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小王朝有几十个，从秦始皇称帝后大约有四百多位皇帝，这些皇帝中有明君也有昏君、暴君。清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也就是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是比较出名的。提起他的事情来，谁都能说出来不少，例如擒鳌拜、灭三藩、两征雅克萨、签订《尼布楚条约》、收台湾、六下江南、三征噶尔丹、多伦会盟等等。所谓祖有功而宗有德，其驾崩后清世宗为其上庙号为“圣祖”，这自然有夸大的成分，但不可否认，虽然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但也可以说是将清朝江山重新打了一遍，为清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从康熙六年（1667年）亲政到他驾崩，实际执政55年。在这期间，康熙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西征漠北，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正是因为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其后继位的雍正帝尊他为“圣祖仁皇帝”。“圣祖”是庙号，“仁”是谥号（简称）。对于康熙皇帝来说，这个“仁”字是当之无愧的。
对天下百姓来说，康熙皇帝之仁体现在爱民、怜民上，他多次减免赋税并告诫后世皇帝“永不加赋”，这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对于全国官员来说，康熙皇帝之仁体现在仁慈、宽容上。康熙一朝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处置力度普遍不大，这一点无法和其后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相比。
康熙帝一向提倡清廉，可是在他晚年时却颁布了一道让人无法理解的谕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帝对大学士等人的上谕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岂得一一问其来耶？”
这道上谕说得含蓄，但实际上就是公开号召官员贪污，康熙帝的意思也很明确，认为大可不必都去做清官，要对下属宽容。他对大臣官员“不察细故”，不一一问其来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纵容贪腐，但话里有音，贪污也得有个限度要适可而止。他的这一举措让人不得不联想到高欢了，高欢统治时也同样对贪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典掌机密”的镇南将军杜弼就这个问题给高欢提过意见，高欢得知后说了一番知心话：“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高祖问内贼是谁。弼曰：‘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槊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栗汗流。高祖然后喻之曰：‘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时大恐，因顿颡谢曰：‘愚痴无智，不识至理，今蒙开晓，始见圣达之心。’”
高欢
高欢统治时中国是三足鼎立的状态，他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只能让这些人“纵其贪鄙”，当然这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彭乐几乎抓住宇文泰的时候，宇文泰一番话就让彭乐将其放掉了：“汝非彭乐邪？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何不急还营，收汝金宝！”彭乐这番举措让高欢大怒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乐从其言，获周文金带一束以归，言周文漏刃破胆矣。神武诘之，乐以周文言对。且曰：‘不为此语放之。’神武虽喜其胜，且怒，令伏诸地，亲称其头，连顿之，并数沙苑之失，举刀将下者三，噤齘良久，乃止。更请五千骑取周文。神武曰：‘尔何放而复言捉邪？’取绢三千疋压乐，因赐之。”
康熙帝也是个马上天子，他在位时虽然国家大体上比较太平，收台湾和雅克萨之战规模并不大，但三藩之乱和清准战争却是个无底洞。三藩之乱时清军入关刚刚三十年，各地驻防八旗已经不堪大用，其不得不起用绿营进行平叛。而且众所周知，明朝给官员的俸禄特别少，海瑞这种所谓清官连买点肉都能成为新闻。后来清承明制，其官员俸禄自然也不多，要想网罗天下人才还不给他们良好的待遇这根本不现实，这就是康熙帝之所以这么做的一个客观因素。
康熙帝庙号为“圣祖”，谥号为“仁皇帝”。其中庙号圣祖指的是康熙帝的功绩，有巩固大清基业的再造之功；而谥号仁则指的是康熙帝的性格，慈民爱物，驭下宽仁。
在这种性格影响下，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基本巩固了清朝统治后，没有继续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而是以民生为念，执行与民休息，滋养人丁的仁政，大力发展经济。除了对百姓以外，康熙帝对待手下的官员，也是格外的宽容。
比如有一次谈到地方治安问题，官员在康熙帝面前表决心一定会严肃治理，康熙帝却表示不用太过苛求：“江苏巡抚郑端陛辞。上曰：‘江苏地方繁华，人心不古，乡绅不奉法者多。’郑端奏曰：‘若乡绅肆行无忌，自犯科条，臣惟有执法而已。’上曰：‘尔只须公尔忘私，亦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
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皇帝建议郑端不要吹毛求疵，一方面是尽量减少扰民，另一方面也是他所提倡的一种工作方法，只要大的方向正确，在细节上就不必过于求全责备，要给下边官员留有灵活开展工作的余地。如果凡事都用尽全力，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基层官员的反感，而且缺少转圜余地，工作效果不一定好，还有可能导致欺下瞒上的形式主义出现。
除了不苛求下边官员的工作业绩外，康熙皇帝对官员们经济上的问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对贪腐行为采取默许态度。康熙皇帝对官员的贪腐行为放纵到什么地步呢？甚至有洁身自好的清官来觐见，康熙皇帝都劝他们不要太过死板：“朕昨召陈瑸入见，细察其举动言语，实系清官。”“朕面谕陈瑸云：‘尔为巡抚，与为司道等官不同，若贪财好利，诚为非理；但应得之物，亦宜取为赏兵之需。身为封疆大吏，而室中萧然无一物可以与人，亦非大臣所宜。夫弟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岂真一无所取？不过不肯与人，到后日仍是自肥耳。’”
康熙皇帝对官员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因素。
客观来看，明清易代之际，百姓经历了太多的兵荒马乱，康熙早年又对三藩用兵，已经竭尽民力，此时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任务，乃是休养生息。因此，康熙皇帝不希望地方官员们耗费民力财力，竞相去搞什么政绩工程，只有保持地方和平稳定，才是整个朝廷的工作重心。底下的官员有贪腐行为，康熙皇帝认为这是维持地方稳定所需付出的一点代价，是相对次要的。
另一方面，在康熙一朝，还没有像后来一样设立军机处加强皇权，宗室、旗主们仍拥有较大的议政权力，康熙皇帝需要对各方势力进行平衡。对官员宽容，事实上也是康熙皇帝对他们的一种拉拢策略。
而在主观上，康熙皇帝本人比较崇尚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也曾公开向群臣表示，“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此外，康熙皇帝还强调地方督抚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这既是康熙皇帝对地方大臣提出的工作要求，同时他自己也是秉承这一理念来治国、治民、治官。
爱新觉罗・玄烨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皇帝对官员清廉是这样的看法，就给官员们留下了伸手的余地。实际上康熙皇帝就是像雍正皇帝那样有坚决打击贪污的力度，大清在制度上还是存在很多的漏洞，让官员有机可乘。
首先，按《大清会典》所规定的那样，省级机构，一般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几个衙门，这些衙门下属的官员很少。他们掌管一省的军民政务，百余个州县管不过来，就得自请幕僚，加上夫役、随从，往往超出编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这些编制以外的人员薪俸都要从官员的俸禄和养廉银中开支。总督一年的收入不到二两万，远远不够开支，那么只能走贪污或是陋规的路子了，而那些衙门中的胥吏连俸禄都没有，就只能靠自己自负盈亏了。
其次，从省到府、州、县朝廷不给办公费用，所以只能在加征的赋税中开支，雍正皇帝实行的“耗羡归公”就是这样出来的。耗羡并没有规定的比例，这就给贪污勒索制造了合法的借口。后来，经过官员要求，规定了办公费，但清王朝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官员从加征的耗羡中贪污已经养成了习惯，即便有了办公费用也会法外伸手。
最后，从康熙时起，就规定了官员的寄食人口数目。所谓寄食人口，就是官员的亲友，依附官员，就食于官员。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总督可以带50口，以下递减，知县20口，不包括女性。满族将军、都统可以带500口。这些人的衣食，仅官员的俸禄和养廉银是开销不起的，除了贪污受贿之外，别无他法。
制度本身就有缺陷，加上康熙帝这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那么从康熙晚年开始，官场迅速陷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种惯性一旦形成就很难重新回到正轨上，这是康熙晚年执政的一大弊端，也给其后继位的雍正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皇帝以宽为本的治国方略，的确为清朝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其对待官员的宽纵态度，实为用力过猛，到后面逐渐失控，留下了不少后遗症。
首先，康熙皇帝在位时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承平日久下，官员们的惰性越来越重，热衷于夤缘攀附，因循疲玩，行政效率也越来越低下。另外，康熙皇帝认为官员不贪污就办不好事的错误想法，以及多次公开“鼓励”官员贪污的举动，让当时的官场形成了非常不好的风气。上下官员明目张胆地贪腐，甚至肆意侵吞国家财产，导致康熙末年时一度形成了全国各地财政亏空的危机。
到后来雍正皇帝登基，一反康熙皇帝以宽仁治国的做法，上来便采取严厉手段整饬财政和吏治，一扫康熙末年迟暮腐败的官场风气，算是对康熙晚年犯下的这项失误进行了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