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网友这样回答的：
我们来仔细探讨下：
历史上有个很耐人寻味的对比：同样是热衷于对外开疆拓土的皇帝，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南平交趾，顺带还建北京、疏通漕运、派遣郑和下西洋，桩桩件件都是耗费巨大的工程，可明朝不仅没垮，反而国力蒸蒸日上，为后来的仁宣之治打下了底子。
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修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看着做的都是同类型的大事，却硬生生把一个刚统一不久、家底雄厚的隋朝折腾到灭亡。
很多人聊起这段，总爱说杨广是昏君、太急功近利，朱棣是明君、懂得分寸。这种说法听着合理，其实停留在很表层。坐在皇位上的人，谁不想建立流传后世的功业？俩人的差距，不是野心大小的问题，是对待战争与巨额开支这件事的运行逻辑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依托战争搭建可以持续回血的资源循环，一个是持续单向投入，把整个国内社会当成耗材不断消耗。时间拉长，结局自然天差地别。
先看打仗的回报设计
朱棣对外用兵，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为了炫耀武力，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会配套稳定的制度，持续产生收益。
五征漠北，他的目标不是把蒙古各部赶尽杀绝。永乐七年，朱棣分别册封瓦剌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利用册封让蒙古内部各方互相制衡，谁主动南下劫掠、破坏边境秩序，明军才出兵打击，打服之后就停止进攻。
永乐八年第一次亲征，明军在斡难河击溃本雅失里主力，随后又击败阿鲁台部，阿鲁台被迫向明朝称臣，按制度每年进贡马匹，明朝则回赐茶叶、丝绸和粮食。
愿意归顺的部落，朝廷都给予正式册封，允许他们定期朝贡，在边境定点开设互市。到永乐中后期，蒙古各部每年通过朝贡送到北京的马匹有数万匹，既稳定补充边防军队的战马来源，大同、宣府这些边境城镇，也慢慢成为南北货物交易的枢纽，商税逐年稳定增长。
边境秩序安定之后，沿线百姓不用时刻躲避骑兵劫掠，可以安心耕种放牧，人口稳步增长，粮食产出提升，朝廷常规赋税自然跟着增加。
南征交趾，永乐五年明军平定安南胡氏政权，正式设立交趾布政使司，下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余县，这片脱离中原管控数百年的土地重新归入版图。
当地每年向朝廷输送粮食、苏木、翠羽、纸张等物资，粮食产出优先供给当地以及周边卫所，在治理稳定的阶段，不需要内地长途转运大量粮饷去补贴驻军，还能向内地输送特色物产。
哪怕后来交趾再度脱离，在朱棣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这片土地是持续向王朝输送资源的区域。
还有后人争议很大的下西洋，也不是单纯花钱换名声。郑和船队携带大量中国手工业品出海，换回香料、苏木、胡椒等海外特产。
这里要厘清一点：永乐朝并没有在永乐九年就正式用这批胡椒苏木常态化折抵官员俸禄，苏木胡椒折俸成为制度，是明仁宗登基之后才推行，永乐年间更多是用来赏赐官兵、勋贵，消化海外带回的物资，间接减轻国库的现金、粮食支出。
南洋二十多个国家随船队遣使入贡，依托朝贡贸易体系，朝廷也能获得稳定的物资收益。这些收益，很大程度上补贴了北征、营建北京的大额开销。
朱棣这一系列举措，不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投入和回流形成了可以运转的循环。开销体量确实巨大，但国库始终有多元的进项托底，不会短时间被彻底掏空。
反观杨广的三征高句丽，从顶层规划里，就没有收益设计。他想要的，只是高句丽国王当面臣服，承认隋朝的宗主地位，打造万国来朝的帝王声望。攻下之后如何就地治理、如何调动当地资源反哺国内，整套方案是缺失的。
大业八年第一次征伐，杨广调集了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名在册作战士兵，加上运送粮草的民夫，动员总规模超过三百万人。
宇文述率领的九路大军共三十万五千人，渡过鸭绿江深入平壤，最终粮草耗尽、落入对方圈套战败，退回辽东城时只剩下两千七百人，军资器械几乎全部损失。
来护儿率领的四万水军登陆平壤城外，遭遇伏击，生还者不过数千人。数十万士兵埋骨辽东，没有拿到任何可以长期利用的资源。
只间隔一年，他就发动第二次征伐。当时国内已经出现小规模的农民反抗，这一信号没有改变他的计划，征兵、调集粮草的工作照常推进。
大军刚刚围困辽东城，后方督运粮草的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叛乱，直接切断前线粮道。杨广连夜下令撤军，营垒、帐幕、器械、堆积如山的粮草全部遗弃，物资白白留给高句丽，再次承受巨额损失。
第三次征伐更能看出目标的空洞。大业十年，全国范围内的反抗已经接连爆发，杨广依旧强行集结军队北上，大量被征调的士兵在赶路途中逃亡。
高句丽也长期作战疲惫，国王高元派出使者送来降书，同时送回之前叛逃到高句丽的隋朝官员斛斯政。杨广接受降书，认为已经达成目标，随即班师。回到洛阳之后，他征召高元入朝觐见，对方始终不来，之前口头承诺的归还人口、划定边界等约定全部落空。
三次举国动员，耗尽开皇年间积攒的储备，最终只换来一句口头臣服，没有新增稳定控制的土地，也没有长期收益，属于完全的消耗型战争。
更难补救的一点，是杨广没有配套渠道填补国库亏空。高句丽方向没有回报，国内生产秩序也没有得到修复，修运河、建东都、四处巡幸的工程还在叠加，开支持续走高。国库储备见底之后，只能依靠加征赋税维持运转，预征未来年份的赋税，不断压缩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
可能有人会说，大运河是功在千秋的工程，不能全盘否定。
大运河本身长远的经济价值毋庸置疑，后世长久依靠这条水道完成南北物资转运。但评估古代大型工程，不能只用千百年后的价值，忽略工程同期民众的承受极限。
就像普通家庭筹划建房，本身是改善生活，可积蓄有限，同步叠加多项大额支出，不断透支人力财力，逼迫家人无休止劳作，整个家庭很容易走向崩塌。
杨广的问题不在于开挖运河这件事本身，而是把修运河、营建东都、三征高句丽、修筑长城这些重度消耗民力的项目，全部压缩在短短七八年时间集中铺开。
大业元年，杨广下令开挖通济渠，征调河南、淮北民工一百多万人，从洛阳到盱眙一千多里河段，要求数月之内完工。同年征调淮南民工十万开凿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
大业四年，再征河北男女民工一百多万人开挖永济渠，引沁水向南连通黄河，向北直达涿郡，史料明确记载男丁已经不足征发，于是役使妇女。工期持续高压，沿路不断有人累死、病死。
同期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征调壮丁两百万人，服役人员伤亡过半，运送死者的车辆在道路上首尾相连。
大量壮劳力被抽调去河工、兵役、宫城营建，田地缺少人手耕种，大片耕地抛荒。对当时的百姓而言，运河还没有带来商贸、运输的便利，最先承受的就是骨肉分离、过劳死亡。再宏大的工程，如果以底层民众无法生存为代价，对于当下的王朝统治，就是致命负担。
两套方案里，民力调配的节奏和底线把控，差距十分明显。
朱棣用兵、推进大型工程，始终控制节奏，不会一次性透支全部人力储备。五次北征前后跨度十四年，两次出征之间最少间隔一两年，最长间隔五年。
每次战事结束之后，留出时间让边境恢复畜牧、农耕，内地民众恢复生产。兵力征调优先动用京营精锐和边境卫所，不在全国大范围强行抽调普通民丁从军。
明朝卫所制度下，军士日常屯田耕种，永乐元年官方统计的屯田子粒为两千三百四十余万石，这是屯田上交粮仓的粮食，不是全部总产量。
边防粮饷很大程度自给，不需要内地远距离转运海量粮食供给军队，对民间正常生产的挤压相对有限。
他会主动观测民生底线，地方遭遇灾荒，及时减免赋税、开仓放粮。永乐元年，苏松、浙江一带爆发特大水灾，百姓流离，朱棣派遣户部尚书夏原吉前往治水，调动十几万民工疏通河道。
水灾过后当地又逢饥荒，朝廷发放粟米三十万石赈济，同步减免当地赋税，给灾民留出恢复的空间。永乐十九年，北京新落成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遭火灾焚毁，朱棣借机下达罪己诏，暂停各类非紧急工程，减免当年全国一半田赋，给社会留出缓冲空间。
他清楚，只要大部分百姓还能维持生存，就不会冒着族诛的风险起兵对抗朝廷。所以他在位二十多年，尽管大动作接连不断，始终没有爆发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民变。
杨广对民力的调度，没有预留缓冲空间。大业七年，杨广下令在东莱海口赶造三百艘战船，工匠昼夜立于水中施工，腰部以下皮肤长期浸泡溃烂、生蛆，死亡比例接近三四成。为向前线输送军粮，征调几十万民夫推独轮车从江淮赶往涿郡，路途上千里，路途消耗巨大，很多民夫倒在半路，粮食还没能送到军营。
多重徭役、兵役叠加，当时全国接近三分之一的壮丁脱离农业生产，留在乡村的老弱妇孺无力完成耕种。粮食产量大幅下滑，官府的征税任务却没有降低。
大业七年，山东、河南爆发大水，三十多个郡受灾，官府没有组织大规模赈灾，依旧催收为征伐高句丽准备的粮赋。走投无路的百姓，在王薄带领下在长白山起义，传唱《无向辽东浪死歌》，不愿远赴辽东白白送死，短时间聚集数万人。
反抗兴起之后，杨广没有从赋税、徭役根源调整政策，只依靠军队镇压，镇压只会催生更多反抗力量，动乱快速蔓延各地。等到局势失控，隋朝的统治根基已经腐蚀。
还有一层区别，是行动背后，能不能让不同阶层共享收益。
朱棣推进的一系列举措，红利不是皇帝一人独占，不同群体都能获得对应的回报。名将张辅永乐四年领兵出征交趾，平定胡朝之后晋封英国公，之后又三次重返交趾平定叛乱，一生四次前往安南，爵位世袭，成为明代地位顶尖的武将家族。
下西洋的船队官兵，每次返航都会得到朝廷钞币、布匹赏赐，永乐九年郑和第三次返航，朝廷一次性赏赐两万多名官兵。文官依靠地方治理的政绩获得升迁机会，商人可以依托边境互市、远洋贸易寻找商机。
普通百姓虽然承担赋税徭役，但边境安定，不再常年遭受劫掠，生活环境趋于稳定。归顺的蒙古部落首领，也可以拿到册封、朝廷赏赐，愿意维持和平秩序。
这套结构里，多数群体可以找到自身利益的落点，大家愿意维持这套秩序，即便存在不满，也不会走向推翻王朝的选择。
杨广的大业规划，核心服务于他个人的帝王声望，各个阶层很难从中拿到稳定好处。他在位期间，先后诛杀高颎、贺若弼、宇文弼这批开国重臣，持续打压关陇贵族群体，削弱世家权力。
杨玄感叛乱的时候，四十多名贵族子弟主动投奔，上层集团离心倾向已经非常突出。底层士兵远赴辽东，伤亡惨重，立功封赏稀薄，战败还要承担罪责；百姓承担最重的劳役赋税，看不到生活好转的希望。
统治后期，杨广身边只剩下擅长逢迎的近臣，愿意实心办事的人越来越少。起义势力席卷天下，大量地方长官直接开城投降，或者就地起兵。
最后，他信任的禁军统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杨广在江都被缢杀。帝王落到众叛亲离，根源不在于志向不够宏大，而是整个计划里，缺少其他人的利益位置，所有人只能承受损失与苦难，没有人愿意长久追随。
读到这里，不难明白，这一段历史对比，不是简单给两位皇帝评定好坏，而是可以提炼出可迁移的判断逻辑。
不管治理一方、带领团队，或是经营家庭，拥有目标、想要做成大事本身没有问题。但不能只盯着最终目标，忽略资源来源、人力承载上限，以及参与者的回报分配。如果只有主导者收获名望，其余所有人持续付出、持续受损，这件事很难长久维持。
做事的节奏同样关键。有价值的目标扎堆同步推进，好事也会变成灾难。给参与的人留出喘息恢复的窗口，才保留调整纠错的余地。急于求成，透支根基，很容易全盘倾覆。
朱棣和杨广的差距，不是单纯军事水平高低，也不是初始家底厚薄。一个把战争、大型工程当成维稳增收的手段，每一步都配套资源回流和利益分配。一个把功业当成唯一目标，所有人力物资都单向消耗。轰轰烈烈的表象之下，社会承载能力的边界，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