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字的差别，是我在敦煌文书的影印本里第一次看清的。那卷文书编号S.0343，纸面发褐，墨迹却还浓着。开头写的是“盖闻夫妇之礼，是宿世之缘”，然后笔锋一转——“若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看到“怨家”两个字的时候，我放下放大镜，靠在椅背上坐了很久。不是“犯七出”，不是“不顺父母”，是“怨家”。这个签字的丈夫承认，只是合不来。
他后面还写了一句话，让我至今忘不掉。他说，愿妻子“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你重新打扮起来，找个比我强的。一千年前的敦煌，一个男人在离婚协议里祝前妻再嫁成功。这和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一纸休书、扫地出门”完全是两回事。唐律里有一条，户婚律里写得明明白白：“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不坐，就是不治罪。两口子过不下去了，协议分开，官府不管。这条法律不是摆设。敦煌文书里现存十二件唐宋时期的放妻书，其中至少有八件的措辞是双向的——不是丈夫单方面休妻，而是“两共离书”，双方共同签署。有一件的末尾，除了夫妻画押，还有双方父母的签押和邻里的见证画指。协议的格式一丝不苟，该有的手续一道不少。
这套东西，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慢慢没有了。
不是法律改了，是所有人的脑子一起改了。理学家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写进族谱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说不对。等到明清两代，地方志里表彰的节妇数量开始以万计数，一块贞节牌坊的造价够一个村子吃一年。你再回头看那卷敦煌文书里的“重梳蝉鬓”，会觉得那是另一个中国——一个曾经允许女人说“我不愿意”的中国。它后来缩回去了。不是因为蛮夷入侵，是文明自己吞下了更苦的药。而缩回去的不止是婚姻自由。唐传奇里有个细节，我每次读都觉得很爽利。《虬髯客传》里红拂女夜奔李靖，半夜敲开客栈的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妾，杨家红拂妓也。”她自报家门，没等人介绍，没等人许可。这种声口，宋以后的话本里几乎绝迹了。女人开始被写，不再是自己推门进来。
财产权也是。宋代在室女有户绝资产法，父亲去世无子，女儿可继承全部家产。嫁妆在法律上明确为女方私产，丈夫不得擅动。南宋判官的书判集里记录过好几起案子：妻子告丈夫挪用了她的奁产，判官判丈夫如数归还。甚至商业领域，南宋临安的著名商铺中，不乏女性当垆者。她们买卖、契约、诉讼，名字直接落笔在契书上。这些名字，在元以后越来越稀薄。我偶尔会想一个问题：文明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必然进步”这回事。我们默认了一千年前的女性处在我们无法想象的黑暗中，然后我们去翻书，发现她们有婚恋的自由、有离婚的权利、有财产的保护、有经商的自由、有拒绝的勇气。而我们以为“进步”的后来，反而用几百年把这些东西一层层压回泥土里。进步不是一条直线。它像涨潮和退潮，你以为水往前进，其实它可能只是在为下一次后退蓄力。
那卷敦煌文书S.0343的最后，写字的人写了一句话，作为放妻书的结尾。他写：“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愿你千秋万岁。这个不知名的敦煌男子，在解除了和他的妻子的婚姻关系之后，祝福她长命百岁。而那个被祝福的女人，她的名字被虫蛀掉了，只剩下一个“姜”字还能辨认。她没有留下更多痕迹。她后来有没有重梳蝉鬓，有没有选聘高官之主，那卷文书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