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被日本国会图书馆珍藏的中国古籍——《物理小识》，其作者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与科学家方以智。方以智一生著述宏富，多达一百余种，其中《物理小识》与《通雅》流传最广，集中彰显了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深厚积淀与卓越见解。该书编撰始于明崇祯辛未年（1631年），初稿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后因战乱，方以智流离岭南、历经颠沛，却始终未曾搁置对书稿的补充与修订。最终在清代，由其次子方中通、学生揭暄等人悉心加注、整理重编，正式刊刻成书，成为一部横跨明清两代、兼具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百科全书式科技巨著。
值得一提的是，《物理小识》并非明代孤例，晚明时期科技著述兴盛，涌现出多部与它齐名的同类典籍，共同铸就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鼎盛图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该书初刊于崇祯十年（1637年），比《物理小识》初稿完成时间稍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与《物理小识》一同构成了晚明科技著作的璀璨双星。《天工开物》共3卷18篇，图文并茂，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兵器、火药、纺织等诸多领域的生产技术，系统总结了劳动人民开发利用自然的智慧与经验，其中锌的冶炼技术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利用竹筒排空挖煤巷道瓦斯等工艺，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处于领先水平，与《物理小识》的科技探索理念一脉相承。
除《天工开物》外，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也是晚明科技典籍中的不朽之作，与《物理小识》相得益彰。《农政全书》由徐光启编撰，后经其门人陈子龙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刊刻成书，全书60卷、50余万字，囊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等12目，既注重农业技术总结，又强调“农政”思想，其中“荒政”一目占18卷之多，还系统介绍了棉花栽培、甘薯引种等实用技术，徐光启提出的“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的观点，与方以智的实验探索理念高度契合，同样彰显了务实的科学态度。
李时珍耗费二十七年编撰的《本草纲目》，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刊行，全书52卷、一百九十万字，收录药物1892味，附药方11096个、插图1110幅，采用“析族区类”的先进分类法，纠正了历代本草的诸多谬误，批判了“食水银成仙”等反科学见解，不仅是医药学巨著，更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领域有着广泛论述，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这部著作问世后流传甚广，后来也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医药学与植物学研究，与《物理小识》一同成为中日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共同印证了明代科技的辉煌与深远影响力。
书中所言的“物理”，并非特指今日的物理学，而是囊括世间一切事物的规律与道理，全书共十二卷、十五大类，依次涵盖天类、历类、地类、人身类、医药类等，内容包罗万象，广泛涉及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农学、工艺等诸多领域。清儒于藻曾盛赞此书，称其能明晰天道律历、洞悉五行之蕴，解答世人日用之疑，兼具极高的实用价值与深厚的学术价值。其中，该书在物理学领域的成就尤为突出，不仅系统记载了光的折射、反射原理，还提出了朴素的“气光波动说”与“光肥影瘦”主张，更比西方早近百年精准记录了“灵光”现象；此外，书中还详细收录了不同配比的火药配方以及简易望远镜的制作方法，诸多见解在当时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更值得称道的是，方以智在书中主张通过实验和观察来探索自然规律，这种科学理念，与西方近代科学的研究思路不谋而合，展现了中国古代学者的超前智慧。而这种务实的探索精神，正是明代物理教学与研究先进性的核心体现——明代不仅有《物理小识》这样系统性的物理相关典籍，更形成了“典籍总结+实验实操+中西融合”的独特模式，成为物理知识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支撑。
明代的物理教学与研究，早已突破了传统“重道轻器”的局限，呈现出鲜明的先进性与开放性。当时，以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为代表的学者，不仅自身深耕物理、天文、数学等领域，更积极推动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传入与融合，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编纂《天学初函》收录西方物理、机械等相关著作，将西方的力学、光学知识与中国传统物理探索相结合，丰富了物理教学的内容。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让明代的物理知识既有对传统小孔成像、杠杆原理、光的折射反射等内容的系统总结，也有对望远镜制作、火药配比等实用技术的详细记载，甚至形成了民间与士大夫阶层双向传播的格局，士大夫著书立说、工匠实操传承，让物理知识不再是晦涩的理论，而是能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实用技能，这种教学与实践结合的模式，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更难得的是，明代学者不盲从传统定论，方以智提出的“气光波动说”“光肥影瘦”主张，便是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创新突破，这种注重实证的精神，正是近代科学的雏形，也让明代的物理教学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更注重培养探索自然的思维方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代在物理领域的发展呈现出极度落后的态势，甚至出现了“停滞倒退”的局面，彻底中断了明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势头。
清代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与闭关锁国政策，将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排斥外来科技知识的传入，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对西方物理、天文等相关著作多持排斥态度，仅收录少量书籍且不予重视，更禁止民间私自研究与传播西方科技。康熙皇帝虽自身学习过算学、天学，却出于“防汉制汉”的目的，禁止传教士在汉人衙门翻译科学文献，垄断科技知识的传播，仅允许满洲亲贵子弟学习，严禁汉人参与核心科技研究，导致明代遗留的优秀科技成果无法得到继承与发展。
清代的物理教学与研究，彻底沦为“考据复古”的附庸，学者们不再注重实验与创新，仅局限于对明代典籍的简单考据与整理，甚至曲解明代的物理成果，原本明代已成熟的望远镜制作、火药配方、光的折射反射等知识，在清代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反而逐渐失传。更严重的是，清代彻底扼杀了明代以来的实验探索精神，“重道轻器”的思想死灰复燃，物理等自然科学被视为“末流之学”，士大夫阶层潜心考据经学，无人再深耕物理研究，民间工匠的实操技能也因缺乏理论指导而逐渐退化，到鸦片战争时期，清代的物理知识水平不仅远逊于同时期的西方，甚至不及明代的发展高度——明代已能精准记载灵光现象、制作简易望远镜，而清代学者对这些知识大多一知半解，更谈不上教学与创新，这种巨大的落差，也让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差距急剧拉大，最终陷入被动落后的局面，令人惋惜。
《物理小识》在清代虽被刊刻成书，却未能得到统治者与学界的重视，反而在传入日本后被悉心珍藏、广泛研究，成为中日科技文化交流的见证，这一对比更凸显了明清两朝在科技态度上的差异，也让我们深刻看到，开放包容的态度与注重实证的精神，才是科技发展的核心动力，而闭关锁国与思想禁锢，只会导致落后与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