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朱由检孤独地走向煤山，留下一句“诸臣误朕”的遗言。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是在同情崇祯皇帝的，说他被群臣欺骗，文官误国。但是作为一个领导，让整个朝廷失控，这本身就是他的责任，而他最终的结局也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集中权力

崇祯皇帝接手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

当时的明朝在外有后金铁骑虎视眈眈，对内又有流民烽火四处点燃，而朝廷的国库却空虚得能在里面玩一个后空翻。

崇祯皇帝刚刚上台也想改变现状，于是他也开始自己大刀阔斧的第一步。

崇祯皇帝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前朝遗毒魏忠贤的阉党，他动作干净利落，一度让天下以为中兴有望。

然而，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清除旧势力之后，如何建立新的秩序，才是真正的考验。

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能力不足的心虚，崇祯选择了“事必躬亲”这一条道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他对内阁“票拟”权力的收拢与干预，史称“改票”。

所谓票拟，本是内阁大臣代皇帝草拟处理意见的惯例，是文官系统运转的核心。崇祯却频频以朱笔直接改动，甚至推翻重拟。

朱由检试图以此昭告天下，皇帝的理政能力远在阁臣群体之上，他要将最高决策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他也将这种勤勉看成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实际上这也是他对大臣的不信任与焦虑，这也是他的短板。

烽火连城

既然内忧外困，那么朝廷一定是资金紧张。

为了筹措抵御后金和镇压起义的军饷，大明朝廷加征了著名的“三饷”，即辽饷、剿饷、练饷。

然而这一政策收效甚微。于是在崇祯十六年，走投无路的户部官员蒋臣提出改革币制，发行新钞。

崇祯对此兴致勃勃，要求十天一汇报，催促尽快施行。

然而，在一个生产力凋敝、商品匮乏的年头，这种纸币改革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本质不过是“把老百姓兜里的钱转到政府自己的兜里来”的财富转移游戏，当时有识之士便已看得透彻。

同时，朝廷上想了很多充盈国库的手段，甚至包括了卖官鬻爵和允许犯罪胥吏交钱减刑。

崇祯皇帝一面下“罪己诏”，要求百官节俭，禁用奢华器物；另一面却打开这些腐蚀政权根基的潘多拉魔盒。在“眼前兵饷”与“长远国本”之间，崇祯皇帝被时势逼得只能选择前者。

皆是因果

崇祯皇帝痛恨党争，却在无意中助长了党争。

在当年，推选内阁大学士的“枚卜”中，热门人选钱谦益因早年一桩已结案的科场旧事被温体仁攻讦。多疑的崇祯立刻怀疑这是结党营私，钱谦益就此被斥，而善于揣摩上意的周延儒、温体仁等人逐渐得势。

崇祯渴望奇才，高喊着“破格用人”的口号，然而实际行动却南辕北辙。十七年间，朱由检一共更换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如同走马灯。

刑部尚书、兵部尚书这样的要害职位，走马换将更是家常便饭。袁崇焕、卢象升等栋梁之材，或遭冤杀，或被掣肘而战死。到了最后，京城被围，他竟然需要从诏狱中挑选带兵的将领，何其悲哀。

一个政府的权威与信用，正是在这样反复无常的疑忌与杀戮中彻底崩塌。当忠臣良将发现，尽心任事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那么自己的努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明朝末年，大明驿站系统腐败盛行，也成为财政沉重负担。崇祯接受了官员刘懋的建议，大刀阔斧进行整顿，裁撤驿站，节省了巨额开支。

从账面上看，这是一项成功的节流改革。然而，此举背后数以万计的驿卒因此失业，在连年灾荒的背景下，他们被抛入了绝望的流民大军。在这群驿卒失业者中，有一个来自陕西的汉子，名叫李自成。

历史就这样，用最讽刺的笔法，将一项旨在巩固统治的行政改革，与最终推翻统治的农民领袖的命运连接了起来。

崇祯皇帝在批阅那份裁驿奏章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自己以后会被一个驿卒逼死吧。

说到底，崇祯皇帝的改革，常常这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看到政策的直接账面收益，却看不到社会机体的复杂联动与承受极限。

最终，当李自成的军队叩响北京城门，崇祯皇帝身边再无可用之将、可调之兵、可依之臣。他的改革，连同他的王朝，一起走到了终点。1644年春天，他在煤山自缢，以身殉国。他的死，充满了悲剧性的仪式感，以至于后世许多人记住了他“君非亡国之君”的悲情，而淡忘了其“臣皆亡国之臣”的抱怨背后，那位最高决策者应负的沉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