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739万，2025年完成遗体器官捐献6931例，截至2026年3月累计捐献遗体6.9万余例——这三组数字来自中国红十字会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26年上半年发布的官方数据。

它们勾勒出一幅容易被误读的图景：登记意愿庞大，实际捐献却只是登记量的零头。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个“供不应求”的大盘里，为什么会出现知名医学院“有卡无位”、地方院校缺口却越拉越大的矛盾。

739万登记、6931例捐献：落差背后是一比两百的历史缺口

先厘清口径。739万人是“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的累计人数，统计范围涵盖遗体与器官捐献。6931例是2025年全年的遗体器官捐献合计例数，比2024年增长4%。累计完成遗体器官捐献6.6万余例，其中单独统计的遗体捐献为6.9万余例。

登记人数与实际捐献之间的落差如此悬殊，是因为登记更多是一种意愿表达，真正落地取决于离世时的家属配合、遗体状态、接收单位容量等多重环节。落到医学教学场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显示，全国年均遗体捐献约四千多例，供需缺口曾拉大到一比两百。

一位长期参与遗体捐献协调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全国遗体捐献整体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她预计二三十年之内都不会出现整体供过于求、冷库饱和的局面。

教学缺口：大纲每8人一具，现实是15到20人挤一具

遗体紧缺最直接的承受者是医学院校的解剖教学。按教学大纲要求，每8名本科生应拥有一具“大体老师”；行业一般认为平均一具遗体供6至8人实地解剖学习为宜。

现实是，国内多数院校常为15到20名学生挤用一具遗体，深圳大学医学部早年五六个学生一组，如今也紧张到8至10人共用一具。

具体到院校，缺口清晰可量。安徽医科大学每年接收60至80具捐献遗体，距100至120具的实际需求相差很远，2026年实际已是20名学生共用一具。

深圳大学医学部解剖学系副教授王军介绍，局部解剖学课通常在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开设，是基础医学向临床过渡的桥梁课程，“所有外科手术都以手术干预为主，手术对人体结构的认知非常重要”，学生的动手机会极少，等到临床上真正面对病人就“无法下手”。

局部饱和、总体紧缺：一条新规堵住了调配通道

矛盾的另一面是，部分院校出现了接收饱和。位于发达城市的传统名牌医科大学，招生规模增加不多，每年接收的捐献遗体数量却持续攀升，解剖名额、冷藏存储及排期资源有限，部分院校接收饱和甚至拒收，有的常年存储的遗体接近千具。

2026年9月，湖北黄石市红十字会公开确认，当地遗体捐献的接收对象为武汉市各大学医学院，“目前确实存在饱和情况”。这意味着，一个黄金地段的志愿捐献者可能因为“名额已满”未能达成遗愿，而千里之外的地方院校仍在苦等标本。

造成这种错配的原因有二。一是捐献者及家属在定向捐赠时普遍优先选择知名度高的医学院，造成知名院校捐献扎堆。

二是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2026年3月施行，规定遗体应当就地、就近在殡仪馆火化；确需跨区域运输的，需凭目的地民政部门出具的遗体接收证明联络殡仪馆运输。原本知名院校可用于跨区域支援其他院校的冗余遗体，如今无法自由调配。

一名协调员曾处理过一例老人遗愿：家属希望把遗体捐到外地某市，但当地殡仪馆车辆按公务车管理，不能出市出省，最终老人的心愿无法落地。

曾有机构提出，江浙一家眼科医院每年接收角膜捐献近100例，愿同时进行角膜和遗体捐献的不足30例，若能在政府层面对二者协调联动，或许能缓解部分教学缺口。

每一具“大体老师”都是医学生第一次握手术刀时的无声导师。当一具遗体要同时面对20双渴望实操的手，当捐献者的定向遗愿因区域壁垒无法达成，被浪费的不只是资源，更是无数人交付的信任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