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正月，乾隆刚逝，嘉庆便下旨抄和珅府邸。官兵清点出的家产震撼朝野：赤金580万两、白银9400万两，外加75座当铺、8000顷良田与无数奇珍异宝，总价值超8亿两白银，抵得上清朝5年国库总收入。可嘉庆看过清单后毫不动容，只厉声下令：“速取和珅卧室那只紫檀木盒！”

这只巴掌大的木盒不简单，外壳雕着帝王专属的五爪金龙，配三层密锁，钥匙始终被和珅贴身收藏。众人皆以为盒中是传国玉玺或稀世珍宝，待撬开密锁，却见里面只有一叠黄绫包裹的泛黄纸张，无半点金银光泽。

殊不知，这叠纸正是和珅的“保命符”。纸上全是乾隆晚年的朱批奏折抄本，小到官员任免、大到朝政决策，甚至皇帝私下密令，都被他偷偷抄录。他还模仿乾隆笔迹，在空白奏折上预写“朕知道了”，凭此提前窥探圣意、假传圣旨，在朝中一手遮天，乾隆在世时无人敢动。

乾隆驾崩，“保命符”瞬间变“催命符”。这些抄本成了和珅窥伺皇权、谋逆欺君的铁证。嘉庆捏着纸页冷笑：“8亿两家产不过身外之物，这盒子里的东西才真正要你命！”

和珅的死罪由此从贪腐升级为不可赦的欺君罔上，最终被赐三尺白绫，权倾一时的“二皇帝”草草收场，那8亿家财也成了这段历史最讽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