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我家门那天是二〇〇三年四月初七。我八岁，他三十四。

他带来的行李是一个蛇皮袋，里头装了三样东西：一床薄被，一个搪瓷缸，一双黑布面的新鞋。那鞋白塑料底，他一直没穿，塞在床底下，一放就是好几年。

这一声“叔”，我喊了他十七年。

我爸在我六岁那年没的。具体怎么没的，家里从来不细说，我也没细问。我只记得那年冬天特别长，我妈的头发一下白了一小片。后来别人给她说媒，说了好几个，她都没点头。老周排在第几个，我记不清了。他来那天，骑一辆二八大杠，车后架上绑着那个蛇皮袋，进院先把车支好，再回头跟我妈说话。

他这人话少。来了以后，家里的活他就接了。院里的压水井坏，他修；堂屋的门轴响，他上油；我那辆小自行车链条掉了，他蹲在地上一节一节给我安回去，安完了拿抹布把手擦干净，说：“骑吧。”

他在镇上的木器厂干活，会点木工。我上三年级那年，他给我做了一个铅笔盒，桐木的，上头用烙铁烫了一朵小花。学校里的孩子都拿铁皮盒，就我拿木盒。我把它摆在课桌角上，下课就用手摸那朵花。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盒子好。他也没问过。

他每天送我上学。我们村到镇小三里地，他骑车带我，我坐后座，两只手抓着他后衣襟。夏天他后背出汗，把衬衫洇湿一片；冬天他让我把手揣进他外套兜里，那个兜很暖，兜里有股木屑味。到了校门口，他把车停下，看我进去，才掉头走。他从不跟我多说一句。

有一回下雨，路上积水，他骑得慢，我到学校迟了。我进教室的时候，同桌问我：“你爸送你啊？”我说：“不是。是我叔。”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说。那句话他在门口听见了没有，我不确定。他没提过。

他就这么过了很多年。村里人都说，老周是个好后爹。我听见了，也不接话。

我上初中住校，他每个礼拜天骑车给我送菜。装在一个铝饭盒里，上头盖着一块白布，用皮筋勒住。冬天是萝卜炖粉条，夏天是炒豆角。他到了宿舍楼下，把饭盒递给我，说一句“趁热”，然后就走。他不进我们宿舍，也不问我成绩。

有一次我考砸了，月考排到班里三十多名。我心里堵，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才回去。那天他来送饭，看我脸色，把饭盒塞给我，多站了两秒，说：“考不好就考不好，饭得吃。”说完就走了。就这一句。这句我记到了现在。

我妈后来跟我讲过一件事。她说老周这些年，一直想听我喊他一声“爸”。她说这话的时候在择菜，手没停。我说：“他跟你说的？”我妈说：“他没说。我就是知道。”

我妈这话是真是假，我到现在也没分清。她那个人，有时候把一些话替别人说出来，未必是那个人真想的。可我又觉得，老周这十七年，确实有些时候站在那儿，像是在等一句什么。他等的那句是什么，我从来没敢问。

这些年，老周在我这儿有几笔账，我一直没算清。我妈的账、我的账、他自己的账，搅在一块儿。我上高中那三年，学费是他出的。那会儿木器厂不景气，他白天下厂，晚上给人打家具，打一张八仙桌挣四十块。有一年冬天他打桌子打到后半夜，屋里灯泡瓦数低，他就把凳子往灯底下挪，挪了又挪。这些是我妈说的。老周自己没提过一回。

我小时候不敢一个人睡黑屋。有一年夏天停电，堂屋黑洞洞的，我扒着门框不进去。老周搬了张竹床搁在院里，让我躺上去，他自己坐边上的小凳，摇蒲扇。我问他：“叔，你不困啊。”他说：“你睡。”我说：“你摇着我才睡得着。”他就一直摇，摇到我睡过去。这些事我自己脑子里一点影子都没有，是我妈后来一回一回讲给我听的，讲一次我信一次。

那个桐木铅笔盒我留到现在。搬家的时候翻出来，盒子角磕了一个口，上头的烙花还在。我拿它装过橡皮，装过发卡，装过针线，现在装的是几根旧笔。我每次看见它，就想不起他是哪天做的，也想不起自己说过一句谢没有。我大概一句也没说过。

我二十六岁那年定了亲，男方姓陈，在县城上班。我二十七岁那年把婚期定了下来，九月十二。

日子是我妈定的时候念出来的，念完老周从里屋出来，问了一句：“啥日子？”

“九月十二。”我妈说。

他嗯了一声，回屋了。我当时没多想。这个日子在别人家就是个普通的婚期，可那天他出来问这一句，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八岁那年的九月十二，是他头一回接我放学。那天下雨，他打着伞站在校门口，伞往我这边偏，他自己半边肩膀淋湿了。这些是我妈后来告诉我的，说老周记着这个日子，年年到了九月份都要念叨一句。我从来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

婚期定了，家里就忙起来。写请柬是头一桩麻烦事。男方那边送来的请柬是现成的，女方这边要自己写，红纸，印着双喜，一共六十份。

那阵子村里几个婶子来帮忙，剪喜字，扎拉花。老周不掺和这些，他在院里劈柴。我出嫁要在自家院里摆四桌，得用不少柴。他劈了一整天，柴垛码得齐整，比平时高出半截。有个婶子跟他搭话：“老周，你这闺女出了门，往后就见不着几回了。”老周说：“闺女大了，留不住。”那婶子说：“你就嘴硬。”老周没接话，斧子起落，接着劈。

写请柬那天，我在堂屋的方桌上写。写到“女方家长”那一栏，我停了停，填了我妈的名字。就我妈一个人的名字。老周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没说话，转身出去了。

我当时没觉出什么。后来我妈说了一句：“你把他也写上啊。”

“写他干啥。”

“他好歹跟你过了这么多年。”

“这栏写家长，他又不是。”

我妈没再说什么。

过了两天她又说过一句。她说：“你就喊他一声，能少块肉？”我说：“喊惯了叔。”我妈说：“你小时候发烧，夜里三点，是他背着你去卫生所，四里地，他一路没歇。你倒好，全忘了。”我说我没忘。我妈说：“没忘你也不喊。”我没接这句。

那两天，老周不跟我说话。他还是照常做饭、扫院、喂鸡，可他绕着我的路走。吃饭的时候他坐桌子那头，我坐这头。他吃完就出去，把我那辆自行车的链条又上一遍油，上得比平时还勤。他没跟我吵过一句，连重话都没说过一句。就是不理我。这种不理，比吵还让人闷。我在这个家十七年，头一回觉得院子里站不下两个人。

我心里也不是没数。我知道我那句“他又不是”，他是听见了的。可我这人从小就不会服软。小时候我妈打我，我宁可站墙根站一下午，也不认错。这脾气我知道不好，可改不掉。那几天我想过要不要重写一张请柬，把他也写上。红纸我拿出来了，铺在桌上，笔也蘸了墨，末了我又把它收起来了。

那几天，老周照旧起早。有一回我起来得也早，看见他在院里。他蹲在压水井边上，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凑着天光看。我走近了才看清，是那双红布鞋的鞋底。他拿手指头一块一块地按那鞋底，按到哪儿鼓起来，就拿小锤敲平。一下一下，敲得很轻。他没看见我。我站了一会儿，没出声，回屋了。他也许是没想让我看见，也许是没在意。我到现在也不确定。

我妈那几天两头为难。有一回她在灶房跟老周说：“你就跟孩子说一句。”老周说：“说什么。”我妈说：“说句软话。”老周蹲在灶前添柴，没接这个话。

事情就是悬在那儿，一直悬到八月。

八月里，老周不知从哪拿出了一双鞋。

是一双红布鞋。布面是暗红的，鞋头绣着两朵简单的花，鞋底是千层底，一针一针纳的，密实。鞋垫底下能摸到一层硬硬的浆。

他把鞋搁在堂屋的桌上，也没特意给我看。是我自己看见的。

“这谁的？”我问。

“你的。”

“谁做的？”

“底是村东头王奶奶纳的，”他说，“面上的布是我去县城挑的。”

“你挑的？”

“嗯。你脚我量过。”他顿了顿，“照你那双旧运动鞋量的。”

我没接话。我拿起那双鞋看，鞋底纳得真密，得纳多少针，我不敢想。王奶奶七十多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一双鞋，不知道纳了多久。

我把鞋放下。老周站在桌子对面，两只手垂着。过了一会儿他说：“出嫁那天，按老理，得穿红的。”他说完就出去了。

那双鞋我一直搁在桌上，没动。我心里想的东西很多，说不出口。我想起他床头那个搪瓷缸，掉了漆；想起他冬天揣我手的那个兜；想起校门口那把往我这边偏的伞。这些都是别人替我记得的，我自己一件也没记过。

九月十二那天到了。

半夜就下起雨来。天没亮，院里全是水。化妆的来了，我妈忙前忙后，老周在院里站着，看天。我坐在屋里化妆，从镜子里看得见他。他穿着那件去县城才穿的深蓝外套，背着手，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屋。

接亲的车来了。按村里的规矩，出门前，要有长辈给新嫁娘穿鞋。这活儿，该是母亲做。可那天，我妈把那双向我递来的时候，老周从院里进来了。

他站在我面前，手里捧着那双红布鞋。他没看我，看着鞋。他把鞋放在我脚边，蹲下去。

他先给我穿左脚。他的手有点抖，鞋跟那一下塞得不利索，塞了两回才塞进去。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穿右脚。这一只穿得顺。穿完他站起来，退到一边，还是不看我的脸。

屋里安静了一下。就那一下，我张了张嘴。

我想喊一声“爸”。

那个字到了嗓子眼，我没喊出来。十七年没喊过的东西，不是张张嘴就能出来的。我开口说的是：“叔，鞋合脚。”

他嗯了一声，说：“合脚就好。”

就这一声“叔”，把那个字又咽回去了。

我上了车。车开出去，我从后窗看，他站在门口，雨水打在他肩膀上，他也不躲。车拐了弯。

那声“爸”我到底没喊。

院子里摆了四张桌。按老理，女方的长辈要坐主桌。老周坐的。他坐在主桌上，不怎么说话，别人敬酒他就喝。有人喊他“亲家”，他不接，说“我是她叔”。我在旁边端着一杯酒，站了一下，到底没过去说什么。

后来我跟我男人在县城过日子。逢年过节回去，我还是喊他“叔”。他应得自然，好像本来就该是这样。可我知道不一样了。那双红布鞋，我穿了一天就收了起来，压在箱底。每年翻箱倒柜的时候碰上它，我都会停一下。它就在那儿，鞋头的花有点褪，鞋底上的针脚还在。它像是在替我们两个人，记着九月十二那天，屋里那一下安静。

前年冬天老周住院。我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闭着眼。我给他削了个苹果，放在床头柜上。他睁开眼，看见我，说了一句：“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他看了看那个苹果，没动。我坐在床边，想起十七年前他进我家门的那个蛇皮袋，想起他塞在床底下那双一直没穿的黑布鞋。我在病房里坐了一下午，他睡着了，呼吸很轻。我看着他，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褶子。我坐了一下午，到底也没叫出声。我走的时候他醒了，问我：“走了？”我说走了。他说：“路上慢点。”还是这句。跟他从前在校门口、在宿舍楼下、在家门口说的，是同一句。

我没喊出来。可能这辈子都难了。

我写下这些，不是说谁对谁错。老周没做错什么，我也没觉得自己十恶不赦。就是有一样东西，横在我们中间，谁都看见了，谁都不肯先伸手去挪。挪开它其实不难，难的是开口。开口最难的那个字，我留到了现在，还留着。

所以你要是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人——他不跟你一个姓，却记得你上学的路上哪块地砖是松的；你进门喊的不是“爸”，他应得也一样顺；你想改又总改不过来——那我劝你一句：别挑生日，别挑过节，就挑一个最平常的晚上。他坐在那儿看电视，你从厨房端一碗热水出来，搁在他手边，说一句“喝点热的”。先别说那个字。就这一个动作，先做了。

做完这一回，下回你要想喊那个字，兴许就没那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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