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几十年的富足，真的只是靠高福利和老本撑起来的吗？当“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旧分工一去不返，欧洲还能拿什么守住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

上世纪90年代有一笔常被提起的老账：中国要出口约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衬衫背后，是数百万工人日夜踩着缝纫机的血汗；飞机背后，是欧美牢牢掌握的技术、品牌和高端制造。

这种分工让西方长期稳坐价值链上游，欧洲的高收入和高福利也由此有了底气。

如今局面已经大不相同。大西洋彼岸，令欧洲人颇为不满的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并威胁对欧洲产品加征关税。

欧亚大陆另一端，中国凭借新兴科技和产业，不断蚕食欧洲企业过去占据的中高端市场。乌克兰战场上，持续三年的俄乌战争推高了欧盟的能源价格，进一步压缩了欧洲经济的回旋空间。

欧洲内部同样问题重重：创新能力不足，公共和私人投资双双乏力，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持续削弱欧盟的竞争力。在欧洲，这个问题已被视为生死攸关。

有人直言：“这对欧洲来说确实是存亡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欧洲真的可能崩溃。”还有人警告：“我们正处于红色警报状态，必须行动起来。”

先看欧洲与美国、中国的经济规模对比。金融危机以来，欧盟与美国的GDP差距持续拉大，如今欧盟的经济总规模已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三。曾经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在总量上已被明显甩开，而且这个差距并没有收窄的迹象，反而在一年年扩大。

全球份额的变化更加触目惊心。20年前，欧盟GDP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仅略低于美国，远远领先中国。

此后中国经济规模爆炸式增长，美国和欧盟的全球份额都出现下降。但后来美国的比重止跌回升，欧盟的份额却一路下滑，至今没有回头的迹象。

这些数据说明，欧洲经济的相对衰落是一个长期过程。新冠疫情也好，俄乌战争也好，只是在短期、至多中期层面加速了这一进程，难以起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欧洲今天的困境并非一两场危机造成的，病根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埋下，只是如今集中暴露了出来。

一提到欧洲衰落，很多人张口就是“福利太高养懒人”，仿佛只要停掉失业金、把退休年龄一再推迟，欧洲就能重回巅峰。可账目并不支持这种简单归因。

以英国为例，每年发给穷人的失业救济大约在30亿英镑左右；而在法国，有统计称大企业每年逃税漏税的金额高达800亿至1000亿欧元。

把矛头对准底层领取的那点福利，既解释不了欧洲竞争力为何连续几十年下滑，也找不到真正的出路。那么，究竟是哪些结构性因素在拖累欧洲？欧盟此前专门委托两位重量级人物开展调查，他们给出的答案，指向了比福利更深层的地方。

去年春天，欧盟委托意大利前总理、现任马德里一所大学全球事务学院院长的恩里科·莱塔，调查欧洲经济疲软的原因。莱塔认为，欧洲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来自欧盟内部的统一市场，这一概念在中文里有时也译作“单一市场”或“共同市场”，它本应是欧洲最大的底牌。

然而，欧盟一体化推进了几十年，理想中的统一市场仍面临严重碎片化的现实。莱塔的说法一针见血：“我们以为自己像美国、像中国一样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我们是太多个——27个。”名义上是一个大市场，实际运转起来，却更像27个各自为政的小市场拼在一起。

碎片化严重到什么程度？以铁路为例。从欧洲各国使用的铁路信号系统和控制系统看，几乎每个国家都自成一格，而且彼此往往不兼容。

假如一家企业在捷克生产，想把产品经铁路运到西班牙，就得找一家有跨境运营经验的物流公司，普通承运商根本接不了这单生意。

这家公司的火车必须至少装有沿途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相应信号设备，否则可能酿成严重安全事故。从车头到每节车厢都要重复安装多套设备，每套设备还要分别通过各国铁路管理部门的认证。成本由此大幅推高，物流公司最终会把它转嫁给客户，乃至最终消费者。

同样的故事也在医药、互联网、能源等多个领域上演。结果是，欧洲企业要么局限于单个国家，享受不到规模效应；要么只能忍受碎片化市场带来的额外成本。无论哪种选择，都意味着企业利润被压薄，手中可用于扩张和研发的资金也随之减少。

企业资金不足，直接后果就是投资不足。去年秋天，欧盟又委托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调研欧洲的经济竞争力。他在报告中指出，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提升生产效率，也就必须增强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是靠投资一点点堆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

数据同样清晰。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率一直高于欧盟。

2011年以前，欧盟私人部门的投资率还曾高于美国，此后却被美国不断拉开距离。在政府公共投资方面，差距虽未明显扩大，但美国始终保持领先。两头落后，欧洲的创新自然难以跟上。

充沛的投资，甚至把许多充满创新活力的欧洲初创企业吸引到了美国。有人这样解释其中的道理：“任何在美国创业的企业，都可以把整个美国当作自己的市场。”而在欧洲创业，企业面对的往往是一个个规则不同的国家市场，起步就要比美国同行多翻几道坎。

这正是“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成为历史的另一面。当中国从缝纫机一路干到新能源和高端制造时，欧洲却在碎片化和投资不足中原地踏步。过去靠技术优势稳收的“剪刀差”正在消失，欧洲企业曾经独享的中高端市场，正被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分走。

钱从哪里来？有观点提出，欧洲其实并不缺钱，欧洲人手中握有巨额储蓄，关键在于如何让这笔储蓄投向欧洲本土的储蓄工具，并获得良好回报。

既然政府没有足够的公共资金，企业也缺少闲钱，就必须设法调动私人储蓄，这迫切需要建立欧洲资本市场联盟，也就是单一金融服务市场。

问题在于，欧盟各国的金融市场目前同样是碎片化的，各有各的体系。换句话说，要解决由市场碎片化引发的投资不足，首先得解决金融市场本身的碎片化。这似乎陷入了一个循环：没有统一市场就缺投资，而要筹集投资，又得先有统一的金融市场。

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则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增加公共投资上。德国是欧盟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却多年坚持不增加公共债务的财政政策，甚至将其写入基本法，使之成为基本国策。沃尔夫认为，这种保守已经对欧盟整体经济构成了阻碍。

他说：“德国必须带头，必须愿意去做它历史上一直反对的事情。德国对借贷、共同举债和共同财政收入的担忧众所周知，但这显然是必须做的，而且显然会成为德国大选辩论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欧洲火车头不加煤，整列火车就很难提速。

两个核心大国自顾不暇，很难拿出足够的政治力量，推动需要长期投入的改革。

与此同时，包括德法在内，右翼民粹政党乃至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上升。这类政党往往抵触欧洲一体化，客观上可能加剧市场碎片化。而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有足够的体量或实力，能单独与美国、中国正面抗衡。

综合几位专家的观点，欧洲经济竞争力的未来，在于消除内部碎片化并增加投资。这与“福利养懒人”的流行说法相去甚远：真正拖累欧洲的，是割裂的市场、枯竭的投资和摇摆的政治，而不是领取救济的普通人。可内忧外患之下，欧盟要实现这些目标困难重重。

有人发出警告：“各成员国和欧盟可能一同解体。你不能假定习以为常的东西会永远持续下去，20世纪的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犯下真正重大的错误，一切都可能彻底崩塌。欧盟的梦想可能崩溃，经济也可能崩溃，到那时，未来将变得非常黑暗，非常难以预测。”

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年代已经翻篇，欧洲凭技术优势坐享红利、用高福利粉饰繁荣的日子也难以为继。

欧洲经济还有救吗？这个连专家用数百页报告都难以说清的问题，答案或许最终要由欧盟各国领导人、各地企业和科学家，以及千千万万的欧洲选民共同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