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自由恋爱是一种人权。但在百年前的中国，有一位女性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了一段极其冷酷，却又无比清醒的文字。

她叫吕碧城。

用白话文解释就是：

吕碧城认为当时社会父母主婚反而更佳。自由恋爱多为年少贪色、草率结合，不久便生厌。自己选的一旦婚姻失败，连推给“命”的借口都没有，除自杀外无路可走，且无人怜悯。况且当时男子多不讲情义，包办的都不看重，何况自己选的？包办至少还有“命”可推脱。

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无数青年男女高举“婚姻自由”的大旗，试图挣脱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吕碧城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反而是对女性的一种变相保护。

她的言论被称为怪论，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她是一个超前的女性。

我们看看那时的女性地位。

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甚至规定了十种夫妻双方均成立的离婚理由，包括虐待、遗弃等,纸面上似乎赋予了男女平等的权利。

但法律条文是丰满的，司法实践和社会现实却是残酷的。当时的中国女性，普遍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她们大多数都没有工作）离婚不仅意味着失去生活费，更意味着失去社会身份的庇护。更致命的是社会对离婚女性的极度歧视。

社会将婚姻视为女性唯一的职业，离婚女子会被贴上“活人妻”的标签，被视为品德败坏，甚至再嫁都困难重重。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导致许多女性即便在婚姻中受尽折磨，也宁可自杀，不敢离婚。

吕碧城看透了这一点，她明白:女性若没有经济独立和思想启蒙，所谓的“自由恋爱”，不过是把她们从一个火坑推向另一个更无援的深渊。

自由恋爱的悲剧，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频频出现。

案例一：崇尚自由恋爱，结果被抛弃

陈素英，二十岁，上海普通小学助教，读过新式学堂，受五四思潮影响。她和青年男子李某自由相识，书信往来相恋，1922年举办新式文明婚礼，双方登报宣告结婚。

婚后两年，李某去上海南市商号任职，结识富家小姐。他觉得陈素英家境普通，没有助力，开始冷淡，后来直接单方面提出离婚，在外与富家女另行订婚。

陈素英没有强大娘家支撑，收入微薄。她已经对外宣告是“自由结婚”，当初亲友很多不看好，是她自己坚持要嫁。如今丈夫抛弃她，她没有办法归咎父母，所有人都说：这是你自己挑选的丈夫。

她四处奔走哀求丈夫回心转意，丈夫避而不见。离婚官司里，当时法律偏向男性，她很难得到保障。流言四起，学堂也辞退了她。生计断绝、名誉受损，1924年投苏州河自尽。

案例二：马振华——被“贞操观”绞杀的自由

1928年，31岁的马振华与汪世昌自由恋爱并订婚。两人在结婚之前发生了性关系。然而,这桩看似进步的自由婚姻随后走向了毁灭。汪世昌随后怀疑马振华并非处女，多次以此气她。在那个新旧道德激烈冲突的年代，这无疑是最致命的指控。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马振华在自杀前两天写下了血书盟誓。但她的抗争没能挽回汪世昌的信任。汪世昌最终退回了她写给他的72封情书，连同婚约也一并退回。他即将奔赴战场，甚至要求马振华再与他共度一夜，但被马振华拒绝。

1928年3月16日深夜，在退婚的打击和“非处女”的污名下，31岁的马振华将一百二十多封与汪世昌的来往书信、两人的合影，以及一张父亲的名片留在江边，纵身跳入了黄浦江。次日清晨，她的尸体被打捞上岸，岸边的情书成为公众窥探隐私的窗口。

吕碧城作为女性，她对女性的洞察力更加敏锐。也来源于她自己的经历。

吕碧城出身于书香门第，九岁时便与同邑汪姓乡绅之子订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十三岁那年，她的父亲突然病逝。由于家中无男丁，族人觊觎家产，甚至唆使匪徒将她的母亲强行幽禁。

年幼的吕碧城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胆识，她四处写信求援，最终成功救出母亲。

然而，她救母的壮举，却让未婚夫家心生畏惧。汪家认为，一个小女孩就有如此能量和主见，过门后必然难以管教，竟然以此为由，强行提出了退婚。

在那个年代，被退婚对一个女性而言是奇耻大辱，意味着名誉扫地，前途尽毁。这段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也让她对依靠男性、依靠婚姻有了最清醒的认知。

因此，她终身未婚，凭借自己的才华成为《大公报》首位女编辑，创办了北洋女子公学，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首倡者之一。她从不将婚姻视为女性的唯一归宿，而是将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