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多年来以救治贫困患者闻名，然而一纸举报信突然引爆舆论。

指控他暗中挪用医院8200万元巨额资金用于个人挥霍。

这位看似清廉的医者，瞬间成了千夫所指的“贪腐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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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5日上午，朔平市纪委办公室里，一封匿名举报信，交到了调查组组长周建斌手里。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工整的打印字：“关于惠民医院院长刘正明挪用巨额资金的举报材料”。

刘正明不仅是本地小有名气的民营医院创始人，还是本届市人大代表。

信封里面的材料条理清晰，附着医院资金流水复印件、标注着“疑似挪用款项”的明细，核心举报内容直指刘正明利用职务之便，在2019年至2024年近五年内累计挪用惠民医院资金8200万元，全部用于个人挥霍，甚至隐晦提及“购置海外房产、私藏名贵字画”等虚假线索。

材料末尾还特别标注，这些资金本应用于医院设备更新和医护人员薪资发放，刘正明的行为已严重损害医院利益和患者权益。

“立刻成立专项调查组，优先核查这笔资金流向。”周建斌当即召集组员部署工作，“刘正明是人大代表，既要依法依规，也要尽快查清真相，不能放过任何疑点。”

调查组迅速分工，一组对接银行调取完整资金流水，一组联系医院财务部门准备核查账目，一组则负责外围走访，摸清刘正明的个人资产状况。

谁也没料到，这份本该严格保密的举报材料，竟在9月15日下午就流入了本地自媒体手中。

一篇标题为《惊爆！市人大代表、惠民医院院长刘正明，涉嫌挪用8200万公款中饱私囊》的文章，在本地生活平台迅速发酵。文章刻意截取了举报材料中的流水截图，隐去关键信息，添油加醋地描述刘正明“披着仁医外衣，干着贪腐勾当”，瞬间点燃了网友的怒火。

评论区里骂声一片，“人大代表知法犯法，太离谱了”“黑心院长拿患者的救命钱挥霍，良心被狗吃了”“难怪惠民医院最近挂号费涨了，原来是被他贪了”等言论刷屏，话题很快冲上本地热搜。

更有不明真相的网友人肉出刘正明的公开信息，甚至有人跑到惠民医院门口拍摄视频，配文“讨说法”，进一步助推了舆论升温。

舆论的风暴迅速席卷惠民医院。

9月16日一早，原本热闹的门诊大厅变得冷清萧条，挂号窗口前寥寥无几，往日排队候诊的患者不见了踪影。

医护人员们人心惶惶，私下里议论纷纷，有人担忧医院前途，有人疑惑院长平日里清廉节俭，怎么会挪用巨额资金。

几个科室的护士在护士站小声交谈，护士长连连摆手：“别瞎猜，院长不是那样的人，等调查结果出来就知道了。”话虽如此，她眼底的焦虑却藏不住。

医院后院的康复中心外，更是围了十几个患儿家长。

他们大多是来自周边乡镇的贫困家庭，带着患有脑瘫的孩子来这里接受免费治疗，此刻脸上满是不安和焦灼。“刘院长要是真出事了，孩子们的治疗可怎么办？”一位母亲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声音哽咽，“我们家条件差，只有这里肯免费收治，要是医院停了，孩子就没指望了。”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有人想冲进康复中心找刘正明问个清楚，被保安拦了下来。

此时的康复中心治疗室里，刘正明正俯身给一个名叫小宇的脑瘫患儿做针灸。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动作精准落在患儿的穴位上，轻柔却坚定。

小宇今年四岁，刚来时连抬头都困难，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已经能勉强靠着栏杆坐起来。感受到针尖的轻微触感，小宇下意识地往刘正明身边缩了缩，小手紧紧抓着他的袖口。刘正明放缓动作，轻声安抚：“小宇乖，忍一下，很快就好，好了就能走路了。”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打破了治疗室的安静。

刘正明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是纪委工作人员的声音，告知他请尽快到纪委配合调查。

他脸上没有丝毫波澜，只是淡淡应了声“好”，挂断电话后，继续给小宇施针，直到最后一根针取下，才起身交代护士：“我去趟纪委，小宇接下来的康复训练按流程来，别让家长们慌。”

路过走廊时，护士李娟正蹲在地上，轻声安慰着几个吓得哭闹的患儿：“小朋友们别怕，院长只是去配合做个调查，很快就回来。院长那么疼你们，一定会没事的。”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其中一个孩子小声问：“娟姐姐，院长不会不要我们了吧？”李娟眼眶一红，连忙摇头：“不会的，院长最疼你们了，他一定会回来陪我们的。”

刘正明没有说话，只是抬手轻轻摸了摸那个孩子的头，随后转身走出康复中心。门口的家长们看到他，瞬间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情况。刘正明停下脚步，目光扫过众人焦虑的脸庞，语气平静却有力量：“大家放心，我只是去配合调查，孩子们的治疗不会停，医院也不会出事。”说完，他坐上了纪委前来接应的车辆，车子缓缓驶离，留下一众家长在原地，望着车尾灯久久没有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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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的车辆平稳行驶在街道上，刘正明靠在椅背上闭目沉思，脑海里不是即将到来的问询，而是2019年那个改变了他和数十个孩子命运的午后。

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即便此刻身陷舆论漩涡，那些患儿从绝望到微光的眼神，仍是他心底最坚定的支撑。

刘正明的医者仁心，根植于他贫瘠的童年。

1978年出生在偏远乡镇的他，亲眼见过太多乡亲因无钱治病，小病拖成大病，最终只能在家中等死。父亲早逝，母亲靠种地拉扯他长大，若不是当年村医免费给他治好了肺炎，他或许活不到成年。“将来有能力了，一定要让穷人也能看上病”，这句承诺，成了他从医路上的执念。

2005年，刘正明从医科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三甲医院的offer，回到本地一家公立医院工作。十年间，他从住院医师成长为骨科骨干，却始终对医院的收费体系感到无力——许多贫困患者拿到检查单后，默默收起病历转身离开，眼神里的绝望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

2015年，他毅然辞职，倾尽所有积蓄，又向亲友借了一笔钱，创办了惠民民营医院，立下“救穷救急”的规矩：低保户看病减免30%费用，残疾人、孤寡老人免挂号费，实在付不起医药费的，可先治疗再补款，甚至直接豁免。

医院开业初期，营收勉强维持运转，刘正明却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公益救治上。

2017年，邻镇一位患有股骨头坏死的老人，因家境贫寒无法手术，只能躺在床上靠止痛药度日。刘正明得知后，主动上门问诊，免费为老人安排手术，还承担了术后康复的全部费用。老人康复后，带着家人送来一筐自己种的橘子，执意要给刘正明磕头，被他连忙扶起。这样的事例，在惠民医院屡见不鲜，刘正明的名字，渐渐成了本地贫困患者心中的“定心丸”。

与脑瘫患儿的结缘，纯属偶然。

2019年6月12日，市福利院院长张敏突然找到刘正明求助：“刘院长，求您救救孩子们，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原来，福利院里收治了3名脑瘫弃婴，年龄最大的3岁，最小的仅1岁，因缺乏专业康复治疗，孩子连基本的翻身、抬头都做不到，福利院的医护人员对此束手无策，联系了多家医院，要么不愿收治，要么费用高得难以承担。

刘正明跟着张敏来到福利院，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他的心瞬间揪紧。

3个孩子安静地躺在婴儿床上，眼神呆滞，肢体僵硬，有的甚至无法正常吞咽。看到有人进来，最小的孩子发出微弱的哼唧声，小手无力地挥舞着。

刘正明走上前，仔细检查每个孩子的状况，得出结论：“这些孩子还有康复希望，但需要长期专业的康复治疗和护理。”

“我们没那么多钱……”张敏的声音带着愧疚和无奈。

刘正明沉默片刻，当即决定：“把孩子送到惠民医院来，所有费用我来承担，免费治疗，直到他们能自理。”

这个决定，让张敏又惊又喜，反复确认后，当天就把3个孩子送到了医院。刘正明专门腾出病房改造成简易康复室，聘请了专业康复师，还亲自制定治疗方案，每天再忙也要去看一眼孩子们。

消息传开后，周边乡镇的贫困家庭纷纷找上门，都是带着患有脑瘫的孩子，恳求刘正明收治。看着家长们卑微的姿态和孩子无辜的眼神，刘正明无法拒绝。

从2019年到2020年底，医院接收的脑瘫患儿从3名增加到12名，2021年突破30名，到2024年，康复中心里已有56名脑瘫患儿，其中41名是弃婴，15名来自贫困家庭。

脑瘫康复治疗的成本远超想象。

进口康复器械一套就要十几万元，每个孩子每月的针灸、理疗、药物费用近5000元，再加上特护人员工资、患儿的衣食开支，每月总费用超过55万元。

起初，刘正明用医院的结余补贴，可随着患儿数量增多，仅靠医院营收根本无法覆盖。他花光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变卖了母亲留下的老房子，又抵押了自己唯一的商铺，换来的钱也只够支撑半年。

他也曾尝试向公益组织求助，可申请流程繁琐，资金到位缓慢；联系企业捐赠，大多企业一听是长期救助，便婉言拒绝。

2022年春节前，康复中心的器材维护费、医护人员工资都发不出来，孩子们的奶粉也快断供了。财务主任拿着账本找到他，语气急切：“刘院长，再没钱，孩子们的治疗就得停了。”

看着康复室里正在接受训练的孩子，小宇靠着栏杆努力站稳，额头上渗着汗珠却不肯放弃，刘正明咬了咬牙，做出了那个“违规”的决定：“从医院营收里划钱，先保障孩子们的治疗和生活，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从那天起，医院营收成了患儿救助的“补给站”，他严格把控每一笔支出，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自己却过得愈发节俭，身上的白大褂洗得褪色，三餐多是食堂最简单的饭菜，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

他以为只要尽快找到稳定的资金来源，就能补上缺口，却没料到，自己默默扛下的压力和牺牲，会在两年后被人恶意曲解，变成“挪用公款”的罪名。

纪委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周建斌的目光落在刘正明身上，带着审视与疑惑。

刘正明缓缓坐下，平静地开口：“我挪用医院资金是事实，但那些钱，没有一分进我的口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着近五年每一笔用于患儿救助的开支，从器材采购到奶粉费用，密密麻麻，一目了然。

这不是辩解的证据，而是他用初心守护的滚烫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