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是一座被讲述得太久、却太少自我言说的城市。

四百多年的海风，吹过妈阁庙的香火、大三巴的断壁、议事亭前地的葡式碎石，也吹散了无数未被拍下的故事。那些茶楼里的低语、内港渔船的归航、土生葡人家庭餐桌上的沉默，从未真正进入银幕的光里。

我们把亚洲艺术电影节带来这里，并非因为澳门电影已然繁盛，恰恰是因为它的声音仍太微弱。虽然近年来有了电影课程，年轻人也开始拿起摄影机，但拍完之后呢？没有成熟的制片体系，没有稳定的放映渠道，更少有让创作者扎根生长的土壤。于是，许多刚毕业的学生，只能带着作品北上、西进，或转行谋生。

于是，我们请黄伟燐来做电影节的“澳门文化传播大使”。他走的是一条非典型的路，却正因如此，他的路径更贴近大多数澳门青年的真实处境。在没有现成舞台的地方，自己搭一块板，也要演完心中的故事。

电影节不该只是热闹一时的庆典。它该成为一座桥，连接课堂与片场，连接本土叙事与亚洲视野，让文旅不只是游客的打卡清单，而成为影像生长的日常场景。在环路的黄昏放映一部学生短片，在老城区的骑楼下讨论身份与记忆，把“东亚文化之都”的称号，转化为可观看、可触摸、可传承的光影实践。

澳门太需要有人替它说出：我在这里生活，我的悲欢值得被看见。

而黄伟燐愿意做那个先开口的人

黄伟燐，澳门青年演员、主持人，澳门演艺人协会副会长。从本地选美舞台走向湾区荧幕，他不是科班出身，却始终带着澳门街巷的烟火气前行。2026年，他以“亚洲艺术电影节澳门文化传播大使”身份，为这座沉默已久的城市，发出属于本土青年的影像宣言。

专访正文

亚洲艺术电影节：伟燐您好！先恭喜您获任亚洲艺术电影节澳门文化传播大使，在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黄伟燐：第一反应是荣幸，紧接着就是强烈的使命感！作为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能带着家乡的电影声音站上亚洲舞台，就像把从小吃到大的葡挞分享给全世界，既骄傲又忐忑。这份认可不是给我个人的，是给澳门电影的潜在可能，我得接住这份期待。

亚洲艺术电影节：坦白说，澳门没有成熟的电影工业，本土作品极少，连专业制片公司都屈指可数。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接受“亚洲艺术电影节澳门文化传播大使”这个身份，会不会有一些压力？

黄伟燐：压力肯定有，就像在没铺好的路上跑步，既要自己找方向，还得担心后面跟着的人会不会迷路。但压力远比不上“不甘心”，澳门不该只有银幕上的赌场和追杀戏，那些内港老船、茶楼粤剧的烟火气，都该被看见。这份压力反而成了动力，逼我更认真地去“搭桥”。

亚洲艺术电影节：很多人觉得“文化传播大使”是锦上添花的角色。但对于澳门来说，这更像是雪中送炭。您有想过，如果连我们这一代本地青年都不愿意为澳门电影说话，它会不会继续被遗忘下去？

黄伟燐：当然想过，而且越想越坚定要做这件事。澳门青年对家乡的感情都藏在细节里，可能是放学路过的妈阁庙，或是外婆带的土生葡式点心。如果我们都不站出来说“澳门有好故事”，外界只会一直用旧标签定义它。我们这代人不扛起来，下一代可能连“澳门电影”的概念都模糊了，这是我们输不起的。

亚洲艺术电影节：“您的经历很特别——从选美到主持，再到湾区剧集，走的是一条非传统的路。正因没被‘电影圈’的框架限制，您对澳门的理解反而更来自街头巷尾的真实生活。这种接地气的视角，是不是正是当下澳门电影最需要的声音？”

黄伟燐：绝对是！我没受过专业电影训练，眼里的澳门不是“拍摄背景板”，而是有温度的家园。比如我记得小时候跟着长辈去茶楼，听邻桌阿婆唱粤剧，看伙计穿梭送茶的热闹，这些画面比任何剧本都生动。澳门电影缺的不是技巧，是“贴地”的真诚，而这种真诚，恰恰是我们本土青年最能拿捏的。

「直面真相，

澳门电影的困境究竟在哪里？」

亚洲艺术电影节：澳门有妈阁庙、有土生葡人、有内港的老船、有茶楼里的粤剧声……文化资源明明这么丰富，为什么银幕上的澳门，还是只有赌场和追杀戏？是我们不会讲故事，还是没人愿意听真实的故事？

黄伟燐：不是不会讲，也不是没人听，核心是“没渠道”。我们有好素材，却缺少把素材变成作品的产业链，也缺少让外界看到的窗口。很多人觉得澳门小，故事格局小，但好故事从来不分大小，一碗叉烧饭的温情，照样能打动所有人。关键是要有人把这些故事“搬”到银幕上，再推出去。

亚洲艺术电影节：据我了解现在澳门的几所大学也都开设了电影课程，比如说澳科大设立了电影制作学士与硕士的课程，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理工大学也都开设了数字媒体、传播、视觉艺术等相关课程，但为什么仍然没有看见澳门电影"鲜"浪潮群体的出现？您身边有学电影的朋友吗？他们现在大概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黄伟燐：我身边有不少学电影的朋友，他们很有才华，拍的短片里全是澳门风情，但大多面临“毕业即迷茫”的困境。要么是拍短片后找不到资金拍长片，要么是做好作品没地方放映，甚至得离开澳门去湾区、香港找机会。不是没有“鲜浪潮”，是浪潮刚冒头就缺了后续支撑，大学教了“怎么拍”，但市场没告诉他们“拍了之后怎么办”。

亚洲艺术电影节：澳门有没有扶持青年影人的政策？

黄伟燐：有的，比如文化发展基金的电影长片制作支援计划，最多能补贴200万澳门元，覆盖70%-90%的预算，对青年影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但政策需要更多人知道，也需要更“接地气”的配套——比如针对短片创作的小额补贴，或是后期制作的技术支持，让刚起步的年轻人能“低门槛”试水。

亚洲艺术电影节：全澳门有几家真正能支撑青年导演完成一部院线级作品的影视公司？有没有一家机构，能从剧本开发、拍摄、后期到发行，提供全链条支持？如果没有，那所谓的“电影教育”，是不是只是在培养一批注定要离开澳门的人才？

黄伟燐：坦白说，目前几乎没有能提供全链条支持的机构。这是最核心的困境，大学教会了年轻人写剧本、拍画面，但从剧本打磨、拍摄统筹到后期发行，每一环都缺专业平台承接。就像工厂教了工人做零件，却没有组装生产线，零件再好也成不了成品。所以不是人才想走，是澳门目前的产业环境还“接不住”他们，这也是我想推动改变的重点。

亚洲艺术电影节：根据史料记载1897年澳门就已经有电影放映了。从放映史的角度来看，澳门电影起步的很早，但为什么到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有本土电影制作业务的展开，甚至大多数时候还是香港人或其他地区的外来影人来澳门取景拍摄。近些年虽然有了一些本土作品，但声音仍然低弱。您觉得当前澳门电影的困局在哪儿？是不是我们太习惯把澳门当成“背景板”了？

黄伟燐：这是很关键的一点！长期以来，澳门都在当别人故事里的“背景板”，却很少有以澳门为主角的故事。但更深层的困局是“生态断层”，政策有扶持、教育有培养，但市场对接、资源整合的环节断了。青年影人单打独斗太难，缺资金、缺渠道、缺曝光，慢慢就没了动力。要打破困局，就得先把“断层”补上，让政策、教育和市场真正联动起来。

「青年的责任，在荒原上种树」

亚洲艺术电影节：如果今天有一个澳门高中生跟您说：“我想拍一部关于茶楼的纪录片”，您会怎么回应他？是鼓励他坚持，还是老实告诉他：“拍完可能没人看，你要想清楚”？

黄伟燐：我会立刻拍着他的肩膀说“拍！现在就拍！”。没人看又怎么样？至少你把自己眼里的澳门记录下来了，这就是最珍贵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平台可以发声，哪怕只有几百人看，里面可能就有愿意帮他的人、愿意投资的人。我会告诉他，不要怕“不完美”，澳门电影的第一步，就是从这些“小而真”的作品开始的。

亚洲艺术电影节：有人说：“澳门留不住电影人才。”但有没有可能，不是人才不想留，而是这座城市还没准备好接住他们的梦想？作为文化传播大使，您能为他们“接住”什么？

黄伟燐：这句话说到了痛点，很多朋友不是不爱澳门，是留在这里“英雄无用武之地”。我能做的，就是当“桥梁”和“放大器”：一方面把外面的资源（比如投资方、发行平台）拉进来，让青年影人不用离开就能对接机会；另一方面，把他们的作品推出去，通过电影节、湾区合作等渠道，让更多人看到澳门影人的才华。我想让他们知道，有人在为他们“撑腰”，澳门也在慢慢准备好“接住”他们的梦想。

「电影节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如何让光影真正留下？」

亚洲艺术电影节：亚洲艺术电影节在澳门举办，如果只是热闹几天就结束，对本地创作者毫无意义。您最希望它留下什么“可持续的东西”？

黄伟燐：我最希望留下“常态化的连接”，不是电影节结束就散场，而是建立长期的资源对接平台。比如和湾区影视公司签订合作意向，让澳门青年影人能参与真实项目；或者设立“澳门青年电影扶持计划”，把电影节的影响力变成持续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我想要的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让影人知道“以后有地方求助、有机会成长”。

亚洲艺术电影节：我们影展很想推动“电影+文旅”融合，但不想只是让影迷朋友们在大三巴前自拍。你觉得怎么才能让电影成为理解澳门的新入口？

黄伟燐：核心是“让电影走进街巷”。比如在老茶楼里设“微型放映厅”，游客喝茶时就能看澳门短片；或者推出“电影主题漫步路线”，跟着影片场景逛内港、妈阁庙，让游客知道“原来这里藏着这样的故事”。电影不该只在影院里，要和澳门的文旅场景结合，让游客看完短片、走完路线，能说“我真的懂澳门了”，这才是有意义的融合。

亚洲艺术电影节：最后用一句话告诉所有正在创作的澳门青年影人：你们的镜头，真的能改变这座城市的银幕命运。

黄伟燐：用你们的镜头，把澳门的烟火气拍成星光，每一个认真讲故事的你，都在定义澳门电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