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记载集中在周显王时期（约公元前351-337年），核心内容有三点：
任命记录：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并强调其"学术"背景
变法成效：史料记载"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变法后韩国15年无外患，军事实力有所提升，甚至一度参与抗秦联盟。但问题在于： "重术轻法" 。申不害过分依赖君主的个人权术和具体管理技巧，而缺乏商鞅那样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土地制度、法律体系）。当精明的韩昭侯去世，继任者能力不足，"术"便失效，改革成果迅速瓦解。韩国终成战国七雄中最早被灭（公元前230年）的国家。）
司马光评价：在《资治通鉴》的"臣光曰"部分，司马光将申不害与商鞅并论，但批判其"徒术而无法"，认为"术"只能治标，"法"才能治本
韩非子批判申不害"徒术而无法"。
现代视角看，申不害：在人类政治文明早期，系统性地思考了官僚机构的控制问题。
“申不害困境”作为韩国相国，他主张“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的任人唯贤原则。然而，当他为自己的堂兄请求官职时，韩昭侯反问：是听从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还是实行你的学说而拒绝你的请求？申不害无言以对，只能离席请罪。
相关评论：一位以“循功劳，视次第”为治国原则的法家改革者，却为自己的堂兄谋求官职，被君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辟舍请罪”。这不仅是个人言行不一，更是制度理想与人性私欲的永恒冲突。
以《资治通鉴》“为政以法，不以心；以制，不以术”为底色，直击术治与权力共谋的终极悖论：
1. 君挟术以制臣，臣挟术以蔽君：术治之下，谁是真正的执柄者？《资治通鉴》载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昭侯“专任而信之”。术以御臣，亦以御君；君主愈信术，愈依赖掌术之人，权柄暗移而不自知。
2. 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以人立身、以术立国，何以长治？通鉴屡言“法者，天下之公器；术者，一人之私智”。申不害以术强韩十五年，身死而权解、法弛、贵族复炽。寄国运于权臣之术、君主之明，岂非危道？
3. 改革以强君，终以强臣：改革者自嵌为权力核心，此为公义还是私器？通鉴以“公忠体国”为臣道标尺。申不害变法利国、利君、亦利己，以公义之名行私权之实，改革成权力俘获之梯。后世凡以改革揽权者，皆未脱此困局。
结论："申不害困境"最深刻的注脚——当你以为自己在用"术"控制他人时，你也在被"术"所控制。也许申不害变法可以视为一场"官僚傍依国君的表演"，但这场表演的高明之处在于：观众（国君）以为自己是在导演，但实际上他也是被精心编排的演员之一。以下是这个注脚的4层分析：
第一层：国君的改革需求与官僚的回应策略
韩昭侯面临的是结构性危机：四战之地、国力孱弱、贵族坐大。他需要改革，但改革动机混合了三个维度：
生存焦虑：不改革可能被灭国/权力焦虑：贵族势力威胁王权/合法性焦虑：需要通过"有为君主"的形象强化统治正当性
申不害的回应策略极其精明——他提供的不是一套普适性改革方案，而是量身定制的"术治工具包" ：既能解决韩昭侯的具体痛点（控制官僚、提升效率），又能强化国君的个人权威（让韩昭侯感觉自己掌握"帝王心术"）。这不是迎合，而是需求精准匹配。
第二层："术"的本质是权力垄断工具
问题的关键在于：申不害的"术"究竟在服务于谁？
表面看，"循名责实"的考课制度是为了强化国君对官僚的控制。但实际运行中，这套制度制造了一个关键结果：信息垄断。
谁掌握官员的考课标准和评估权？/谁来解释"名"与"实"是否相符？/谁决定任免升迁？
在申不害的体系里，这些权力高度集中在他作为相国的手中。韩昭侯以为自己在用"术"控制臣下，但实际的控制枢纽被申不害把持。国君需要通过申不害这个中介来行使权力，申不害因此获得了不可替代的"解释权"和"执行权"。
这不是"捞好处"的投机行为，而是制度化的权力俘获——申不害用改革的名义，将自身嵌入为权力体系的必要节点。
第三层：政治收益的计算
申不害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回报，但这种回报不是"顺便捞取"的副产品，而是变法设计的内生结果：
相权强化：通过考课制度和官僚整顿，申不害将相权制度化地凌驾于其他臣僚之上
个人权威：作为"术"的传授者和执行者，申不害成为韩昭侯最依赖的政治顾问
派系构建：考课任免权让申不害能够培养亲信，构建政治网络
需要区分的是：这些政治收益并未以腐败或寻租的方式获取（史料未记载申不害贪污或敛财），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权力结构实现。这比简单的"捞好处"更危险——因为它是合法的、可持续的权力扩张。
第四层：历史公正性评判
将申不害定性为"表演型官僚"虽然解构了其改革圣像，但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需要承认三个事实：
改革确实有效：15年"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并非虚构，申不害的官僚控制术确实提升了韩国治理效能
韩昭侯并非被动受骗：史载韩昭侯本人精明强干，他使用申不害的"术"同样是在利用申不害的才能，这是一场双向的政治交易
历史局限无法苛责：在战国时代，"官僚俘获"是常态，申不害的操作方式并未超出当时的政治伦理边界
更公正的评价可能是：申不害是一个高度清醒的实用主义改革者。他既真诚地相信"术治"的有效性，也清醒地利用变法强化自身地位。这两者不矛盾，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申不害案例揭示了一个普遍政治现象：改革者往往通过改革将自己制度化为权力体系的核心。
现代组织中，推行某项改革的部门负责人往往会获得预算扩权、人员增加、话语权提升，改革方案的设计会微妙地强化改革推动者的控制力，即使改革失败，改革者也能因"改革尝试"本身积累政治资本，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权力运作的内生逻辑。
申不害的"高明"在于，他将这个逻辑发挥到了极致，让国君心甘情愿地依赖他，让制度自然地围绕他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