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孔子和弟子们的关系，很多人脑子里浮现的画面大概是这样：一位慈祥的老先生端坐讲学，底下一群学生端端正正跪坐听讲，点头如捣蒜，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颜回乖巧，子贡殷勤，闵子骞孝顺，画面温馨得让人想哭。

可惜，真实的历史比这要复杂得多，也好看得多。

孔子的三千弟子里面，有对他言听计从的，也有公开顶撞他的；有宁死追随的，也有各走各路的；有他当儿子疼的，也有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孔子在世的时候，这帮人就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路数；孔子去世之后，更是直接分裂成了八个派别，各自都宣称自己才是正宗。

如果孔门是一支乐队，那肯定不是什么规规矩矩的弦乐团，更像是一支吵吵嚷嚷、每个人都想独奏的民间班子。孔子是那个拼命想维持合奏的指挥，底下这帮人却各有各的调。

那么，这帮弟子到底跟孔子是不是一条心呢？今天我们就来翻翻史料，看看这支“孔门乐队”的真面目。

孔子这辈子收过三千多个学生，其中有名字传下来的七十二人，真正在史书上留下足够痕迹、让我们能一窥其个性的大概也就十来个。就是这十来个人，就足够让我们看到孔门内部的五花八门了。孔子自己说过一句话，叫“因材施教”——这句话听着很教育、很正面，但你往深处想，为什么要“因材施教”？因为“材”本来就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天赋不一样，对学问的理解不一样，对人生的追求也不一样。把这些不一样的人凑到一块儿，不出故事才怪呢。

我们就从孔门里面最特殊的那个说起——子路。

子路这个人，怎么讲呢，放到今天大概就是那种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学生。爱他，因为他真诚、勇敢、有担当；恨他，因为他嘴太直了，什么都敢说，当着别人的面也不给老师留面子。

子路比孔子只小九岁，严格来说几乎是同代人。他拜孔子为师之前，自己就已经是个有性格的人了——好勇斗狠，头上插着公鸡毛，身上佩着公猪皮，典型的街头猛男形象。孔子收了他之后，曾经感慨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自从有了子路在身边，就没人敢在我面前说难听的话了。这话听着像表扬，细品一下也有点好笑——这不就是说子路在当保镖吗？谁敢对老师不敬，子路眼睛一瞪，对方立马闭嘴。

但子路绝不只是个保镖。他是孔门里面唯一敢跟孔子唱反调的人。

有一回孔子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这个人在当时的名声不太好，关于她的各种传闻满天飞。孔子去见了她之后，子路很不高兴，脸上写满了“老师你咋回事”的表情。孔子被逼得没办法，居然对着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我要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老天爷厌弃我！

你想想这个画面：堂堂孔子，被自己的学生逼到当众发誓。这要是在后世那些“师道尊严”的规矩下，简直不可想象。

还有一次，有人来找孔子，想请他去参与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孔子有点动心。子路听说了，直接就用孔子平时教他们的话来质问孔子，把老师怼得哑口无言，最后孔子也没去成。又有一次，孔子大谈“正名”的重要性，说要先把名分搞正了才能治理国家。子路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老师你说的这也太迂腐了吧，啥叫正名不正名的，有啥用啊？孔子当场气急败坏地骂他：“野哉！由也。”——子路你也太粗野了！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子路这个人太不懂事了，一点都不尊师重道。可是我们换个角度想想：颜回是孔门里最听话的弟子，孔子说一句他听一句，从来不反驳，从来不质疑。孔子自己都说过：“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回这个人啊，对我没什么帮助，因为我说什么他都觉得对。这话听着是批评还是表扬？其实孔子心里清楚得很：一个从来不说“不”字的学生，对你真没什么帮助。

子路不同。子路把老师当人看，不是当神看。他觉得老师说得对就听，觉得不对就说。这种做法，恰恰是孔子自己推崇的“当仁不让于师”。

可是话说回来，子路对孔子的忠诚又是毋庸置疑的。孔子自己说过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如果我的理想实现不了，就坐个小木筏漂到海上去，到时候还能跟着我的，大概只有子路了吧。

子路听了这话高兴得不得了，孔子又给他泼冷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你啊，比我还勇敢，但是做木筏的材料都不知道去哪找呢！嘴上嫌弃，心里明白，这师徒俩的感情是真的。

更让人动容的是子路的死。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了内乱，太子蒯聩发动变乱，劫持了执政的大夫孔悝，把自己的儿子卫出公赶跑了。当时子路在卫国做官，是孔悝的家臣。他的同门师兄弟高柴也在卫国，听说乱子来了，二话不说就跑了。有人通知子路也赶紧跑，子路的回答是：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我不能跑。

子路赶到现场，想要救出孔悝。在混战中，对方挥戈击落了他的帽缨。按照当时的礼仪，君子死的时候帽子不能歪。子路在生死关头，居然停下来，从容地把帽缨系好，说了句“君子死，而冠不免”，然后才就义。

他死的时候已经六十三岁了。

消息传到孔子那里，孔子说了两个字：“噫！天祝予！”——天要断送我啊！然后孔子听说子路被剁成了肉酱，立刻叫人把家里准备吃的肉酱全部倒掉，从此一辈子再也不吃肉酱。

孔子晚年失去了长子伯鱼，失去了最得意的颜回，又失去了最亲近的子路。这三个人，在短短四年之内相继离开了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儿子死了，两个最贴心的学生死了，那种悲凉，是文字很难完全表达的。

说完了子路这个“刺头”，我们再来说说孔门里面被骂得最狠的那两个人——冉有和宰予。

冉有在孔门里是很能干的一个人，以“政事”见长，跟子路一起位列孔门十哲。他后来在鲁国大夫季康子家里当管家，深得季氏的信任。可问题就出在这儿——季氏是当时鲁国最有权势的大夫，僭越礼制的事情干了不少，孔子对季氏是很有意见的。

冉有作为孔子的学生，却帮着季氏干了不少让孔子火冒三丈的事。最严重的一件，就是季氏准备攻打鲁国的附庸国颛臾。冉有和子路当时都是季氏的家臣，一起去向孔子报告这个消息。孔子一听就急了，劈头盖脸地批评冉有——为什么不劝阻季氏？为什么不尽一个家臣的责任？

冉有辩解说：这是季氏的主意，我和子路都不赞成啊。孔子反问他：如果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如果龟甲和美玉在匣子里毁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看守者的错啊！你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不能纠正主人的错误，要你有什么用？

更让孔子愤怒的是另一件事。季氏在鲁国拼命搜刮财富，冉有不劝阻也就算了，居然还帮着季氏去聚敛。孔子气得对自己的学生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个人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敲着鼓去讨伐他！

“鸣鼓而攻之”，这在当时几乎等同于公开断绝师徒关系。孔子对冉有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

那么冉有后来怎么样了呢？有趣的是，冉有虽然在孔子生前被骂得这么惨，但他对孔子也是有感情的。孔子晚年能够回到鲁国安度晚年，很大程度上是靠冉有在季康子面前说了好话。孔子骂他，是因为原则问题不能妥协；但私底下，师徒之间的感情恐怕并没有真的断绝。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复杂，对事不对人，对人不对事，很多时候是分不清楚的。

再说宰予。这个人在孔门里更是“劣迹斑斑”，最出名的就是两件事：白天睡觉，和质疑三年丧礼。

宰予白天睡觉，被孔子骂出了千古名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糊的墙没法粉刷！然后孔子又补了一句：“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以前我听了别人的话就相信他会去做；现在不一样了，听了之后还得看他怎么做。是宰予让我改变的！

你想想，一个学生把老师逼到这种程度，以至于老师连教育方法论都要调整了，这个学生得有多让人头疼？

宰予挨骂还不止这一件。他跟孔子辩论“三年之丧”的事，把孔子气得不轻。孔子主张父母去世后应该守丧三年，宰予觉得三年太长了，一年就够了。他说：三年不习礼，礼就荒废了；三年不奏乐，乐就生疏了。旧的谷子吃完了，新的谷子长出来了，钻木取火用的木头都换了一轮，一年就差不多了吧？

孔子反问他说：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吃好的穿好的，你心里过意得去吗？宰予居然大大方方地说：过意得去。

孔子被噎得说不出话，只好说：你要是过意得去你就去做吧。君子守丧的时候，吃东西不觉得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安适，所以才会三年。你既然觉得过意得去，那你就去做好了。

宰予走了之后，孔子对着其他弟子说：宰予这个人真是不仁啊！小孩子出生三年之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予难道没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的怀抱吗？

你看，宰予挨的骂跟冉有还不太一样。冉有是办错了事挨骂，宰予是想法跟老师不一样挨骂。冉有是行动上的问题，宰予是思想上的分歧。

可是有意思的是，冉有和宰予这两个被骂得最狠的人，在孔门十哲里都有一席之地——冉有是政事科的优秀生，宰予是言语科的优秀生。这说明孔子骂归骂，该认可的地方还是认可。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孔子“不以不善而废其善”，才更能看出他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胸怀。

不过，我们不能光说孔门里的“刺头”和“挨骂专业户”。要说真正跟孔子“两条心”的，还得看那些曾经动摇过的人。

陈蔡之厄是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最惊险的一段经历。公元前489年，孔子带着弟子们从陈国去往楚国的路上，在陈蔡交界的地方被人包围了，断粮整整七天。弟子们饿得爬不起来，很多人心里开始犯嘀咕：我们跟着老师东奔西跑这么多年，到处碰壁，理想实现不了，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我们这条路到底对不对？

孔子看出大家的心思有问题，就把三个最杰出的弟子——子路、子贡、颜回——分别叫过来，问了同一个问题。他说：“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咱们坚持的道错了吗？为什么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

子路先来回答。他说：可能是我们的道还不够好吧？或者是我们还不够聪明吧？所以人家才不听我们的话。

你看，子路的逻辑很直接：如果我们是好人，别人就应该相信我们；别人不相信我们，说明我们不够好。他把判断对错的标准完全交到了别人手上，自己心里没有一个定盘星。孔子的评价很直接：子路的境界是最低的。

子贡来了。他说：老师，咱们的道没问题，但是太崇高了，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要不我们稍微降低一点标准，妥协一下，让人家能接受？

子贡比子路强，他知道坚持的东西是对的，但他想向现实妥协了。他知道什么是正确，但觉得坚持百分之百的正确太难了，不如打个折，让大家都能接受。这个想法放到今天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很多人都是这么想、这么做的。

颜回最后来。他说：老师，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把道修好，那是我们的错。但既然我们把道修好了，人家不听我们的，那是人家的错，不是我们的错。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为什么要因为别人不接受，就怀疑自己坚持的东西？

颜回是孔门里面最体弱多病的一个，却也是最坚定的一个。他比子路和子贡都更“勇”——这种勇，不是拔剑而起的血气之勇，而是面对绝境依然不怀疑自己所信之道的勇。

孔子听了颜回的话，欣然笑了。在所有人都动摇的时刻，是这个最文弱的学生给了他最大的安慰。

这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子路、子贡、颜回，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同样的困境面前，三个人的态度却天差地别。子路怀疑道本身，子贡想向现实妥协，只有颜回坚定不移。你觉得，他们三个人跟孔子是一条心吗？说是，子路和子贡明明在关键时刻动摇了；说不是，他们又都是追随孔子最久、最忠诚的弟子。

其实，孔门内部的这种“不同心”，不是弟子们不忠于孔子，而是每个人对“道”的理解本来就不同。孔子的思想本身博大而丰富，包容着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再加上孔子又讲究“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弟子说不同的话，引导他们走不同的路。这样一来，弟子们对同一个问题产生不同的理解，简直就是必然的事。

这种分歧在孔子活着的时候还处于萌芽状态，等到孔子一去世，就彻底爆发出来了。

公元前479年，孔子在鲁国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弟子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奔丧。问题来了——弟子和老师没有血缘关系，应该穿什么丧服？怎么守丧？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为孔子大兴私学，师徒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此前并不存在。

最后是子贡站出来定了调子：老师为颜回和子路办丧事的时候，是按儿子的规格但不穿丧服；现在我们给老师办丧事，也按给父亲办丧事的标准，但不穿丧服。于是弟子们为孔子“心丧三年”——不穿丧服，只在内心里悼念。

三年期满之后，弟子们互相告别，各自散去。临走的时候，大家抱头痛哭，然后各奔东西。只有一个人没有走——子贡。他在孔子墓旁搭了一间草屋，又单独守了三年，前后加起来整整六年。

为什么是子贡？子贡姓端木名赐，是孔门里面最能说会道的一个，也是最能挣钱的一个。他口才好，擅长外交，做生意也厉害，是孔门首富。孔子对他其实是有微词的，觉得他太能说、太能挣钱，有时候不太合儒家君子的标准。

但孔子去世后，为孔子守丧最久的就是他。有人说这是因为子贡跟孔子感情最深，也有人说这跟子贡的特殊地位有关。孔子去世的时候，子贡没来得及赶回来。等他回来，丧礼都结束了。这六年守墓，或许也包含着一份遗憾和补偿。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细节：三年丧满之后，弟子们临走之前，专门去向子贡告别，“入揖于子贡”，而且“相向而哭，皆失声”。这说明在孔子去世后的三年里，子贡实际上承担了孔门主持人的角色。

子贡守墓六年这件事，历史上有多种解读。有人说是子贡对孔子的感情最深，有人说是子贡在当时孔门中地位最高，也有人说六年守墓这件事本身就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不管哪种说法，有一个事实是明摆着的：孔门弟子们在孔子去世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家都认可的新领袖。

谁来接孔子的班？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孔门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分歧，甚至直接的利益冲突。这些分歧和冲突，最终导致了战国时期“儒分为八”的局面。

韩非子在他的《显学》篇里记载，孔子死后，儒家分裂成了八个派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每一派都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孔子传人，别人都是歪曲了孔子的原意。

这个局面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孔子生前教了那么多学生，每个人学到的侧重点本来就不一样。子夏重文献，子游重礼乐，子张重交友，曾子重孝道。老师一死，每个人都说“老师教我的才是真东西”，吵起来不是很正常吗？

有意思的是，各派之间互相攻击的言论，有些居然被收进了《论语》里面。《论语》里有这样的记载：子游批评子张，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子张这个人，能做到一些很难的事，但还没达到“仁”的境界。曾子也说子张“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看起来仪表堂堂，但要跟他一起追求仁德，难啊。

子游和子夏也互相掐。子游批评子夏教学生只教洒扫应对这些表面功夫，不教根本的大道。子夏听了直接怼回去：“噫！言游过矣！”——子游你说得不对！然后巴拉巴拉讲了一通。

更有意思的是，子夏的学生跑去问子张怎么交朋友，子张先问“子夏是怎么教你的”，听完之后说：“跟我的老师教我的不一样啊！”然后给出了自己的一套交友准则。你看，连孔子的再传弟子都开始分裂了——各派之间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差别大到需要互相纠正的程度。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来，孔门分裂不是什么政治斗争，而是思想上真的产生了不同方向的分化。孔子的思想太博大、太丰富了，每个弟子从中汲取的东西都不一样，又都觉得自己得到的是真传，分歧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那么，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弟子里面，孔子最喜欢的到底是谁呢？答案毫无疑问是颜回。

颜回在孔门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他是所有弟子中唯一一个从头到尾没有被孔子批评过的人。别的弟子，子路挨骂最多，宰予被骂得最狠，冉有差点被逐出师门，连子贡都被孔子嫌过太能说会道。只有颜回，孔子对他的评价全是表扬，没有半句不是。

颜回小孔子三十岁，二十九岁头发就白了，三十一岁就去世了。他家里很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每天就一碗饭、一瓢水，住在破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种苦，他却乐在其中。孔子每次提到颜回，语气里都带着一种父亲般的疼爱和骄傲。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老师，您觉得我和颜回谁更强？孔子说：你哪能跟颜回比？颜回听到一件事能推知十件事，你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事。然后孔子又加了一句：“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我跟你啊，都不如颜回。

这是孔子少有的自愧不如。一个老师说自己的学生比自己强，这需要多大的胸襟？

可是，偏偏就是这个最得孔子心的弟子，走得最早。公元前481年，颜回去世了。孔子哭得肝肠寸断，反反复复地说：“天丧予！天丧予！”——老天爷是要我的命啊！周围的人劝他别太伤心了，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我太伤心了吗？我不为这个人伤心，还能为谁伤心呢？

就在同一年，还有一件事让孔子深受打击——鲁国西狩获麟。有人说打猎捕获了一头麒麟，孔子听说之后非常伤感，说“吾道穷矣”——我的道走到尽头了。也是在同一年，孔子停止了编写《春秋》。

颜回的死，对孔子的打击是全方位的。颜回不只是一个学生，在孔子心目中，他是衣钵传人，是自己精神血脉的延续。孔子自己说过，他教学生是“因材施教”，但他心里最清楚，能真正理解他、继承他全部学问的，只有颜回。颜回一死，孔子的道就断了传人。

说到颜回的死，就不能不提另一个人的死——子路的死。颜回和子路，一个是孔子最喜爱的学生，一个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两个人的去世，只隔了一年。颜回死于公元前481年，子路死于公元前480年底。两个最贴心的弟子，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离世，再加上孔子的长子伯鱼也在这前后去世，孔子的晚年，真的可以用“孤苦”来形容。

这里面有个细节特别让人心酸。子路死后，孔子听说他是被剁成肉酱而死的，立刻让人把家里的肉酱全部倒掉，从此再也不吃肉酱。这不是什么礼制规定，就是一个老人的本能反应。看到肉酱就想起子路的死，就想起自己这个跟了自己一辈子、吵吵闹闹了大半辈子、最后以那样惨烈的方式离开人世的学生。

孔子一生，教了三千多个学生，最后送走了自己的儿子，送走了颜回，送走了子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白发人送黑发人，送了一轮又一轮。这种晚景，想想都让人揪心。

孔门弟子的不同心，还体现在他们各自选择的人生道路上。同样是孔子教出来的学生，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

颜回和子路是早逝了，但活着的人各有各的走法。子贡成了富商巨贾，在曹国和鲁国之间做生意，“家累千金”。他是孔门首富，同时在外交上也很有建树，《史记》里说他“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凭一张嘴搅动了整个春秋末年的国际格局。

曾参走的是学术传承的路。他是孔门里年龄比较小的学生，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去世的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岁。正是这批“孙子辈”的学生，在孔子去世之后扛起了儒学传承的大旗。曾参以孝道著称，相传《大学》就是他的作品。后来孟子被认为是曾参这一脉的传人。

子夏去了西河讲学，在那里收了很多学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辅佐魏文侯变法的李悝。子夏这一脉比较重实务和法制，跟曾参那一脉重德性的路数明显不同。子游、子张也都各自开宗立派，成为“儒分为八”中的一支。

子贡最后到了齐国终老。有意思的是，他为孔子守了六年墓之后，似乎就逐渐淡出了孔门的核心圈。有人说他是主动退隐，把舞台让给了曾参这些后进弟子。

你看，这些人都是孔子手把手教出来的，但后来走的路线、侧重的方向、各自的影响范围，差别大得惊人。子贡是外交家加商人，曾参是学术宗师，子夏是实务教育家，各有各的天地。如果让他们坐在一起讨论什么是孔子真传，不吵起来才怪。

这还不是最典型的例子。更典型的是冉有。冉有被孔子骂过“非吾徒也”，被号召“鸣鼓而攻之”，但这个人偏偏是孔子晚年能够回到鲁国的关键推手。冉有在季康子面前替孔子说话，促成了孔子的回归。孔子晚年能够安度余生，专心整理六经，跟冉有的暗中帮忙是有关系的。

你看，冉有跟孔子在原则上分歧那么大，但感情上并没有真的决裂。孔子骂他，是因为他帮季氏聚敛，违背了孔子“节用爱人”的基本理念；冉有帮孔子，是因为他内心深处还是尊敬这个老师、感激这个老师的。这种又分歧又拉扯的关系，其实比那种从头到尾都“一条心”的关系要真实得多、丰富得多。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头那个问题了：孔子的弟子都跟他一条心吗？

我的看法是，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一条心”。如果你认为“一条心”是指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行动都一致、对老师都言听计从，那么孔门显然不是这样的。子路顶撞孔子，冉有帮季氏聚敛，宰予质疑三年之丧，子贡想向现实妥协——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不一条心”。

但如果你认为“一条心”是指在根本的理想信念上方向一致，那他们确实是一条心的。子路死的时候喊的是“君子死，而冠不免”，这种对礼的坚守，正是孔子教给他的。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这种对师恩的感念，也完全符合孔子的教诲。冉有虽然在政务上跟孔子有分歧，但他晚年为孔子回归奔走，这说明他从来没有真正抛弃过孔子的精神。

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不完全一条心，孔门才更有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所有弟子都一模一样，都只会说“老师说得对”，那孔子教出来的就不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群传声筒。传声筒是死的，人是活的。子路的刚直，颜回的安贫，子贡的通达，冉有的干练，曾参的厚重，子夏的务实——正是因为每个人的禀赋不同、性格不同、理解不同，孔子的教诲才能在这些人身上开出不一样的花来。

这就像一片土地，种下去的种子是一样的，但因为光照、水分、土壤微环境的差异，长出来的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姿态。孔门就是一个生态，不是一条流水线。

孔子自己大概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从来没有要求所有弟子都变成颜回——虽然颜回确实是他最喜欢的。他对子路又骂又爱，对冉有又怒又惜，对宰予又气又无奈，对子贡又欣赏又嫌弃。正是这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感情，才构成了孔门最真实的样子。

一个人跟另一个人是不是一条心，不是看他们有没有分歧，而是看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他们站在哪一边。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冠不免”——这是孔子教他的礼。子贡在老师死后六年不离不弃——这是孔子教他的仁。颜回在陈蔡绝粮的时候说“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这是孔子教他的道。

这就够了。

分歧是有的，争吵是有的，甚至决裂也是有的。韩非子说“儒分为八”，说的是孔子死后儒家分裂成了八个派别。但“儒分为八”这个事实本身，不正说明孔子的影响力有多大、生命力有多强吗？一个能分裂成八个派别的思想，说明它的内涵足够丰富，外延足够广阔。它经得起不同人的不同解读，撑得起不同方向的不同发展。

后世的人喜欢把孔子捧成圣人，把孔门弟子塑造成一群毫无瑕疵的道德模范。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抬高，实际上是矮化——因为一旦把人变成了神，他就失去了人的温度，失去了人的可爱。

真实的孔门，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凑在一起。有争吵，有分歧，有误解，有眼泪，有牢骚，有愤怒，也有不离不弃的忠诚和跨越生死的深情。这样的孔门，比任何被粉饰过的版本都更动人。

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光是两千多年前的故事，也是我们自己人生的投影——老师跟学生之间，本来就是这样的。有尊重也有质疑，有传承也有超越，有分歧也有感念。

这才是真实的师徒。

这才是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