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料不极

编辑|史料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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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千年以前，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我们的祖先就已开始舟车的制作，开启了中国古代交通事业的曙光。

但是，真正为中国古代交通奠立初步基石的是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它为秦朝统一中国并使中国交通进入大规模改善和建设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夏商周的交通及管理

夏朝(公元前21世纪到前6世纪)禹帝时，曾开通了中原九洲的陆路和水路。

夏代已发明并使用了车，夏启建立起奴隶制政权后，设置了六卿和百吏，百吏中的车正一职，即负责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作保管和使用。

关于车的发明有种种不同的传说，但在夏朝已经出现车是可信的。《史记·夏本纪》中记载：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棒。

可见夏朝时已使用车是毫无疑问的。夏朝的车，最早只有少量供奴隶主贵族乘坐，由奴隶拉车。

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特别是由于商业和战争的需要，以及造车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车子渐渐增多，而且开始.以牛、马等畜力来拉车。

牛车速度慢，主要用来载运货物，马车速度快，用来载人狩猎。由于战争的需要，在马车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战车也迅速发展起来。

夏启登基即位后，对远在今关中不肯臣服的有扈氏发动征服战争。战前他严令所有将士各负其责，争取战争的胜利。

古代战车，车上左边的战士专管射箭，右边的士卒专管击刺，车中的甲士专门负责御车，驱马奔驰。他们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夏启命令士兵们各守其位、各尽其责，表明当时的驯马驾车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这次战争以夏启的胜利而告终，在交通史上的积极成果是开出了一条从伊洛地区通往渭水之滨的交通线，这是中原地区与关中地区相互联系的早期途径，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到了商代，造车技艺有了进一步提高，并开始大量使用牛马等畜力，不仅仅用于战争，而且用于生产和商业贸易，扩大了车的使用范围。

商代商业贸易的发展，证明商代道路是比较畅通的。商人重视道路交通，古代文献中就有商人修筑护养道路的记载。

《尚书·说命》中曾记载商王武丁曾派一批服刑的奴隶常年守在傅岩。傅岩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境内。

那里山岩险峻，又是东西大道的必经之地，从山上流下的涧水常常冲坏路面，所以商人为了保持中原与渭水地区的畅通，非常重视对这条交通咽喉的保护。

武丁时期，商的国力增强，开始向南方拓展，因而与活动在江汉一带的荆楚势力相碰撞，发生了对抗。

威势赫赫的商军，一直攻入楚国的纵深地区，将荆人一举击败。这次武装对抗，标志着中原华夏地区与江汉荆楚地区已经有相当频繁的接触，以至发生了尖锐的利害冲突。

在与南方交战的同时，商王还发动北征，进攻燕山南北地区，西征甘陇一带，商代末年频征东南地区，疆域扩展到江淮地区。

商代对外频繁战争，在交通史上的积极结果是，随着兵锋所及，扩展了交通干道，形成了以殷地为中心并向四周辐射的局势。

商代不但重视交通道路的扩展，而且也重视道路的管理。

商人曾有一条严厉的刑法：“刑弃灰于道”。强制规定，任何人不得把灰烬垃圾抛在大道上，违反者处以严刑。

因为不随地弃灰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也是公德上应该做好的一件小事，为此而受到刑罚是谁都不愿意的。

我们且不论这重罚是否合理，但这说明商代的道路管理已经提到了法的议程，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总之，商代在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用于商业经营、行政管理、军事活动的相对稳定的交通干线，而且把道路的修筑与维护提到了法制管理的日程。

以牛马为运输动力普遍化，这在我国延用了3000多年，并至今保留在某些落后地区。

西周时代的交通在继承商代建设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除了拓展重要的战争路线之外，还特别重视农业道路的建设，其规划和管理制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世界交通史上，也被认为是最早、最完善的路政管理。

周公摄政时期，在中原腹地的伊水、洛水与黄河三川交汇之处建立了洛邑，统辖黄河下游的广阔地区。

这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举措，后来的秦汉隋唐，始终把它当作国家的经济中心，作为第一都城或第二都城，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而且，洛邑始终是中原交通的主要枢纽，直到宋元明清时代，都是中原交通重镇。

为了有效发挥都城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作用，周人在镐京与洛邑之间，修筑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

周道西起今西安古城，沿渭水河南岸东下通往周的东都——“王城”。这条道路和现在陇海线中段的走向大体一致。

从洛邑向东分两条线，南线由王城通向新郑、宋都商丘和鲁都曲阜。北线由王城北上渡河至南阳，沿古黄河向东北伸延。

“周道”是周王室的命脉所在，是国家的交通枢纽，此后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向北、向南、向东南又修建起多条辐射状的延展线，构成全国交通大动脉。

周王室雄踞关中，虎视天下，通过畅通的交通干线，控制各地诸侯，强化政治经济的控制。

《诗经》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可见当时周道是非常通达的，其宽广平坦，确是笔直如矢，就像一把朝着西方的勺柄，周代统治者握在手中，随时向东方各国酌取浆液，搜刮劳动人民的血汗。

在交通史上，周道一直是中国古代历朝贯通东西的大动脉，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周代的道路建设，有一定的轨制，对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路段，有相应的幅宽限制和质量要求。

总的说来，全国道路划分为城市和乡村两大体系，城市道路以京师“九经九纬”为主体，城外附以环道绕城。都城内九条南北纵向大道和九条东西横向大道，每条道宽为九轨，每轨8周尺，九轨72周尺约合今63.63米。

镐京城周围一千里内号称京或王。京巖以外分给诸侯，京截边界设口关，从京都到口关修筑“田野之路”，宽五轨，约35.35米。乡村道路划分为五个等级，即径、珍、涂、道、路。

径是行人和牛马通行的小路；珍是田间小路；涂是容纳一辆车行驶的道路；道是容纳两辆车行驶的道路；路是容纳三辆车通行的道路。

周代的道路不仅形成了以京都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而且各小城市之间也都有道路通达，形成了广泛的陆上交通网。这对于促进当时的农业生产，便利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说周穆王曾驾驶八骏西上昆仑山，拜会西王母国的君主王母，互有唱答之词，表达了友好交往的心愿。

这一传说表明了当时周代发达的交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了解世界、了解域外民族的愿望。

西周还建立了初步的路政管理制度，如管理机构的设置、管理人员的配备、定期修路护路、交通管理等，这种制度化管理方式到春秋战国时为各国诸侯所仿效。

据《周礼》记载，周时分管路政和运输的官吏，分别统隶于天官、地官、夏官、秋官。天官综理国政，为百官之长。地官负责管理土地，组织服役等。下属有闾师、县师，管理马牛车辇及劳力。

夏官掌管车马军政和军赋，是道路运输的主管部门。下属有合方氏，掌管道路的畅通。

秋官掌管交通秩序、道路建设、养护等工作。下属有野庐氏，管理四方道路的通达建设，负责养护沿路水井、树木，清扫道路，处理交通事故等。

周代对民间牲畜和车辇也有明确的管理规则，有专人按时统计各户人畜车辆数目，并按统计数字派役。国有祭祀、宾客、军队过境、王、后等死亡或打猎过境，当地人畜和车辇就要承担运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