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九月的一天傍晚，北京协和医院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推开病房门，轻声对病床上的老人说：“老郭，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老人微微欠身，摇头：“总理，没事，您放心。”这位头发斑白、身形清瘦的病人名叫郭寿生。距他上一次正式同党组织并肩工作，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郭寿生生于1900年，闽侯人。若只看早年履历，这位海军军官的人生可用“少年得志”来形容：1916年，16岁的他以福建第一名考进烟台海军学校；五四风潮席卷校园，他冲在最前面，曾因组织游行被记过，却因此与李之龙等人结下莫逆之交。新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成了他课余的全部阅读。

1920年春，他在北京大学旁听时进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拜王荷波、恽代英引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再转为中共党员。短短三年，便成长为山东海军学生运动的骨干。《新海军》月刊由他一手创办，这本薄薄的刊物在当时海军青年中犹如点燃星火。

大革命高潮中，郭寿生被调往上海。1927年初，他与周恩来第一次面对面，隔着一张旧木桌，两人讨论如何策反“建威”“建康”两舰。周恩来当时寥寥数语：“海上若亮灯，江面就有希望。”一句话点明兵运要义。沪上起义失败后，大批同志牺牲或失散。为了保存火种，郭寿生遵命潜回南京，化名隐入国民党海军体系，从此与组织的公开联络被迫中断。

漫长的二十年里，他在海军部编译处、海军电雷学校辗转。职务不高，却深埋根须。外界只知他爱写文章，《中国海军》月刊的社长一职似乎安稳；不知他暗里暗访，夜半抄录公文，为我党提供最珍贵的一手情报。国民党特务几度盘查，他靠闽系背景和严谨作风躲过。每一次擦肩生死，都逼他更小心更沉默。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共中央决心撬动长江防线，海军策反成为重中之重。李克农、杨尚昆向周恩来请示派谁出面，周恩来几乎未加思索：“该把老郭请回来了。”一纸暗号通过上海地下党送至南京。深夜，客人推门而入，“周恩来同志请你归队”。郭寿生听罢，喉头发紧，只答了七个字：“请党分配任务。”

他的第一要务，就是联系老同学林遵。林此时是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手握长江口几十艘主力舰艇。如果愿意调转炮口，解放军的渡江行动将少流不少血。郭寿生与林遵在烟台同窗，又同在“新海军社”干过地下宣传，情分极深。见面那晚，两人对坐，一盏昏灯，半盏苦茗。郭寿生开门见山：“老林，山河前景，只剩两条路。”林遵沉默良久，低声一句：“我愿跟人民走。”这一刻，二十一年潜伏的意义尽现。

随后数月，上海地下党、林亨元、何友恪等多方联手，协助林遵安插可靠军官，稳住舵手。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炮火压境，第二舰队悄然调转炮口，举帜起义。长江天堑，一夕失险。南京解放节节加速，人民海军的黎明随之而来。

战后，郭寿生随部队进驻南京。华东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组建时，他被推为副主任。那一阶段，他夜以继日撰写《海军装备初步设想》《近海防御节点分析》等多份报告，为新生海军提供蓝图。1955年授予三级解放勋章，他却笑称：“我的功劳簿，战友写就。”

生活里，郭寿生从不摆资历。福州老家的屋子狭小简陋，孩子们上学买布票他都要精打细算。大女儿郭丹珊回忆，他常说：“节省一点，多买几本书。”外人不明白，他的简朴和谨慎，源自多年潜伏的习惯，也源自对国家财政的珍惜。

1961年的那次住院，周总理由外事活动的间隙赶来，看望这位久未露面的老部下。病床旁的对话不长，却凝缩了信任。总理走后，护士问他为何不提困难。老人摆手：“能不添麻烦就别添，我们当年信革命，可不是为了自己。”

两年后，研究委员会撤销，他回到福州，在广积营海军大院静养。旧同学探望，他谈的最多仍是海疆安全、军港建设；而对个人过往，寥寥几句带过。1967年3月，这位曾在惊涛骇浪中周旋一生的海军老人安静离世，终年六十六。

2015年，女儿将父亲留下的手稿、旧舰图、斑驳望远镜一并捐给福州市档案馆。陈列柜里那本泛黄的《新海军》创刊号，封底写着他的亲笔批语：“海无常势，国有恒心。”许多人这才逐渐知道，人民海军的破浪之旅，起步时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