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维

柯军先生是当代昆曲名家，曾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等多项殊荣，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他以“素昆”理念独树一帜，倡导重精神、去繁饰的昆曲表达，以最传统抵达最先锋之境。时人多知他在舞台上的建树，却少有人留意，他在曲事之外沉心篆刻，且造诣深厚。

柯军先生曾坦言，早年耽于篆刻的他，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昆曲清寂，心中略存隐忧，便以铁笔治印鬻粥，为自身多留一途。这份朴素的初衷让篆刻成为他案头朝夕相伴的长物。只是当年那份现实的思量，终究未演为专职谋生之途；随着昆曲事业日进，他的篆刻更趋纯粹，纯为寄情言志而作，与他的昆曲人生相映成趣。

柯军先生于昆曲，一生守的是清雅本真，只把最纯粹的文心与气韵，唱给懂的人听。这般于喧嚣中守静的品格，一旦移入印石之间，便化作刀笔下的从容。也正因如此，他的篆刻自与旁人不同，藏着戏里的风骨、人生的坦荡。

揆诸当代印坛，印人往往着力于印面形式之经营，冲切披削备极华赡，却不免轻慢了文字本身的内涵。柯军先生不然，其印最显著的特点恰是主题性创作。他治印必先重文本，以文意统领章法。明人甘旸《印章集说》有言：“印之所贵者文，文之不正，虽刻龙镌凤，无为赏奇。”古来印家之旨，皆以文为先，方寸印面不过是承载文心之器。柯军先生的这一路径无疑与文人篆刻的审美理想遥相呼应。《印史》以史传人物为题，史笔与刀笔相融；《谷园印谱》取张炎《山中白云词》入印，词意与印风相契；《研山印草》以古文名篇为纲，逐句刊刻。彼时的篆刻，是案头清玩而非炫技之具，所谓“石言情”是也。柯军先生“印从昆出”，让篆刻回归文人案头雅玩的本真状态，恰是对传统篆刻精神的自觉回归。

韩愈论张旭草书云：“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柯军先生治印亦是如此，他以曲中情、戏中意形诸石上，使印之风格恰合曲之精神。刻《千金记》，他取玉印之法，温润华美、金声玉振，与戏中雍容气象浑然相合；刻《宝剑记》，则用悬针篆一类挺劲线条，锋棱爽利、笔直如剑，暗合英雄肝胆与剑气锋芒；刻《夜奔》，线条纵横排奡、疾涩相生，刀笔间尽是苍凉急行之态，直写林冲风雪夜奔的孤愤与仓皇；刻《泛湖》，又以婉转流转之笔，模拟水光潋滟、烟波浩渺，字态如波，意境悠然。一方印，便是一出折子戏；一刀一笔，皆为剧情与心境而生。

在柯军先生心中，篆刻是昆曲精神的外化。唯有刀意与曲意相通，印章方有魂魄、有生气。他的这份坚持近乎偏执，却尽显一位艺术家的清醒与自信。在当下多以技法相标榜的印坛，这种忠于自我、不妥协、不迎合的态度，恰是传统文人最可贵的风骨。

柯军先生之所以能做到意与法合、随心运化，离不开长期积累的篆刻功底。他对篆刻源流、篆字变化、印式特点熟稔于心，既有印史素养，又有扎实的手上功夫。明其源，才能通其变；熟其技，方能从心所欲。因此，他可以不拘泥于某家某派，而是依据戏文选择合适的形式。这样的素养与能力，已非寻常泛泛涉猎者可比，足见其在篆刻一道上的沉潜与用功。

从早年聊以自济的现实思量，到如今纯粹寄兴的精神追求，柯军先生篆刻最动人的价值，正在于它最终归于非功利的本心。职业篆刻家，多以印为业，以艺谋生，不免要迎合时风，竞逐奖项，心思既在此，便容易忽略艺术本身的修养。柯军却不同，他以昆曲为本业，篆刻只是余事，可进可退，随心而作。

艺术的高境界，往往是业余状态下的专业。“业余”并非不专业，而是不为职业所困，不为市场所役，保有一份自由与从容；“专业”则是功力扎实，修养深厚。古之文人艺士，本无“职业艺术家”一说，皆以余事作书画、治金石，正因为是“业余”，反倒成就了艺术的纯粹与高格。柯军先生的篆刻，恰是走了这样一条路：以业余之心，行专业之实。这或许是柯军篆刻最难得的意义。他于方寸之间分朱布白，在戏梦人生出将入相。刀笔之下，是不为名利所缚的清雅真诚；石痕之中，是不为时风所移的文人本真。在日渐重技轻意的当代印坛，柯军先生以印铭昆，不仅刻出了一方方有温度、有灵魂的印，更悄悄唤回了一种久违的、文人艺术的本真状态。

本文作者：陈维，“凤凰艺评”专栏评论家，博士，副教授、硕导，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苏十佳青年书法家，南京印社副秘书长，江苏省直书协副秘书长，“金陵陶印”非遗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