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料不极

编辑|史料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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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灭南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我国国土上五代十国、宋辽金元西夏等多个政权分裂对峙了370多年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统一，全国道路交通得以重新整顿，获得振兴与发展。

元代的水路交通（其三）

由于北方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海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等认为沿岸航行，航路险恶，常发生海难，于是，勇敢地开辟了新航线，开创了越洋航行的先声。

这条航线亦从刘家港出发，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过扁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从此直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其域水深，呈兰黑色，古称黑水洋)，至成山。

“一日夜至刘家岛(刘公岛)，又一日夜至芝果岛，再一日夜至沙门岛(庙岛)，后三日夜到达直沽”。

新航线，避开了江苏、山东沿岸险滩，直渡黄海而至成山，使航程大为缩短，航行时间大为节省，如果顺风顺水，半月即可到达天津。

即使风、水均不顺，也不会超过两个月。和前相比，是极大的进步，不啻是一场革命。

但是，航海者是永不满足的。他们不断地探索，以他们和大海撕拚激发的闯劲和勇往直前的魄力，继续探索新的领域。

这条新航线成功的第二年，即1293年，千户殷明略又着手探寻一条更经济、更便捷、更安全的海运道，在新航线的基础上，再开新道。

这条航线，《莱州府志》有明确的记载，即“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至刘家岛(刘公岛)，又至登州沙门岛，至莱州大洋入界河”。

这条航线，未经青水洋，而直入黑水洋，不要说比沿岸航行，比朱清开的新线，也大为缩短了。据载：“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江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秦代一直到未代，我国的海运事业如日中天，迅速发展。尽管从南中国的南端港口，可以到北中国的北端港口，但都没有摆脱沿岸航行的传统。

朱清和殷明略们则冲破传统的束缚，先后开闯新道，特别是殷明略开创的海道，就是今天亦仍在发挥着作用。

他们以及从事粮运的船长、舵工、水手们确实功不可没，值得后人敬仰。

殷氏航线的开辟，加上船只更趋大型化，当时用来运粮的大船叫遮洋船，次者叫钻风船，大的船已可装载八九千石，已非初行海运时可比拟，初时大船不过装千石而已。

运粮效率大为提高，至大二年(1309年)以后，历年运抵直沽的粮食在200万石以上，多而至于250万石。

同时，由于缩短了航程，缩短了航行时间，运粮的次数亦由原来的一年一运，变成春夏两运。《大元海运记》说：“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对新航线的赞赏之情则溢于言表。实际情况是，正月装船，二月开运，四月运至直沽；

船回到刘家港后，五月装船，六月开运，八月再运至直沽，然后返回休整，以便来年再运。

这样大规模的海道运粮，有大批运输人员，有严密的组织。当时以每30艘为一纲，有押纲官2人，运粮船户 8000余户；每年船万只，水手运军10万余人往返于长江口至天津间。

运程、运时缩短，安全比较有保证，使得10余万人均得以休养生息，对于千家万户来说，又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事啊。

元代国际海上交通，继承了南宋以来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传统，进一步大开放、大发展。

在沿海港口城市广州、泉州、温州、宁波、杭州、海盐、上海等口岸，设立市舶司，主管外贸事宜，泉州这时已建成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相当，来华的欧洲商旅称它为“世界第一大港”。

元军在攻灭南来政权时，收降了长期主持南朱海外贸易的蒲寿庚，并让他继续主持这项有利可图的大事业，表现了难得的气魄和眼光。

当时，中国的海船从泉州港出发，可以直航波斯湾，进抵红海。马可·波罗当年返回意大利家乡，就是乘大元海轮往南海、波斯湾、红海而去的。这条航线的打开，为明代郑和下西洋铺平了道路。

元代是中国历史最开放的时代，由于欧亚大陆交通的畅达，海上交往的频繁，中国与西亚、北非、欧洲的空间距离被大大缩短了，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等重大发明传到了阿拉伯地区；

又传到了欧洲、北非，把中国印制纸币、纸牌的方法，把中国人用的算盘等都传入了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阿拉伯的数学、医学和建筑知识，也相继传.入了中国，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

元代开放与交通发达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移民现象。当时，西方移居中国的侨民遍布各地，中国的西北、西南、东部沿海城市甚至内地集镇，都有西亚与欧洲人的居住点。

而中国人，也有大批移居世界各地，我国历史上内地人民向南洋、中亚、两河流域以至西伯利亚与东欧移民，在元代形成一个高潮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元朝政府组织调配去的。

中外人民的这种大范围交流迁徙，出现了一批向中国人介绍外部世界的书籍，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则是第一个用欧洲人的眼光观察与评价中国的历史名著。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