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的一天夜里，岱庙后院灯火通明。泰安市检察院的几位办案骨干围着一张旧地图，悄声核对下一步行动。墙上的钟指向零点，检察长公丕汉摘下眼镜，低声交代：“明早五点，各就各位。”一句话敲定节奏，谁都明白，这是一局生死棋。

时间拨回到1994年7月。25岁的汪德海依靠假贷款、假进口走私车，卷走两千多万。钱来的快，他便到处“撒糖”，尤其对泰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阎克争更是下重注。阎克争收了两万元，为汪德海的走私车办上本地牌照，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料同年10月，汪德海案线索送到检察院案管中心，公丕汉签下“急办”二字。

阎克争很快落网。审讯室里，他摔杯子、拍桌子，甚至恶声威胁：“我省里有人，看你们能蹦跶几天。”口气嚣张到极点。检察官照录不误，材料直送公丕汉案头。公丕汉阅毕，只留下一句：“依法来。”

阻力却不是来自嫌犯，而是市委一把手胡建学。胡对外高唱“泰安无腐”，对内却拿出“四不准”——不准立案、不准采取强制措施、不准向上级汇报、不准下基层取证。市公安局长李惠民更派三名便衣盯死检察院。

正常办案路径被堵死，公丕汉决定“曲线救国”。1994年10月6日凌晨，他让司机沿小路七拐八绕冲往济南，直接向省检察院检察长赵长风作口头汇报。赵长风当场表态：“立刻立案，泰安牵头，省院背书。”

有意思的是，省里“尚方宝剑”一到，胡建学又做起“和事佬”，成立所谓“三人领导小组”，试图继续卡口。公丕汉心知肚明，一纸批复揣进怀里，回到泰安，只对同事们说了八个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为什么这个退伍军人如此执拗？答案得从1965年说起。那一年，19岁的公丕汉考入铁道兵学院，五年后随部队钻山打隧道，零下十几度也不脱岗。部队教会他一句口号——“国家的事，再苦也干”。转业后，他在组织部、县委一路摸爬滚打，1990年接任泰安市检察院检察长。别人调侃他“养猫专抓耗子”，他却乐呵回应：“当检察长不办案，跟哑炮有什么差别？”

1995年1月19日，省检察院挂牌成立“1·19”专案组，十部手提电话、六辆车直接配给，公丕汉挂名总指挥。当天，市委副书记孙庆祥、秘书长卢胶青被监视居住；五天后，公安局长李惠民落网。

李惠民老家在肥城，检察人员搜出高级毛毯七十余条、茅台一百七十四瓶，各类奢侈品堆成小山。阎克争的账本、胡建学的股票、孔利民的金饰，都顺藤摸瓜浮出水面。有人私下嘀咕：“这哪是老虎窝，简直泰山脚下一座藏宝洞。”

审讯阶段最难啃的骨头是胡建学。七天对峙，他一直紧闭双唇。第八天凌晨两点，他忽然低头叹气：“算了，写吧。”笔录显示，他受贿股票10.2万股、美元1.46万、港币3.5万、里拉40万、人民币9.81万，另有各类礼品若干。

1996年7月1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胡建学、卢胶青、孔利民死缓，孙庆祥、徐洪波无期，李惠民死刑立即执行。泰安市“六虎”悉数落网，持续两年的拉锯战就此收官。

判决当天，泰城街头天色闷热，却静得出奇。群众看着公告栏里的判决书，议论不多，只有人说：“这回真砍到了根。”检察院楼里，公丕汉没有出席庆功，他带队整理卷宗，筹备下一步“预防经济犯罪疫苗工程”。三个月后，反贪成果展览在泰安公安礼堂开放，参观人数破十万。

1996年5月，公丕汉被山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联合表彰为优秀转业干部；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他记一等功。荣誉接踵而来，他却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反腐没有句号，只有省略号。”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他在组织部安稳养老，或者改行当工程师，泰安这场“大手术”未必能成功。严寒隧道里练出的耐力，让他撑过600多个压力山大的日夜；昔日军营讲的“服从大局”，如今变成了“服从法律”。

多年后，办案笔记里那行铅笔字依旧清晰：“人民把刀递给你，就得敢出鞘。”这也许就是公丕汉在泰山打虎留下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