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1月15日,贵阳解放纪念日。
说起解放战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想到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些场面确实壮阔。不过,贵阳的解放有点不一样。1949年11月15日,解放军进入贵阳城,几乎没有发生战斗。国民党守军已经撤走了。
乍一看,这仗打得挺轻松。
可我翻了翻当年的资料,越看越觉得,这个“一枪没放”并不轻松。贵阳没有在进城那天打起来,不代表此前没有流血,也不代表这座城市就这么平平安安地交到了人民手里。
1949年的贵州,国民党政权已经是强弩之末。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连国民党自己的一些基层军官,也能感觉到这个政权快撑不住了。
有个叫卢世平的中校,在贵州省保安司令部任职,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名叫《慰民生活》。名字挺好听,里面记下来的却尽是那个年月的荒唐事。
他曾经记过一笔账:中午进城,拿两千块钱去买米,一千五买了五石,剩下五百留着零花。头一天米价还是三百块一石,第二天就涨到了三百五六。钱一天一个价,老百姓拿什么过日子?
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抄了一篇讽刺所谓选举的文章,叫《选举铭》。里面有几句:“职不在高,‘内空’则灵。权不在大,‘包办’则行。”这哪是什么民主选举,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不过是上面安排好,下面走个过场。
连自己阵营里的人都在日记里发牢骚,可想而知,当时的贵州已经乱成什么样了。
就在贵阳即将解放的前几天,城里还发生了一件惨事。
1949年11月11日,国民党当局在撤离前杀害了24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地点分别在南郊马家坡和北郊沙河桥。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双十一”惨案。
我每次看到这个日期,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的11月11日,大家想到的是购物节;当年贵阳的11月11日,却有24个人再也没能回家。
杀人之外,国民党贵州当局还打算把贵阳变成一座“废城”。电厂、电信局、广播电台、兵工厂,都在他们准备破坏的名单上。人要走,东西也不想留给后来的人。
好在,贵阳城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等着大军进城。
有一批地下工作者,已经悄悄行动起来了。
肖良汉就是其中一个。他的父亲肖文灿,是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院长。肖良汉从解放区带回进步书刊,在家里收听解放区广播,把听到的消息记录下来,再油印出来,想办法送给进步师生。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他,甚至寄来装着子弹的恐吓信,还上门搜查。可肖良汉早有准备,把书刊和资料藏进墙缝、书库,特务折腾半天,什么也没找到。
后来,他和郑亚宇等人又干了一件胆子不小的事: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抄成大字报、标语和传单,趁着夜色贴遍贵阳街头。
想想那个场面吧。一群年轻人,带着浆糊桶,趁夜里没人注意,一张一张往墙上贴。第二天一早,市民推开门,街头巷尾突然多了许多解放军的消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些纸片不只是几行字,还是一个盼了很久的消息。
他们还安排王永武设法进入广播电台,播出了贵阳解放的消息。后来,杨勇、苏振华接见肖良汉时,还提起过这件事。原来中央军委收听到广播后,曾经询问五兵团是哪支部队先进入了贵阳。弄清楚以后才知道,消息竟然是城里的地下工作者播出去的。
说实话,这事儿挺有意思。大军还没进城,城里已经有人替他们把消息送到了千家万户。
但光有标语和广播还不够。贵阳能完整地迎来解放,还有一批人,干的是更不起眼、却非常要紧的工作——护厂、护校。
电厂尤其重要。电一断,城市的照明、通讯、生产都会受到影响。电厂代经理奚长年接到上级密电,只有五个字:“保护好电厂。”
1949年5月1日,他就组织职工成立护厂队。国民党方面要拆机器,工人们便想办法拖延:螺丝锈住了,线路太复杂,设备不好搬。能拖一天是一天,能保住一台是一台。折腾来折腾去,破坏计划最终没能得逞。
中曹司的44兵工厂也组织了38人的自卫队,把设备藏起来。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清华中学的师生同样没有闲着,拿起木棍、砖头巡逻护校。现在看,这些东西算不上什么武器,可在当时,他们是真拿自己的安全在守着学校。
11月14日晚上十点多,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油榨街。
农改所职工张立业正在值班,手里拿着步枪和一面小红旗。看到远处有车灯过来,他上前问了一句:“什么人?”
车上下来的人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兵团。”
张立业亮出红袖套,对方很高兴,但还是先收缴了他的枪。毕竟刚进城,情况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谨慎一点是应该的。
那天晚上,解放军接管了农改所的大门和电话机。很多战士没有住处,就靠在油榨街民房的屋檐下,抱着枪睡了一夜。天冷,还有雨,衣服也没来得及换。
我觉得这个细节很值得记下来。我们现在讲贵阳解放,常常讲到部队入城、群众欢迎、红旗升起。可在那些热闹场面出现之前,已经有人在湿冷的屋檐下,抱着枪熬过了那个晚上。
11月15日,贵阳解放。
当天,贵阳电厂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红旗不是从商店里买来的成品,而是冯济泉的母亲张荣萱连夜赶制的。手头没有整块红布,她就用两块黄缎子拼起来,五角星也是用红纸折好再缝上去的。
一面旗子,就这么做出来了。
清晨,街上的市民陆续打开家门,看见解放军已经进城。有人喊:“天亮喽!贵阳解放了!”
这句话后来一直留在贵阳解放的记忆里。我觉得它特别朴素,没有什么修饰,就是老百姓在那一刻发自内心喊出来的。
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市民涌向南门外,欢迎解放军入城。队伍走过街道,战士们背着背包、扛着枪,一路向前。人群里有欢呼声,也有歌声。
贵阳就这样迎来了新的一天。
不过,11月15日不是所有事情的结束。恰恰相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后面的日子并不轻松。
国民党撤退前,曾经在雪涯洞办过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不少人员。解放以后,这些人散到贵州各地,成为土匪活动的重要骨干。1950年4月,全省公开活动的土匪有460多股,人数达到13万。贵阳周边也不安生,攻城、劫持、袭击学校和乡村的事情接连发生。
1950年3月,特务策划分路攻打贵阳,还在监狱附近埋下炸药,准备里应外合。公安机关提前发现了线索,3月24日凌晨展开全城搜捕,抓获249人,缴获枪支、电台等物品。
花溪一带的情况更严重。潘方侠纠集数千人围攻花溪,后来土匪冲进贵州大学农学院,打死学生和工人,还掳走65名学生,关押在青岩。4月18日,解放军部队围攻青岩,最终救出了被劫持的学生。
这些事说明,贵阳虽然解放了,但贵州并没有马上太平。
剿匪一直持续到1953年底。其间发生过很多战斗,也有不少战士牺牲。1950年11月,战斗英雄肖国宝在长顺追剿土匪时身负重伤,仍然冲向敌人机枪阵地,最终牺牲。他用生命给后来冲上来的战友争取了机会。
这不是电影里的情节,是当年真实发生过的事。
所以,今天再说贵阳解放,我觉得不能只记住1949年11月15日这一天。那天确实没有打响一场大规模战斗,可在它到来之前,有人被杀害,有人冒险传递消息,有人藏起设备,有人守着学校;解放军进城以后,还有人为了让这座城市真正安定下来,继续在山里、村寨和道路上战斗。
我尤其忘不了那面用黄缎子拼出来的红旗。
做旗子的人,可能没有想过它后来会被多少人记住。她只是知道,贵阳要解放了,应该有一面红旗升起来。还有那些在墙缝里藏书的年轻人,那些守护电厂的工人,那些夜里睡在屋檐下的战士。他们当时做的事情,未必都觉得自己是在创造什么历史。
可历史偏偏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今天我们站在贵阳的街头,看到的是一座热闹、熟悉的城市。很少有人会想到,七十多年前,这里也曾经有过一段人心惶惶、随时可能被炸成废墟的日子。
1949年11月15日,有人在街头喊了一声:“天亮喽!”
这三个字,我想今天再读,还是会有点分量。因为喊出这句话的人,盼到了天亮;而那些没能等到这一天的人,也不应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