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初的上海滩谜案：无影神盗与他的红桃印记（二）

书接上回。

华商创办于民国初期，算得上是一家老牌企业了，但解放前几乎都资不抵债了，上海解放后，华商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迅速恢复了电力供应，但经济状况还是不大乐观的。

　　因为不乐观，所以华商一直都在节约成本，对工作服的管理也非常严格，抄表班有工作服、工作包，是发到每个抄表工手里的，可是每人只有一套，下班后，这套工作服就挂在更衣室里，上班后换上，出去抄表，到了下班时间就换下，每周末下班前可以洗干净，晾到周一来上班时再穿。

警察过去调查时，抄表班十七位成员个个穿着工作服。问下来，这天他们没有出去抄表，都待在厂里整理数据，准备报到财务室去结算电费。他们互相作证，上班后谁也没有离开过，都穿着自己的工作服。

　要知道，康太太和赵妈说得清清楚楚，强盗是穿着南市电灯厂的工作服、挎着南市电灯厂的工作包登门的。她们在这边住了多年，虽然抄表工每月只登门一次，要说脸孔不一定认得清，但南市电灯厂的工作服肯定是认得准的。既然康太太和赵妈说强盗穿着南市电灯厂的工作服，那出处肯定在华商这边。抄表班没有，那仓库里是不是有尚未发放出去的工作服和工作包。

　　仓库管理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姓王，当下，小王把他经手的账目拿给刑警过目，还请刑警去库里查看了库存的工作服、工作包，账物数据果然相符无误。

　　专案组开会一碰头，商量下来大家一致认为，这工作服、工作包肯定是存在的，一般说来也肯定是从华商那里流出来的，因此这条线索，不能放弃。于是辛强决定次日自己去华商再度调查，其余三人则去第二起抢劫案的受害人和邻居那里查摸线索。

　　12月2日，上午八点，辛强来到华商公司。

　　那时的私营企业，是不设专门的保卫部门的，只有看守厂区几道大门的门卫。电厂是雷打不动的三班制作业，一年到头昼夜开工，所以各个车间、部门都时时有人待着，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辛强来到华商电厂是由厂部一个姓马的高管出面接待的。

　　马先生对于警察的去而复返觉得不可思议，意思是昨天不是已经调查过没有任何问题吗，辛强说，抱歉得很，因为劫匪昨天作案时穿的那套行头肯定是从你们华商流出来的，因此今天我必须和所有的的抄表员逐个单独谈谈。

　　抄表班今天有九人在厂里，其余的都出去抄表了。辛强在马先生的陪同下，先去更衣室转了转，马先生表示，更衣室平时一向门窗紧闭，门是上锁的，钥匙由班长掌管，别说外人了，就是抄表工要进去也得向班长要钥匙。

这样一来，就排除了有人偷偷摸摸混进去捞一套行头出去作案的可能。接着辛强就开始找人一一谈话，先从班长谈起。据班长说，昨天上班前，全班十七人都已经到厂了，去更衣室换上工作服后，因为不出去抄表，就都去了办公室。一直到下午刑警赶去调查，也没有人离开过厂区。

　　这样，一直谈了七人，内容都是一样的。辛强寻思看来得改变一下询问方式了，这时候迎来了第八个。一个年过五旬的小老头儿，姓周，是华商资深抄表工了。辛强改变了谈话方式，干脆把昨天发生的那两起案件的大致情况对周师傅说了说，然后请他站在警察的角度想想强盗的那套行头是从何处获得的。

　　周师傅毫不迟疑地表示：“那肯定是从我们家搞到的嘛!”

　辛强道：　“可现在调查下来，你们厂的抄表工行头没短缺，也没流出去过呀，仓库我们也查过了，也没有流出去过的”。接着辛强递给周师傅一支烟。

　周师傅道抽了两口，沉思片刻，忽然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肯定是那套行头了——瞎子的那套”。

　辛强连忙请教是怎么回事。周师傅介绍说，“瞎子”当初是和他一起进南市电灯厂当抄表工的，比他大三岁，名叫陈大根。他并非盲人，但因为其母亲天生双目失明，所以人们都称他“陈瞎子”，简称“瞎子”。打小大家就这么称呼他，所以陈大根也习惯了。

陈大根嗜酒，更喜欢吃肥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到四十岁就患上了高血压，心脏也不大好，所以在半年前陈大根就出事了。

　　那是6月下旬，正那天陈大根一上班就说不舒服，班长就说，那“瞎子”你就不要出去抄表了，留在厂里填写表格吧。陈大根想了想却说，还是去抄表吧，因为出去抄表有补助，没想到这一去就出事了!途中，陈大根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头破血流，当场昏迷。

　　当时，正好有一辆解放军的军车经过现场，立刻把陈大根抬上车送到大威医院抢救。那个医生很有经验，一量血压就说这昏迷并非摔破了头流血引起的，而是脑溢血，得马上动手术。这样，陈大根就进了手术室，他那身工作服以及那个帆布包，当时谁也没注意，就扔在一边了。

　　抢救的时候，医院给华商打了电话，公司于是派员前往医院。陈大根属于工伤，公司得承担一应费用。但还是没能挽救陈大根的性命，三小时后他就去世了。

　　公司负责协助陈大根的家属办理一应后事。因为已经解放了，所以还得向家属支付一笔抚恤金。家属提出要让陈大根的儿子进华商工作，公司拒绝，于是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这样一乱，陈大根那身抄表工行头就没人想起了，不知医院方面是怎么处理的。

　　周师傅最后总结道：“如果说我们家有一套抄表工行头流失在外面，那肯定就是陈大根那一套了!”

　　辛强随后立马前往小南门大威医院了解当初陈大根入院的情况。时间隔得不算长，大夫虽然有陈大根诊疗记录，但对于陈大根那套抄表工行头的去向，大家却都说没有印象。辛强就问：“那么，如果碰上这样的病人通常应当如何处置呢？”

　医院表示，衣服最后都是勤杂工处理，接着护士长就尖着嗓子喊“老丁”。这时，一个背脊略显佝偻的中年男子匆匆过来，护士长说这位同志是公安局的，来问那天解放军送来的那个病人身上脱下的衣服是怎么处理的。老丁说：“我是7月7日来上班的，此事是手术室的勤杂工是老德负责，但之前老德因手脚不干净被辞退了。

　辛强就问老丁你知道老德的情况吗，当时像大威医院这样的私营医院，根本没有“人事档案”一说。招工辞工也是高度自由化的，尤其像老德这样的人，是一年前上海不知道是谁介绍来的，医院的大部分医务人员只是跟着别人唤其“老德”，此人究竟姓甚叫甚直到他被辞退时也说不上来。现在刑警要打听他的住址，谁都不知道。

　　辛强于是找财务室调查情况，因为老德领要领薪水，财务要做账吧，做账就得有姓名。财务室给了辛强一个意外惊喜，他们那里不但有老德的姓名，还有年龄和家庭住址。这样，辛强就知道这个已经被辞退的勤杂工大名叫柯俊德，家住上海市榆林区兴隆街裕富坊。

　　下午，刑警何守杰、小冷两人前往榆林公安分局了解柯俊德的基本情况。分局治安股查了查，说兴隆街裕富坊有这个人，派出所的记录上显示：柯俊德，小名老德，二十六岁，出身小业主家庭，本人长期无业，品行不端，自幼混迹于江湖帮派给人家当小厮，十三岁开始结伙行恶，偷抢蒙骗样样来得，多次被国民党警察局拘留。抗战胜利后，柯俊德因犯抢劫罪，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押解提篮桥监狱服刑，1948年11月中旬刑满释放。之后经亲戚介绍在大威医院做勤杂工，但不久就被医院辞退了，目前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