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福州钦差行辕内，烛火摇曳，映照着一位老者憔悴却坚毅的面容。晚清民族英雄、中兴名臣左宗棠，在弥留之际，仍牵挂着边疆安危与国家兴亡，口中喃喃念叨着“新疆安否”“海防稳固否”，片刻后，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这位一生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信条的老者，出身寒微却志存高远，历经宦海沉浮，饱经战乱洗礼，以一身铁骨、满腔赤诚，在晚清乱世中撑起了民族的脊梁。他平定太平天国残余势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稳定内地局势；他力排众议、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百万疆土，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倡导洋务、兴修水利、创办学堂，力图以实干挽救王朝颓势。从湘阴寒门书生到封疆大吏，从沙场统帅到洋务先驱，左宗棠用七十三载岁月，书写了一段交织着忠诚与坚韧、悲壮与辉煌、理想与坚守的历史篇章。解读左宗棠，便是解读晚清王朝的内忧外患与艰难挣扎，解读一位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解读一个中国人在国家危亡之际，所能展现的铮铮铁骨与不屈精神。
《清史稿·左宗棠传》评价其：“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治军善用群策，不尚权术。筹西事，尤以节兵裕饷为本。始西征，虑各行省协助饷不时至，请一借贷外国。沈葆桢尼其议，诏曰：‘宗棠以西事自任，国家何惜千万金。为拨款五百万，敕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出塞凡二十月，而新疆南北城尽复者，馈运饶给之力也。初议西事，主兴屯田，闻者迂之；及观宗棠奏论关内外旧屯之弊，及陈哈密、巴里坤屯田状，乃知老成谋国之远。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这段记载，勾勒出左宗棠的雄才大略与历史功绩，却难以穷尽他一生的刚正与赤诚。左宗棠的一生，是践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一生，更是坚守民族气节、捍卫国家主权的一生。他有功于清王朝，稳定内乱、收复疆土、推行洋务，延缓了王朝的覆灭；也有其局限性，作为封建官僚，他镇压农民起义、固守封建礼教，难以突破时代与阶级的桎梏。但无论功过，他收复新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功绩，永远值得中华民族铭记；他刚正不阿、忠诚爱国的气节，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一、湘阴寒门：寒窗砺志与怀才不遇
嘉庆十七年（1812年），左宗棠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阴县左家塅（今湖南岳阳湘阴县）一个没落的耕读世家。左家曾是当地望族，世代以耕种与读书为生，却因家道中落，到左宗棠出生时，早已家境贫寒，仅能勉强维持温饱。左宗棠的祖父左人锦，为人正直、乐善好施，虽未为官，却深受乡邻敬重，一生坚守“耕读传家”的祖训，重视子女的教育与品德培养。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是一位秀才，以教书为业，为人忠厚、学识渊博，却怀才不遇，一生未能跻身仕途，只能在乡野之间，教书育人、赡养家人。
左宗棠自幼聪慧过人，天赋异禀，与曾国藩的“勤能补拙”不同，他自幼便展现出了过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深受父亲与师长的喜爱。左观澜深知儿子的天赋，对其寄予厚望，亲自教导左宗棠读书识字，传授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同时注重培养他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常常向他讲述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事迹，鼓励他立志成才、报效国家。左宗棠也不负父亲所望，自幼勤奋苦读，清晨起床读书，深夜挑灯夜读，寒暑不辍，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还广泛涉猎天文、地理、兵法、农桑等各类书籍，尤其注重研究边疆地理与军事谋略，为他日后收复新疆、驰骋沙场，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道光六年（1826年），年仅十五岁的左宗棠，参加长沙府童子试，一举考中秀才，成为了湘阴当地的少年英才，左家上下欢欣鼓舞，乡邻们也对这位少年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考中秀才后，左宗棠并未骄傲自满，而是更加勤奋苦读，先后前往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求学。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都是湖南境内学风浓厚、人才辈出的学府，在这里，左宗棠师从著名学者贺长龄、贺熙龄兄弟，系统学习理学思想与经世致用之学。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十分赏识左宗棠的才华与志向，对其悉心教导，鼓励他坚守经世致用的理念，不要沉溺于科举功名，要关注国家大事、民生疾苦，练就一身真本领，将来为国家效力。
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左宗棠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其中就包括曾国藩、郭嵩焘等人。他们相互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畅谈国家大事、人生抱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理念与处世之道。左宗棠性格刚正、胸怀大志，不喜欢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常常直言不讳，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与政治见解，虽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却也赢得了朋友们的敬重。他在岳麓书院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此明志，彰显了他虽出身寒微，却心怀家国、志存高远的胸襟与抱负。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参加湖南乡试，考中举人，此时的他，年仅二十一岁，与当年的曾国藩一样，成为了家族数百年来的骄傲。考中举人后，左宗棠前往北京，准备参加会试，开启自己的仕途之路。然而，命运却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给予了残酷的考验。道光十三年（1833年），左宗棠第一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道光十五年（1835年），第二次参加会试，再次失利；道光十八年（1838年），第三次参加会试，依旧未能金榜题名。连续三次的失败，如同晴天霹雳，沉重地打击了左宗棠的信心，也让他深知科举之路的艰难与残酷。
三次会试失利后，左宗棠心灰意冷，放弃了科举之路，决定返乡隐居，潜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侍奉父母、教导子女，同时关注国家大事，等待报国的时机。返乡后，左宗棠先后在湖南醴陵渌江书院、长沙城南书院讲学，凭借着渊博的学识与独特的教学理念，吸引了大批学子前来求学，他的名声也逐渐在湖南境内传开。在讲学期间，左宗棠结识了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陶澍十分赏识左宗棠的才华与志向，认为他是“旷世奇才”，不仅与他结为忘年交，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左宗棠的儿子，成为了一段千古佳话。陶澍的赏识与扶持，让左宗棠重新燃起了报国的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陶澍去世，左宗棠受陶澍之子陶桄所托，前往湖南安化陶家，主持陶家的家事与书院教学，这一住便是八年。在陶家期间，左宗棠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潜心研究边疆地理、军事谋略、农桑水利等各类实用之学，学识与见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他密切关注着国家的局势，此时的清王朝，内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鸦片战争的惨败，让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左宗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常常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忧心忡忡，暗中积蓄力量，等待着挺身而出、报效国家的时机。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席卷湖南，围攻长沙，湖南局势陷入混乱之中，清政府的官员惊慌失措，无力抵挡起义军的进攻。此时，时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深知左宗棠的才华与谋略，多次派人前往安化，邀请左宗棠出山，协助他防守长沙、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左宗棠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危亡之际，自己不能再隐居避世，于是毅然接受邀请，出山辅佐张亮基，踏上了报国之路。这一年，左宗棠四十岁，从湘阴寒门书生，到投身乱世、辅佐政务，他终于迎来了施展自己才华、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二、投身乱世：平定内乱与崭露头角
左宗棠出山后，被张亮基任命为幕僚，主持湖南的军事与政务工作。此时的长沙，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团团包围，形势十分危急，清军士气低落、军纪涣散，根本无法抵挡起义军的进攻。左宗棠临危不乱，冷静分析局势，结合长沙的地形与清军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防守策略，他亲自坐镇长沙城，指挥清军加固城墙、筹集粮草、训练士兵，同时安抚百姓、稳定民心，凝聚起了抵御起义军的强大力量。
在左宗棠的悉心指挥与调度下，清军的防守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士气也逐渐高涨。太平天国起义军多次发动进攻，都被清军成功击退，损失惨重。左宗棠不仅善于防守，还善于抓住战机，主动出击，派遣清军突袭起义军的营地，缴获了大量的武器与粮草，重创了起义军的势力。经过三个月的坚守与激战，清军终于成功击退了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围攻，解除了长沙之围，稳定了湖南的局势。左宗棠也凭借着这次战功，名声大噪，得到了清政府的赏识与重用，成为了湖南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咸丰四年（1854年），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转而辅佐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深知左宗棠的才华，对其十分信任与倚重，将湖南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左宗棠，自己则安心坐镇，很少干预左宗棠的决策。左宗棠不负重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力投身于湖南的政务与军事工作之中。他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官员与欺压百姓的劣绅，选拔正直、有才干、务实尽责的官员，充实到各级政府机构中，改善了湖南的吏治；他整顿军队，加强士兵的训练，提升士兵的战斗力，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的湘军部队；他安抚百姓，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农民耕种、手工业者生产，恢复湖南的经济发展；他筹集粮草、打造武器，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
在左宗棠的悉心治理下，湖南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成为了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重要基地。左宗棠还积极协助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指挥湘军出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先后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与太平天国起义军展开激战，屡立战功。他凭借着过人的军事谋略与指挥才能，多次击败太平天国起义军，重创起义军的势力，为清军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苏州、常州等地，逼近上海，上海局势陷入危机之中。此时，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节制江南、江北各路清军，全面负责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军事工作。曾国藩深知左宗棠的才华与军事才能，向清政府上书，推荐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协助他指挥湘军作战。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的推荐，左宗棠正式跻身仕途，成为了清政府的官员，随后率领湘军，前往江西、浙江等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
左宗棠率领湘军出征后，先后在江西景德镇、浙江衢州等地，与太平天国起义军展开激战。他用兵如神、智勇双全，结合当地的地形与起义军的作战特点，制定了灵活多变的作战策略，带领湘军奋勇杀敌，多次击败起义军的进攻，先后攻占了景德镇、衢州、金华等重要城市，逐步扩大了清军的势力范围。在作战过程中，左宗棠十分重视军纪建设，要求士兵们“不许扰民、不许贪赃枉法、不许临阵脱逃”，若有违反，严惩不贷，他的湘军部队，也因此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支持与拥护。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全面负责浙江地区的政务与军事工作，主持镇压浙江境内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此时的浙江，大部分地区都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局势十分混乱，左宗棠上任后，立即整顿军队，筹集粮草、打造武器，调整作战策略，率领湘军，大举进攻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势力范围。他先后攻占了杭州、宁波等重要城市，肃清了浙江境内的太平天国残余势力，平定了浙江的局势。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攻破天京，平定了持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左宗棠也因功被封为一等恪靖伯，赏双眼花翎，成为了晚清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重臣之一。然而，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愈演愈烈，陕甘地区的局势，陷入了混乱之中，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前往陕甘地区，镇压回民起义，稳定陕甘局势。
左宗棠抵达陕甘地区后，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而是冷静分析局势，认识到陕甘回民起义的爆发，既有民族矛盾的因素，也有百姓生活困苦、受到官府压迫的因素。因此，他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方面，率领湘军，严厉镇压那些顽固不化、继续反抗清政府的起义军首领；另一方面，安抚回民百姓，减轻他们的赋税负担，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妥善安置流离失所的回民百姓，化解民族矛盾。
在左宗棠的悉心治理与军事打击下，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逐渐被平息，流离失所的百姓，也得到了妥善安置，陕甘地区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率领湘军，肃清了陕甘地区的最后一股起义军残余势力，彻底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稳定了西北边疆的局势，为日后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左宗棠也因功，被晋升为东阁大学士，成为了清政府的一品重臣，威望达到了顶峰。
三、抬棺出征：收复新疆与捍卫疆土
就在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义、稳定西北局势之际，新疆地区的局势，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纷纷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沙皇俄国与英国，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新疆地区，试图将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同治四年（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在沙皇俄国与英国的支持下，率军入侵新疆，先后攻占了喀什噶尔、阿克苏、乌鲁木齐等重要城市，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对新疆地区的百姓，进行了残酷的压迫与掠夺。
阿古柏入侵新疆后，沙皇俄国也趁机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声称“代为管理”，实则企图将伊犁地区，永久纳入自己的版图。英国则暗中支持阿古柏，向其提供武器与物资，试图通过阿古柏，控制新疆地区，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此时的新疆，陷入了分裂与战乱之中，百姓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力衰弱，面对新疆的危机，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新疆地区，偏远贫瘠、人烟稀少，收复新疆，耗费巨大，得不偿失，而且此时的西方列强，主要从海上入侵中国，海防才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因此，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将收复新疆的军费，全部用于建设海防，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力量。而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坚决反对李鸿章的主张，左宗棠认为，新疆地区，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是中国西北的门户，一旦放弃新疆，西北边疆就会彻底暴露在列强的铁蹄之下，沙俄就会趁机南下，侵略中国的内地，威胁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因此，左宗棠主张，必须坚决收复新疆，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海防与塞防，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清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他多次向清政府上书，陈述收复新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痛斥李鸿章“放弃新疆”的主张，是卖国求荣、目光短浅的行为。他在奏折中写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左宗棠的奏折，言辞恳切、义正词严，打动了清政府的统治者，最终，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负责收复新疆的军事工作，授予他节制新疆、甘肃、陕西等地军队的大权，让他筹集粮草、整顿军队，准备出征新疆。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正式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开始着手准备收复新疆的各项工作。此时的左宗棠，已经六十三岁高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而且新疆地区，地域辽阔、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粮草短缺、物资匮乏，收复新疆的难度，可想而知。面对重重困难，左宗棠并没有退缩，他以国家大义为重，以民族气节为念，下定决心，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收复新疆，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
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他整顿军队，选拔英勇善战、忠诚可靠的将领，淘汰贪生怕死、年老体弱的士兵，加强士兵的训练，提升士兵的战斗力，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的西征军。其次，他积极筹集粮草与物资，新疆地区，交通不便，粮草运输十分困难，左宗棠亲自制定粮草运输方案，组织士兵与百姓，修建道路、筹集粮草，同时从国外购买先进的武器，为西征军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最后，他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作战策略，即先收复新疆北部的乌鲁木齐等地，稳定北疆的局势，然后再出兵南疆，消灭阿古柏的主力部队，逐步收复整个新疆。
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率领西征军，正式从兰州出发，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程。出征前，左宗棠为了表明自己收复新疆的决心，特意命人打造了一口棺材，自己亲自抬着棺材，走在西征军的最前面，向士兵们宣告：“不破楼兰终不还，不收复新疆，誓不生还！”左宗棠的这一举动，极大地鼓舞了西征军士兵的士气，士兵们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左宗棠，奋勇杀敌、收复新疆，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
西征军出发后，一路向西，穿越戈壁沙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新疆境内。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率领西征军，按照“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作战策略，首先向新疆北部的乌鲁木齐发动进攻。此时，乌鲁木齐被阿古柏的残余势力占领，守军战斗力低下，左宗棠率领西征军，奋勇杀敌，迅速攻占了乌鲁木齐，随后又先后攻占了玛纳斯、昌吉等重要城市，肃清了新疆北部的阿古柏残余势力，稳定了北疆的局势。
北疆平定后，左宗棠率领西征军，向南疆进军，攻打阿古柏的主力部队。阿古柏得知西征军南下的消息后，十分惊慌，急忙调集重兵，在南疆的达坂城、吐鲁番等地设防，试图阻止西征军的进攻。左宗棠用兵如神、智勇双全，结合当地的地形与阿古柏军队的作战特点，制定了灵活多变的作战策略，带领西征军，奋勇杀敌，先后攻占了达坂城、吐鲁番等重要城市，重创了阿古柏的主力部队。
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率领西征军，继续向南疆进军，先后攻占了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等重要城市，彻底消灭了阿古柏的残余势力，阿古柏本人，也在绝望之中自杀身亡。至此，除了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军收复，新疆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左宗棠收复新疆，共历时两年多，歼灭阿古柏军队数万余人，收复新疆百万疆土，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拯救了新疆的百姓，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新疆大部分地区收复后，左宗棠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开始着手准备，收复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伊犁地区。沙皇俄国得知阿古柏的势力被彻底消灭后，十分惊慌，却不愿意轻易放弃伊犁地区，于是，沙皇俄国采取了拖延战术，拒绝与清政府谈判，试图将伊犁地区，永久纳入自己的版图。左宗棠深知，沙皇俄国的野心，他一方面，向清政府上书，请求派遣使者，与沙皇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地区；另一方面，他整顿军队，在新疆伊犁边境，部署重兵，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以武力，逼迫沙皇俄国，归还伊犁地区。
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率领西征军，进驻新疆哈密，做好了进攻伊犁地区的准备，他再次抬棺出征，表明自己收复伊犁的决心。沙皇俄国得知左宗棠率领重兵，进驻哈密，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后，十分害怕，深知自己无法与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军抗衡，于是，被迫同意与清政府谈判，归还伊犁地区。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沙皇俄国正式归还伊犁地区，左宗棠成功收复了伊犁，彻底收复了新疆的全部疆土，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并没有离开新疆，而是留在新疆，主持新疆的善后工作。他整顿新疆的吏治，选拔正直、有才干、务实尽责的官员，充实到新疆的各级政府机构中，改善新疆的吏治；他安抚新疆的百姓，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农民耕种、手工业者生产，发展新疆的经济；他重视新疆的水利建设，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修筑堤坝，治理水患，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他创办新疆的新式学堂，培养新疆的人才，传播先进的文化与技术，促进新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他加强新疆的边防建设，部署重兵，修建边防要塞，防止列强再次入侵新疆，稳定了新疆的局势。
四、洋务兴邦：实干救国与时代局限
左宗棠一生，不仅注重军事与政务，还十分注重实干兴邦，他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样，都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先驱者之一。他深知，清王朝的腐朽与落后，西方列强的强大与先进，若想挽救清王朝的危亡，若想实现国家的富强，就必须摒弃封建传统的落后观念，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与技术，发展近代实业，增强国家的实力。因此，左宗棠在平定内乱、收复新疆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试图以实干，挽救王朝的颓势，实现国家的富强。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福州，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造船厂之一，主要负责制造轮船、军舰等水上交通工具与军事装备，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左宗棠十分重视福州船政局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聘请了一批国外的技术专家，同时积极招募有学识、有技术的中国人才，致力于研究与制造先进的轮船与军舰。
在左宗棠的悉心经营下，福州船政局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先后制造出了“万年清”“湄云”“福星”等多艘轮船与军舰，这些轮船与军舰，不仅用于沿海地区的防御，还用于运输、贸易等领域，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左宗棠还在福州船政局附近，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海军学堂，主要培养海军、造船、航海等方面的人才，为中国近代海军与造船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重要的人才，著名的民族英雄邓世昌，就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
除了创办福州船政局与福州船政学堂外，左宗棠还积极推动其他洋务企业的发展。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陕西西安，创办了西安机器局，主要负责制造枪炮、弹药等军事装备，为湘军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同治九年（1870年），左宗棠在甘肃兰州，创办了兰州制造局，主要负责制造枪炮、弹药、机器等，同时还创办了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毛纺织企业，主要生产呢绒等纺织品，促进了中国近代轻工业的发展。
左宗棠推动的洋务运动，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动的洋务运动，有着明显的不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动洋务运动，主要注重发展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试图通过发展近代工业，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却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没有注重人才的培养与文化的传播。而左宗棠，在推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发展近代工业，还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与文化的传播，他创办福州船政学堂、西安机器局学堂等新式学堂，培养近代人才，同时积极传播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试图通过培养人才、传播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
然而，左宗棠推动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清王朝的腐朽与落后，也没有实现国家的富强。由于洋务运动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没有触及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与阶级矛盾，加上封建官僚的腐败与保守，洋务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大量的钱财被浪费，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左宗棠推动的洋务运动，开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之先河，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与新式学堂，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人才，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左宗棠作为封建官僚，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时代局限性。他始终坚守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陕甘回民起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湘军大肆屠杀百姓，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双手沾满了百姓的鲜血；他的思想，始终局限于封建传统的范畴，无法突破时代的桎梏，缺乏先进的民主与科学思想，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他推动的洋务运动，虽然注重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播，却始终没有触及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最终未能实现国家的富强。
五、功过评说：丹心永照与英名永存
左宗棠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是辉煌的一生。他身处晚清乱世，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却以一身铁骨、满腔赤诚，坚守民族气节、捍卫国家主权，以实干兴邦、以忠诚报国，成为了晚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他的一生，既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也有无法弥补的过错与不足，后世对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充满争议，但无论功过，他收复新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功绩，永远值得中华民族铭记；他刚正不阿、忠诚爱国的气节，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左宗棠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是永载史册的。他临危受命，投身乱世，平定太平天国残余势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稳定了内地与西北的局势，避免了中国陷入更大的分裂与战乱之中；他力排众议、抬棺出征，率领西征军，收复新疆百万疆土，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拯救了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