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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30日，日本共同社援引政府相关人士报道称，高市政府准备在年底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继续把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但暂时不采用“中国是威胁”的说法。

这个措辞变化看似不大，背后的政策动向却值得关注。10月2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举行会谈，商讨进一步强化日美军事合作；10月30日，日本近万名民众又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调整核政策。

外交表述、军事合作和国内争议集中出现，说明日本这轮安保三文件修订，真正要讨论的已经不只是如何描述中国，而是准备把自己的军事能力推进到什么程度？

日本正在把长期作战能力变成现实

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正式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同时决定发展所谓反击能力。

这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开始向远程打击方向延伸，过去主要强调本土防御的军事建设，逐渐增加了远距离打击和跨领域作战能力。

到了2026年，这种变化已经体现在真金白银上。日本2026年度防卫相关预算达到9.0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3.8%；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对象经费达到8.809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3.9%。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现在考虑的已经不只是购买多少战机、军舰和导弹，而是如何让整个军事体系具备持续运转的能力。

2026年6月9日，自民党提出的新安保战略建议，明确要求扩大无人装备应用，利用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提高指挥决策效率，同时强化远程打击、太空、网络和电磁领域的作战能力。

这份建议还提出，日本必须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为此，需要增加弹药、燃料、零部件和食品储备，完善运输、医疗保障，并提高本国防卫工业的持续生产能力。

这说明日本的军事建设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过去更关注装备能不能买回来、武器能不能形成战斗力，现在则开始考虑冲突长期持续时，弹药能否补充、装备能否维修、生产线能否运转，以及后勤体系能否跟上。

现代战争打的不只是第一轮火力，更是整个国家的工业、运输和保障能力。日本把这些内容纳入长期规划，显然是在为更持久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0月28日，小泉进次郎与赫格塞思在菲律宾宿务举行防长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和应对能力，推进SM-3 Block IIA导弹增产合作，并在日本建立AMRAAM导弹组装设施，同时扩大联合训练和西南地区军事协作。

把这些动作放在一起看，日本正在将本国防卫工业、美国军工供应链、联合训练和前沿部署逐步连接起来。从整体看，它们共同服务于日本防卫能力的长期扩张。这才是周边国家真正需要关注的地方。

不说中国是威胁，不代表日本改变了对华定位

再看10月30日共同社披露的措辞争议，日本执政党内部确实存在不同意见。

日本维新会主张将中国描述为对自由开放国际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而自民党更倾向于继续使用2022年安保战略中的“最大战略挑战”表述。共同社报道认为，这与日本对华经贸关系、2008年中日联合声明以及美国正在推动对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因素有关。

2024年，中日贸易总额约44.2万亿日元，中国仍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5月7日，中日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日本经济离不开中国市场和产业链合作，在外交措辞上自然需要考虑相应成本。

但在我看来，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外交上留有余地，并不意味着它在安全政策上改变了方向。

2026年日本防卫白书继续沿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的判断，自民党6月提出的安保建议，也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和经济安全问题列为重点。

还有一个背景不能忽略，2026年9月25日，美国白宫公布中美首脑会晤情况，提及双方同意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日本一方面需要配合美国强化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美国对华关系变化带来的外交现实。这种情况下，自民党不愿轻易使用“威胁”一词，并不难理解。

真正关键的是，外交措辞与军事行动必须分开观察。日本不直接把中国称为威胁，可以减少部分外交摩擦，也能给经贸关系留出空间；但只要它继续把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以此为依据推动远程打击、军事预算和同盟协作，实际政策就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换句话说，字面上有所克制，不等于行动上有所收缩。

自民党和维新会有分歧，但扩军方向并未改变

日本执政联盟内部的争论，还涉及核动力潜艇、核共享以及无核三原则。自民党与维新会在这些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但两党都在推动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

自民党2026年6月9日提出的建议，重点放在无人装备、人工智能、远程打击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上。

维新会6月17日公布的提案则更加激进，提出研究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原则的调整，讨论核共享，并主张引进核动力潜艇，还提出中长期将防卫费提高到GDP的3%以上。

高市早苗本月在国会表示，将就自卫队引进核潜艇展开具体且现实的讨论，小泉进次郎此前也表示讨论核潜艇时不排除任何选项。

10月30日，近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调整核政策及其他扩军动向。这场集会说明，日本国内对防卫政策转向并非没有质疑，核政策尤其牵动着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和战后和平体制的敏感神经。

但从政策推进来看，自民党与维新会的分歧更多集中在推进力度和具体边界，而日本防卫能力进一步强化，已经成为执政联盟的重要政策议题。

接下来11月中旬的协商以及年底新版安保三文件的公布，将决定这些主张究竟有多少进入正式国家政策。

历史问题没有解决，日本扩军就更难消除周边疑虑

日本军事政策为什么会引起周边国家高度关注？这与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分不开。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造成深重灾难。

1995年村山谈话虽然承认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并表达反省和道歉，但此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仍不断出现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历史定论的言行。历史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解决。

2026年10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东京审判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必须维护历史正义，坚决反对否认和美化侵略罪行的错误历史观。

10月29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日本军事政策调整和相关军事动向作出回应，敦促日方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方对日本加速推进军事能力建设表达了明确关切。

在我看来，日本最需要认真面对的，恰恰是历史责任与现实军事政策之间的关系。一个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如今又不断扩大远程打击、无人作战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周边国家自然有理由提高警惕。

日本可以将这些行动解释为应对安全环境变化，但不能指望仅凭外交措辞上的克制，就消除其他国家对其军事政策的担忧。

日本定位中国为“最大战略挑战”，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这几个字，而是它正在为军事政策扩张提供怎样的战略依据。

2022年确立的对华定位，到2026年已经与远程打击、无人作战、长期作战准备和日美军事协作联系起来。年底新版安保三文件如何落笔，将是重要观察节点。

如果日本继续扩大军事能力，却始终回避历史责任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那么地区疑虑只会进一步加深。日本的政策究竟走向何处，最终要看它拿出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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