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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料不极
编辑|史料不极
文章字数约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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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灭南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我国国土上五代十国、宋辽金元西夏等多个政权分裂对峙了370多年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统一,全国道路交通得以重新整顿,获得振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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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水路交通(其三)
由于北方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海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等认为沿岸航行,航路险恶,常发生海难,于是,勇敢地开辟了新航线,开创了越洋航行的先声。
这条航线亦从刘家港出发,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过扁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从此直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其域水深,呈兰黑色,古称黑水洋),至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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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夜至刘家岛(刘公岛),又一日夜至芝果岛,再一日夜至沙门岛(庙岛),后三日夜到达直沽”。
新航线,避开了江苏、山东沿岸险滩,直渡黄海而至成山,使航程大为缩短,航行时间大为节省,如果顺风顺水,半月即可到达天津。
即使风、水均不顺,也不会超过两个月。和前相比,是极大的进步,不啻是一场革命。
但是,航海者是永不满足的。他们不断地探索,以他们和大海撕拚激发的闯劲和勇往直前的魄力,继续探索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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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新航线成功的第二年,即1293年,千户殷明略又着手探寻一条更经济、更便捷、更安全的海运道,在新航线的基础上,再开新道。
这条航线,《莱州府志》有明确的记载,即“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至刘家岛(刘公岛),又至登州沙门岛,至莱州大洋入界河”。
这条航线,未经青水洋,而直入黑水洋,不要说比沿岸航行,比朱清开的新线,也大为缩短了。据载:“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江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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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从秦代一直到未代,我国的海运事业如日中天,迅速发展。尽管从南中国的南端港口,可以到北中国的北端港口,但都没有摆脱沿岸航行的传统。
朱清和殷明略们则冲破传统的束缚,先后开闯新道,特别是殷明略开创的海道,就是今天亦仍在发挥着作用。
他们以及从事粮运的船长、舵工、水手们确实功不可没,值得后人敬仰。
殷氏航线的开辟,加上船只更趋大型化,当时用来运粮的大船叫遮洋船,次者叫钻风船,大的船已可装载八九千石,已非初行海运时可比拟,初时大船不过装千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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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粮效率大为提高,至大二年(1309年)以后,历年运抵直沽的粮食在200万石以上,多而至于250万石。
同时,由于缩短了航程,缩短了航行时间,运粮的次数亦由原来的一年一运,变成春夏两运。《大元海运记》说:“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对新航线的赞赏之情则溢于言表。实际情况是,正月装船,二月开运,四月运至直沽;
船回到刘家港后,五月装船,六月开运,八月再运至直沽,然后返回休整,以便来年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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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规模的海道运粮,有大批运输人员,有严密的组织。当时以每30艘为一纲,有押纲官2人,运粮船户 8000余户;每年船万只,水手运军10万余人往返于长江口至天津间。
运程、运时缩短,安全比较有保证,使得10余万人均得以休养生息,对于千家万户来说,又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事啊。
元代国际海上交通元代国际海上交通,继承了南宋以来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传统,进一步大开放、大发展。
在沿海港口城市广州、泉州、温州、宁波、杭州、海盐、上海等口岸,设立市舶司,主管外贸事宜,泉州这时已建成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相当,来华的欧洲商旅称它为“世界第一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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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军在攻灭南来政权时,收降了长期主持南朱海外贸易的蒲寿庚,并让他继续主持这项有利可图的大事业,表现了难得的气魄和眼光。
当时,中国的海船从泉州港出发,可以直航波斯湾,进抵红海。马可·波罗当年返回意大利家乡,就是乘大元海轮往南海、波斯湾、红海而去的。这条航线的打开,为明代郑和下西洋铺平了道路。
元代是中国历史最开放的时代,由于欧亚大陆交通的畅达,海上交往的频繁,中国与西亚、北非、欧洲的空间距离被大大缩短了,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等重大发明传到了阿拉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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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传到了欧洲、北非,把中国印制纸币、纸牌的方法,把中国人用的算盘等都传入了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阿拉伯的数学、医学和建筑知识,也相继传.入了中国,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
元代开放与交通发达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移民现象。当时,西方移居中国的侨民遍布各地,中国的西北、西南、东部沿海城市甚至内地集镇,都有西亚与欧洲人的居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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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人,也有大批移居世界各地,我国历史上内地人民向南洋、中亚、两河流域以至西伯利亚与东欧移民,在元代形成一个高潮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元朝政府组织调配去的。
中外人民的这种大范围交流迁徙,出现了一批向中国人介绍外部世界的书籍,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则是第一个用欧洲人的眼光观察与评价中国的历史名著。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