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十二日，金陵（今江苏南京）两江总督署内，暮色四合、晚风微凉。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端坐于书案前，手持书卷，神色安详，片刻后，悄然离世，享年六十二岁。这位被后世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晚清重臣，终其一生，在乱世中浮沉，在变局中求索。他出身湘乡农家，自幼寒窗苦读，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跻身仕途，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他临危受命，组建湘军，力挽狂澜，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拯救清王朝于危亡之际；他倡导洋务运动，开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之先河，试图以实业与西学挽救民族危亡；他修身律己、勤俭持家，著书立说，传承儒家文化，其思想与言行影响后世百年。从湘乡农家子弟到晚清中兴名臣，从文坛学士到沙场统帅，从封建官僚到洋务先驱，曾国藩用六十二载岁月，书写了一段交织着坚守与变通、辉煌与争议、理想与无奈的历史篇章。解读曾国藩，便是解读晚清王朝的衰败与挣扎，解读传统士大夫在时代变局中的坚守与突围，解读一个普通人凭借自律与坚韧所能抵达的人生高度。
《清史稿·曾国藩传》评价其：“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这段记载，勾勒出曾国藩的生平梗概与历史功绩，却未能穷尽他一生的复杂与多元。曾国藩的一生，是传统士大夫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一生，也是在时代浪潮中，试图调和封建传统与西方文明、挽救王朝衰败与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生。他有功于清王朝，平定内乱、推行洋务，延缓了王朝的覆灭；也有其局限性，固守封建礼教、镇压农民起义、维护腐朽统治，难以突破时代与阶级的桎梏。他的一生，功过参半、褒贬不一，却始终是晚清历史上无法绕过的核心人物，其思想与实践，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一、湘乡寒门：寒窗苦读与跻身仕途
嘉庆十六年（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白杨坪（今湖南娄底双峰县）一个普通的耕读农家。曾家世代以耕种为生，家境贫寒，却始终坚守“耕读传家”的祖训，重视子女的教育与品德培养。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为人豪爽、精明能干，虽未读过书，却深谙处世之道，一生勤俭持家、严于律己，对曾国藩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玉屏常常教导曾国藩兄弟，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莫坠先祖家声”，这种勤俭自律、坚韧不拔的家风，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一位老秀才，一生致力于科举考试，却屡试不第，直到四十多岁才考中秀才。曾麟书深知科举之路的艰辛，却也坚信“学而优则仕”，于是将自己未竟的理想，全部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他亲自教导曾国藩读书识字，对其要求极为严格，每日督促其勤学苦读，不许有丝毫懈怠。曾国藩自幼天资并不聪颖，甚至有些迟钝，相传他少年时读书，反复背诵一篇文章，直到深夜仍未背会，而潜伏在窗外的小偷，都已将文章熟记于心，忍不住跳出来嘲笑他愚笨。但曾国藩从未因天资不足而气馁，反而秉持着“勤能补拙”的信念，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地苦读，清晨起床读书，深夜挑灯夜读，寒暑不辍、从未间断。
道光六年（1826年），年仅十六岁的曾国藩，参加长沙府童子试，考中秀才，这是他科举之路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考中秀才后，曾国藩并未骄傲自满，而是更加勤奋苦读，先后前往衡阳唐氏宗祠、湘乡涟滨书院求学，师从名师，潜心钻研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开阔眼界、提升学识。在求学过程中，曾国藩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相互切磋学问、交流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理念与处世之道。他注重修身养性，每日坚持写日记，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改正自身的缺点与不足，这种自省自悟的习惯，伴随了他的一生。
道光十年（1830年），曾国藩前往长沙岳麓书院求学。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学风浓厚、人才辈出，在这里，曾国藩接触到了更深厚的儒家文化，师从著名学者欧阳厚均，系统学习理学思想，治学能力与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欧阳厚均十分赏识曾国藩的勤奋与坚韧，对其悉心教导，鼓励他坚守儒家理想，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在岳麓书院的这段时光，是曾国藩思想成长的重要时期，他不仅夯实了学识基础，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追求，立志成为一名“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士大夫。
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考中举人，此时的他，年仅二十一岁，成为了曾家数百年来第一位举人，一时间，曾家上下欢欣鼓舞，曾国藩也成为了湘乡当地的名人。考中举人后，曾国藩前往北京，准备参加会试，开启自己的仕途之路。然而，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第一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道光十五年（1835年），第二次参加会试，再次失利。连续两次的失败，并没有击垮曾国藩的信心，他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利用在北京等待会试的时间，广泛涉猎各类书籍，拜访京城的名师大儒，学习他们的治学之道与处世之法，学识与见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金榜题名，考中进士，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跻身仕途，踏入了晚清的政治舞台。这一年，曾国藩二十八岁，从湘乡寒门子弟，到京城翰林院庶吉士，他凭借自己的勤奋与坚韧，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跨越，也开启了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征程。进入翰林院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出身寒门，天资不及他人，唯有更加勤奋努力，才能在人才济济的京城立足。他每日刻苦攻读，潜心钻研理学，修身养性，严于律己，同时积极结交京城的官员与学者，虚心向他们请教，逐渐在翰林院站稳了脚跟。
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曾国藩凭借自己的勤奋与才干，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与提拔，先后担任翰林院检讨、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仕途一路顺遂。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被任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随后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任礼部右侍郎，随后又先后兼任兵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在短短十一年内，曾国藩从一名正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升任为正二品的朝廷重臣，成为了晚清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曾国藩能够在仕途上快速崛起，不仅得益于他的勤奋与才干，更得益于他的修身之道与处世智慧。他始终坚守儒家“慎独、慎初、慎微、慎友”的准则，每日写日记，反思自己的言行，改正自身的缺点；他待人真诚、谦逊有礼，善于团结他人、倾听不同的意见；他为官清廉、勤俭自律，从不贪赃枉法、结党营私，始终以国家大义为重，尽心尽力辅佐朝廷。同时，曾国藩还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常常写信给家乡的父母与兄弟，教导他们勤俭持家、和睦相处、勤奋读书，其家书后来被整理成《曾国藩家书》，流传后世，成为了家庭教育的经典范本。
二、临危受命：组建湘军与平定天国
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国号太平天国，随后率领起义军横扫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势如破竹，清军节节败退，一时间，清王朝陷入了严重的统治危机。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广西永安，建立政权；咸丰二年（1852年），起义军突围北上，攻占湖南、湖北等地，随后沿长江东下，直逼南京；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随后派遣军队北伐与西征，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清王朝的统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时的曾国藩，正因母亲去世，在家乡守孝。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立即从京城辞官回乡，丁忧守孝。就在曾国藩在家守孝期间，太平天国起义军席卷湖南，湖南各地的百姓纷纷响应，起义军势力迅速壮大，湖南地方官府的清军，战斗力低下，无法抵挡起义军的进攻，湖南局势陷入混乱之中。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命其在家乡组建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抵御起义军的进攻。
接到清政府的任命后，曾国藩陷入了两难之中。一方面，他深知自己正在丁忧守孝，按照封建礼教，不应出山为官；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势力强大，若不及时镇压，清王朝必将覆灭，百姓也将遭受战乱之苦。在国家大义与个人礼教的抉择中，曾国藩最终选择了以国家大义为重，毅然接受任命，出山组建团练，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事业之中。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臣墨绖从戎，苟利国家，不敢推诿”，彰显了他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曾国藩深知，当时的清军，腐败不堪、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士兵们贪生怕死、欺压百姓，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进攻。因此，他决定摒弃清军的旧有体制，组建一支全新的军队，这支军队不仅要有强大的战斗力，还要有严明的军纪、坚定的信念。曾国藩借鉴明朝戚继光的练兵方法，结合湖南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全新的练兵方案，开始在湖南湘乡等地招募士兵，组建湘军。
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坚持“选士人、领山农”的原则，选拔有学识、有胆识、有威望的读书人担任将领，招募朴实、勇敢、勤劳的农民担任士兵。他认为，读书人有学识、有理想、有责任感，能够带领士兵奋勇杀敌、坚守节操；农民朴实、勇敢、吃苦耐劳，能够忍受军旅生活的艰辛，服从将领的指挥。同时，曾国藩还十分重视湘军的军纪建设，制定了严格的营规营纪，要求士兵们“不许扰民、不许贪赃枉法、不许临阵脱逃”，若有违反，严惩不贷。他还注重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向士兵们宣讲儒家思想与忠君爱国的理念，培养士兵们的忠勇之气与家国情怀。
在曾国藩的悉心经营下，湘军逐渐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几千人，逐渐发展到数万人，成为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湘军的将领，大多是曾国藩的同窗好友、门生故吏，他们志同道合、团结一心，听从曾国藩的指挥；湘军的士兵，大多是湖南当地的农民，他们朴实勇敢、训练有素，奋勇杀敌、不怕牺牲。曾国藩还十分重视湘军的武器装备，积极筹集钱财，从国外购买先进的武器，同时组织士兵打造武器、筹集粮草，为湘军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正式出兵，前往湖南、湖北等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湘军出征前，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谴责太平天国起义军“焚书坑儒、毁灭礼教”，号召天下的读书人、士大夫，团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保卫儒家文化与封建礼教。《讨粤匪檄》发表后，得到了天下士大夫的广泛响应，大量的读书人纷纷加入湘军，为湘军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持。
湘军出征后，先后在湖南湘潭、岳州等地，与太平天国起义军展开激战。起初，湘军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多次遭遇失利，损失惨重，曾国藩甚至一度绝望，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冷静分析局势，总结作战经验与教训，调整作战策略，带领湘军奋勇杀敌，逐渐扭转了不利局势。在湘潭之战中，曾国藩率领湘军，击败太平天国西征军，重创起义军势力，取得了湘军出征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湘军的士气。
湘潭之战后，曾国藩率领湘军，乘胜追击，先后攻占了湖南岳州、湖北武汉等重要城市，屡立战功。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西征军，前往湖北、江西等地，围剿湘军，湘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敌，多次作战失利，被迫退守江西。在江西期间，湘军陷入了粮草短缺、物资匮乏的困境，同时遭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重重包围，形势十分危急。但曾国藩始终坚守阵地，团结湘军将士，积极筹集粮草、打造武器，调整作战策略，最终成功突破起义军的包围，击退了石达开的西征军，巩固了湘军的势力范围。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爆发“天京事变”，领导核心内部发生权力争斗，杨秀清、韦昌辉等人先后被杀，石达开负气出走，太平天国的势力大幅削弱，统治根基动摇。曾国藩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绝佳机会，于是率领湘军，大举进攻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先后攻占了江西、安徽等地的重要城市，逐步缩小了对天京的包围。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节制江南、江北各路清军，全面负责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军事工作。随后，曾国藩任命自己的门生李鸿章，在安徽组建淮军，协助湘军作战；任命左宗棠，在浙江组建楚军，配合湘军进攻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在曾国藩的统筹调度下，湘军、淮军、楚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逐步推进，先后攻占了太平天国的多个重要据点，逼近天京。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包围天京，对天京展开了长达两年多的围攻。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地势险要、防守严密，太平天国起义军奋勇抵抗，湘军多次进攻，都未能攻破天京。但曾国藩并没有放弃，他指挥湘军，死死包围天京，切断了天京的粮草供应与退路，同时不断加强攻城力度，等待时机，一举攻破天京。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部队，趁天京城内粮草断绝、人心惶惶之际，发动总攻，一举攻破天京。天京被攻破后，湘军在天京城内大肆屠杀，焚烧房屋、掠夺财物，太平天国起义军将士与天京百姓，惨遭屠戮，死伤无数。随后，曾国藩率领湘军，肃清了太平天国的残余势力，平定了持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拯救清王朝于危亡之际。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因功被封为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成为了晚清历史上第一个以文人身份封侯的官员。此时的曾国藩，威望达到了顶峰，湘军势力强大，遍布江南各地，曾国藩也成为了晚清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重臣。但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的危害，他担心自己的威望与势力过大，会引起清政府的猜忌与忌惮，于是主动向清政府上书，请求解散湘军，辞去部分官职，彰显了他的谦逊与智慧。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解散了部分湘军，曾国藩也辞去了两江总督的职务，回到家乡休养。
三、洋务兴邦：开眼看世界与实业救国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并没有沉溺于功成名就的喜悦之中，而是冷静地审视着晚清王朝的局势。此时的清王朝，虽然暂时摆脱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危机，但依旧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内部，封建统治腐朽不堪，百姓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尖锐；外部，西方列强凭借着先进的武器与技术，不断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的领土与利益，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曾国藩作为晚清的重臣，深知清王朝的腐朽与落后，也深知西方列强的强大与先进。他意识到，若想挽救清王朝的危亡，若想实现国家的富强，就必须摒弃封建传统的落后观念，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与技术，发展近代实业，增强国家的实力。于是，曾国藩成为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先驱者之一，他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制造先进的武器，建立近代军队，发展近代工业，试图以洋务运动，挽救清王朝的颓势，实现国家的富强。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在安徽安庆，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军事工业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安庆内军械所主要负责制造枪炮、弹药、轮船等军事装备，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曾国藩十分重视安庆内军械所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聘请了一批国内的能工巧匠，同时积极招募有学识、有技术的人才，致力于研究与制造先进的军事装备。在曾国藩的悉心经营下，安庆内军械所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先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制造出了一批先进的枪炮与弹药，为湘军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也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庆内军械所的创办，标志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正式开始。随后，曾国藩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同时还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试图通过发展近代工业，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事工业企业之一，主要负责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等，在曾国藩的推动下，江南制造总局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基地。
曾国藩不仅重视近代工业的发展，还十分重视近代教育与人才培养。他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技术的落后，更在于人才的匮乏。因此，他积极倡导创办近代学堂，培养近代人才，同时派遣留学生，前往西方各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为中国近代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重要的人才。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式学堂——安庆求是学堂，主要培养军事、技术方面的人才；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局面。
在推动洋务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曾国藩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即坚持中国的封建制度与儒家文化，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工艺，试图将西方的先进技术与中国的封建传统相结合，实现国家的富强。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与儒家文化，是国家的根本，不能动摇；而西方的先进技术，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应该积极学习。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曾国藩推动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清王朝的腐朽与落后，也没有实现国家的富强。由于洋务运动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没有触及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与阶级矛盾，加上封建官僚的腐败与保守，洋务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大量的钱财被浪费，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推动的洋务运动，开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之先河，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人才，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前往北京，负责直隶地区的政务与军事工作。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积极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官员，改善直隶地区的政务效率；他重视水利建设，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修筑堤坝，治理水患，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他加强社会治安，严厉打击盗贼与土匪，维护直隶地区的社会稳定；他还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在直隶地区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与新式学堂，促进了直隶地区的经济与教育发展。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当时，天津百姓与外国传教士之间，矛盾尖锐，天津百姓认为外国传教士欺压百姓、残害儿童，于是发动暴动，焚烧外国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与外国商人，引发了外交纠纷。西方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否则将发动战争，进攻中国。清政府惊慌失措，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
曾国藩前往天津后，冷静分析局势，深知西方列强的强大，若不妥善处理，必将引发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他不顾天下士大夫的指责与谩骂，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策略，严惩了参与暴动的百姓，赔偿了外国列强的损失，道歉认错，平息了“天津教案”。曾国藩的这一做法，虽然避免了战争的爆发，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却遭到了天下士大夫的广泛指责与谩骂，被骂为“卖国贼”，他的威望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曾国藩自己也深知，这一做法违背了自己的初心与信念，但在国家危亡之际，他别无选择，只能以牺牲自己的名声，换取国家的安宁。
四、修身立言：著书立说与家风传承
曾国藩一生，不仅注重修身律己、治国平天下，还十分注重著书立说、传承文化。他自幼喜爱读书，潜心钻研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理学思想，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曾文正公全集》等。这些著作，涵盖了曾国藩的治学之道、修身之道、处世之道、为官之道、治军之道，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与智慧，流传后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写给家乡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合集，共计一千多封。这些书信，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曾国藩在书信中，教导家人要勤俭持家、和睦相处、勤奋读书、修身养性；教导子女要谦逊有礼、脚踏实地、志存高远、坚守节操；教导兄弟要团结一心、相互扶持、廉洁自律、为国效力。《曾国藩家书》不仅是家庭教育的经典范本，也是研究曾国藩思想与生平的重要资料，流传后世，被无数人奉为圭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曾国藩日记》是曾国藩每日记录自己言行举止、思想感悟的著作，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世，从未间断，共计三十多年。在日记中，曾国藩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改正自身的缺点与不足，记录自己的思想感悟与人生体会。《曾国藩日记》集中体现了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与自省精神，他始终坚持“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每日反思自己的过错，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德与修养，这种自省自悟的精神，值得后世学习。
《曾文正公全集》是曾国藩著作的合集，涵盖了他的奏折、书信、日记、诗词、文章等，共计一百多卷。这部全集，集中体现了曾国藩的思想与智慧，涵盖了治学、修身、处世、为官、治军、治国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晚清历史与曾国藩思想的重要资料。曾国藩的文章，朴实无华、言简意赅，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他的诗词，情感真挚、意境深远，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与人生感悟。
曾国藩不仅注重著书立说，还十分重视家风传承。他始终坚守曾家“耕读传家”的祖训，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家训，教导家人要勤俭持家、勤奋读书、修身养性、廉洁自律。他提出了“八本堂”的家规，即“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成为了曾家的家规家训，贯穿了曾家的世代传承。
在曾国藩的教导与影响下，曾家子弟大多勤奋好学、修身养性、廉洁自律，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先后担任清政府的外交官，出使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在外交舞台上，坚守国家主权与尊严，与西方列强展开激烈的斗争，成功收回了伊犁等地的主权，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潜心钻研数学，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著作，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家的后世子孙，也大多勤奋好学、爱岗敬业，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曾家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与处世智慧，不仅影响了曾家的世代传承，也影响了后世的无数人。他始终坚持“勤能补拙”，凭借自己的勤奋与坚韧，实现了人生的跨越；他始终坚持“修身律己”，凭借自己的自省与自律，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德与修养；他始终坚持“家国情怀”，凭借自己的责任与担当，为国家与百姓，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他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凭借自己的远见与智慧，积极向西方学习，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曾国藩的这些思想与精神，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后世学习与传承。
五、功过评说：时代局限与历史地位
曾国藩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是充满争议的一生，也是辉煌的一生。他身处晚清乱世，在时代变局中，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凭借自己的勤奋与坚韧，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理想，成为了晚清中兴名臣，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然而，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曾国藩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过错与不足，他的一生，功过参半、褒贬不一，后世对他的评价，历来充满争议。
曾国藩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临危受命，组建湘军，平定了持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拯救清王朝于危亡之际，维护了中国的统一与稳定，避免了中国陷入分裂与战乱的局面；他倡导洋务运动，开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之先河，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人才，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修身律己、勤俭持家、著书立说，传承了儒家文化与传统美德，其思想与言行，影响了后世百年，成为了无数人学习的榜样；他重视家庭教育与家风传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家族子弟，为中国近代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人才力量。
然而，曾国藩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过错与局限性。他作为封建官僚，始终坚守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湘军大肆屠杀百姓，焚烧房屋、掠夺财物，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双手沾满了百姓的鲜血；他在处理“天津教案”时，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严惩参与暴动的百姓，赔偿外国列强的损失，道歉认错，被骂为“卖国贼”，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尊严；他推动的洋务运动，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没有触及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与阶级矛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清王朝的腐朽与落后，最终以失败告终，未能实现国家的富强；他的思想，始终局限于封建传统的范畴，无法突破时代的桎梏，缺乏先进的民主与科学思想，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客观而言，曾国藩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既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也有无法弥补的过错；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无奈的遗憾。他的功绩，在于他在乱世中，能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国家与百姓，尽心尽力、鞠躬尽瘁；在于他能够与时俱进，积极向西方学习，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在于他能够修身律己、著书立说，传承儒家文化与传统美德。他的过错，在于他身处封建时代，无法突破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镇压农民起义，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于他在外交上的妥协退让，损害了国家的主权与尊严。
历史上对曾国藩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充满争议。有人称赞他是“晚清中兴名臣”“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认为他凭借自己的勤奋与坚韧，实现了人生的理想，为国家与百姓，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与精神，值得后世永远学习与传承；也有人批评他是“封建卫道士”“卖国贼”，认为他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双手沾满了百姓的鲜血，在外交上妥协退让，损害了国家的主权与尊严，他的过错，永远无法被原谅。
然而，我们在评价曾国藩时，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他的一生，不能片面地肯定或否定他的功绩与过错。曾国藩身处晚清乱世，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了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富强，他的初心与信念，是值得肯定的。虽然他的做法，存在着诸多的过错与不足，虽然他无法突破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但他的勤奋与坚韧、修身与自律、责任与担当、远见与智慧，都是值得后世学习的。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在金陵两江总督署内，悄然离世，享年六十二岁。曾国藩去世后，清政府追赠他为太傅，谥号“文正”，派官员前往祭奠，表彰他的功绩。天下百姓，纷纷前往悼念，缅怀他的一生。曾国藩的一生，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晚清王朝的衰败与挣扎，映照出传统士大夫在时代变局中的坚守与突围，映照出一个普通人凭借自律与坚韧所能抵达的人生高度。
如今，曾国藩的故事早已跨越时空，成为后世品读晚清历史、反思人生、传承精神的重要范本。他的勤奋与坚韧，告诉我们，天资不足并不可怕，只要勤奋努力、持之以恒，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的修身与自律，告诉我们，唯有不断自省、改正自身的缺点与不足，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德与修养；他的责任与担当，告诉我们，在国家与民族面临危机之际，要挺身而出，为国家与百姓，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远见与智慧，告诉我们，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断学习先进的知识与技术，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曾国藩，这位晚清中兴名臣，用自己六十二载的岁月，书写了一段交织着坚守与变通、辉煌与争议、理想与无奈的历史篇章。他的功过是非，早已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任凭后世评说；但他的思想与精神，却永远跨越时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永远值得后世学习与传承。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人，无论身处何种困境，都要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保持勤奋与坚韧、修身与自律，勇于担当、与时俱进，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能为国家与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