，曾开贵（疑似）持枪抢劫了一名刚取完钱的老人，抢走现金2万元，并用枪顶住老人的头部开枪，致其当场死亡。2000年，四川成都一家商场门口，他又持枪抢走一名女子的手提包，包内有现金5万元和贵重物品，女子试图反抗时被他一枪击中胸部，不幸身亡。每次作案后，曾开贵都能迅速消失，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曾开贵的狡猾程度，远超警方的想象。他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从不使用身份证，很少与他人联系；他会刻意改变自己的外貌——有时留长发，有时剃光头，甚至可能做过整容；他熟悉警方的侦查手段，每次作案后都会更换衣物和鞋子，并用消毒液清除身上的痕迹；他还会利用地形优势逃跑，专挑偏僻的小巷或山林逃窜。
警方能掌握的关于曾开贵的线索，少得可怜：一张模糊的侧面照片——照片中的他眼神凶狠，嘴角微微上扬；身高1米7左右，体态中等结实；行走时有“耸肩、外八字、一手插裤兜”的习惯；站立时会“背手、右腿抖动”。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让追捕工作举步维艰。
为了尽快抓获曾开贵，各地警方陆续提高了悬赏金额。2011年，四川省公安厅首次发布悬赏通告，悬赏捉拿曾开贵；2012年，重庆市公安局将悬赏金额提高到20万元；2015年，云南省公安厅联合多省警方，将悬赏金额累积到100万元；截至2023年，各地关于曾开贵的悬赏金额已超过300万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悬赏金额最高的在逃通缉犯之一。
警方还动用了各种高科技手段——通过DNA比对排查可疑人员、利用天网系统追踪类似体态特征的人、对曾开贵可能藏匿的地区进行拉网式排查。可即便如此，曾开贵依旧像“幽灵”一样，没有任何音讯。有民警坦言：“曾开贵是我们遇到过的最难抓的通缉犯之一，他的反侦察能力和隐匿能力，可能比一些专业特工还要强。”
曾开贵的亡命潜逃，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他的老家早已破败不堪——土坯房的墙壁布满裂缝，屋顶漏雨，院子里长满了杂草。由于曾开贵是通缉犯，亲戚们都不愿与他家来往，邻居们也对他们指指点点。曾开贵的父母无法在老家立足，只能搬到女儿家借住。
两位老人今年都已年过八旬，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些年来，他们最怕的就是警察上门——每当有疑似曾开贵的犯罪嫌疑人落网，警方都会联系他们前去指认。有一次，四川警方在成都抓获了一名持枪抢劫犯，外貌特征与曾开贵高度相似。曾开贵的父亲拄着拐杖，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到成都，可当他看到犯罪嫌疑人的脸时，失望地摇了摇头：“不是他。”这样的指认，他们经历了十几次，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带着绝望而归。
“我宁愿他死了，也不想他这样活着。”曾开贵的母亲不止一次这样对女儿说。每当看到电视上播放通缉令，她都会立刻关掉电视，躲在房间里偷偷流泪。她不敢想儿子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更不敢想他会不会再杀人。这种“看不见尽头的等待”，比失去儿子还要痛苦。曾开贵的姐姐说：“爸妈这些年就像活在地狱里，每天都在自责和恐惧中度过。我们只希望他能早日自首，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也给我们家一个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