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

台湾民众听说后群情激愤，“誓死不奉诏”，推举巡抚唐景菘为首，宣布独立。

唐密电清政府请求拨付军饷，朝廷于是令户部拨银100万两。

户部知道这事是私下进行的，拿不到台面上来，先吞没一半，还有50万两。

当时蔡乃煌在台湾藩司幕府，藩台李体乾是唐景菘的老乡，人实在，且无城府，疏于防备，竟又被蔡乃煌吞掉一半，这样就只剩下20多万两。

蔡拿着这笔钱跑到四川，捐了个道员，过了几年竟然谋得了当时的大肥缺，苏松太兵备道（后因驻地在上海县且兼理海关，也称上海道、沪道）。

蔡乃煌任上海道期间，发生了著名的“橡皮股票”风潮（1910年），演变成了清朝末期非常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

当时上海各界购买股票动用的资金达到了4000万两，而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亿两左右。

可见投机规模之盛，很多传统金融机构都参与其中。

在清末，虽说是新兴银行业已经产生，但传统的银号、票号仍承担着主要的金融功能。

并且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银号票号与中外贸易及新兴工业等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银行。

这次股票投机，上海的各大钱庄是重要的参与力量，于是这场股灾逐渐演变成为一场金融危机。

而在最关键的时刻，蔡乃煌经手的一笔巨额官款的提取，成了压垮上海金融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0年9月，清政府要求上海从源丰润、义善源等庄号提取190万两“沪关库款”，以支付当年到期的“庚子赔款”。

“沪关库款”是上海海关征收上来的税款，一般由上海道台经手，存放在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等庄号。

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奏请朝廷，为了上海的金融稳定，请求暂缓提取这笔巨款，由大清银行先行垫付，待形势稳定后，再提取。

因为源丰润要救助因股票投机而亏空的联号，资金已经非常紧张。

蔡乃煌的奏折到了度支部，度支部侍郎陈邦瑞和蔡有矛盾，指使江苏巡抚参了一本蔡道台，说他不顾朝廷颜面，挟市场恐慌恫吓政府，拖延“庚款”的支付。

于是蔡乃煌被革职。

蔡被革职后，照例应将经手款项交割清楚，蔡乃煌作为上海道台，经手款项数目巨大。

蔡又最后一次致电军机处，请暂缓时日，万不可从源丰润提款。

军机处压根没当回事，且因为蔡乃煌以前的劣迹，以为蔡乃煌有猫腻，对蔡严加申斥，限他于两月内将经手款项移交清楚。

蔡乃煌官已经丢了，又遭严斥，干脆破罐子破摔。

他一气之下从源丰润提出官款200多万两，一下子就把源丰润“提”倒闭了。

源丰润一倒下，带动了近30家钱庄歇业。

另一大金融业支柱义善源也是靠官款为生，并且与源丰润关联很深，源丰润倒闭后它也无法独善其身，苦撑一段时间后也关门倒闭。

这两家的分号遍布全国，与其有来往的商号、钱庄、票号数不胜数，它们的倒闭造成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和经济大萧条。

一直到民国初期受欧战的刺激，才慢慢缓过劲来。

当初蔡乃煌携台湾饷银银潜逃后，台湾的饷糈短缺，官吏们纷份逃往内地，台湾于是轻易沦于异族。

假使不是蔡盗取此款，台湾估计最终也难以坚守，但不至于让人得手如此容易，因此时人说蔡乃煌是台湾沦陷的一大罪人。

蔡乃煌任上海道期间，对革命党的镇压非常卖力。

于是蔡乃煌不仅有罪于台湾，而且有罪于革命，被称为“双料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