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7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静得只剩下秒针的轻响。窗外，一架运输机掠过黄浦江上空，带着浑厚的轰鸣声渐渐远去。病榻上的刘亚楼微微侧头，像是在追随那熟悉的节奏——这位55岁的空军司令，已听了大半辈子的发动机声，却知道自己再也追不上那抹航迹了。

回想半年多前，1964年夏天的北京，他仍旧在空军司令部院子里走动。两米来高的银杏树下，他对警卫员说要再移来一批树苗，“以后小家伙们有荫凉可坐”。这是随口一句，却让许多年轻飞行员记了一辈子。谁都看得出，他当时的面色已显蜡黄，可工作安排依旧排得满满。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访罗马尼亚时，他随团前往；回来后，母亲河边的秋风吹在他清瘦的肩头，连路边哨兵都看出他的疲倦，可他只说“没事，先把汇报材料写完”。

妻子翟云英是一名军医，对丈夫身体的变化最为敏感。几次劝他去检查，都被一句“先把空军今年训练计划搞定再说”挡了回去。她只得暗中求助，找到副参谋长姚克佑打电话“施压”。电话挂断，刘亚楼笑着摇头，却还是应允去协和医院拍了片子。检查报告写着“右叶及肝门多发阴影”，那一刻所有人都在心里把这四个字译成了两个字——肝癌。

领导的批示接踵而至。毛泽东一句“赶快治，哪里条件好就去哪儿”，让医疗组迅速扩容。可就在同一天，刘亚楼却绕道门诊部后面，跑去看新建的营房工地。他掀起军大衣下摆，指着图纸跟工程师讨论采暖管道的走向。上海方面也在联络，华东医院具备放射治疗条件，他才被半哄半劝地送往南方。

飞机抵达上海那晚，江面雾气弥漫。他执意下机前给北京打了通电话，问参谋长无人机防御研究的进展。此前10月，美制无人侦察机屡闯华南，他领着技术组琢磨电侦、追击、夜战，无人机在湛江被击落的那一夜，他就站在指挥车外仰头看火光。事后写成万字报告，27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批“很好”。

住进病房后，各路专家接力会诊，保肝针、放疗机轮番上阵，他却天天把参谋带来的文件摊在床头柜，护士一瞥，密密麻麻全是作战空域划分、飞行员夜航训练数字。周恩来四月中旬来探视，看着病人虚弱的脸色心里发紧，却被他先开口“总理放心，治好了还得回北京”。不想几天后病情急转直下，弥漫型肝癌的诊断纸冷冰冰摊在桌面上。

从那天起，他仿佛和时间赛跑。广州、沈阳两大军区空军主官被轮番叫到病房，深夜灯光不灭，病榻俨然成临时指挥所。医生劝他少说话，他摆摆手，只留一句短短的“要快”。秘书记下数十页笔记，后来整理成《空军训练与装备若干设想》，成为此后多年空军建设的重要参考。

治病见效甚微，疼痛却与日俱增。输液一挂就是七小时，他不肯翻身，怕针头滑脱浪费药水。夜深，病房隔音尚好，但走廊里仍能听到值班护士低声议论“真是铁打的汉子”。他闭着眼，嘴角微扬，似乎仍在空中盘旋。

儿女们远在北京学校里，写信央求想来看看。翟云英向他转达，他只说：“让孩子们多读两本书。”这一句对话短得可怜，却像闸刀，把思念截断。4月最后一天，他神智稍清，翻看一封刚到的家信，信纸被他捻得起皱，信末贴着孩子们在司令部院子的合影。照片边缘已经卷翘，这才是他深夜握在手里最久的“机密文件”。

5月初，病情进入尾声。清晨，护士为他擦拭身体，听他念叨“天亮了，该起飞了”。翟云英含泪握住他冰凉的手，他吃力地说出那句让她多年后仍心头作痛的话：“那年你住院，我只让人捎去两箱苹果，你怪我吧？”翟云英泣不成声，只能轻轻摇头。对话不过寥寥，却把夫妻二十年聚少离多的辛酸全部点破。

军中流传一句话：要看人民空军是怎样建起来的，去翻刘亚楼的行军背包。红军时期他在长征途中就学俄语，后来留苏深造；抗战岁月里，他指挥空军志愿队支援东北，悄悄记下每一次起降数据；1949年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除去枪林弹雨，还有从零起点的制度、后勤、训练，样样都得亲自敲定。某种意义上，他是“飞机场上的工程师”，也是空战战术的设计师，更是空军政治工作的启蒙导师。遗憾的是，天不假年，55岁就被病魔夺走。

5月7日傍晚，医院吊起黑纱，哨声响彻长廊。噩耗传到北京，合成大楼里的电台话筒一瞬间禁声。周恩来自追悼会后对翟云英说：“亚楼太早离场，蓝天又缺了根梁。”这句肺腑之言，胜过千言万语的挽联。中南海的批示很快发出——大将规格，最高哀荣。送行那天，雨丝如线，空军礼兵举枪行举葱茏的银杏林，树叶微颤，仿佛在回应曾经那句“给下一代留点绿”。

许多年过去，空司大院的银杏已成荫。每到秋天，飞行学院的新学员会在树下合影，照片后标注着“刘司令植”。相纸泛黄，人们却记得那位开国将军在病榻上最后的叮咛：要做“正直的大写的人”。一位把生命写进蓝天的老兵，终究离去；可他曾经的托付，连同那片金黄，还在静静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