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加可阅读性，本文部分情节做了艺术化加工，请注意甄别。

1991年，我从县里的卫校毕业回到老家，跟着父亲开了一家诊所。

这里先要说明一下，我所读的卫校虽然也是中专，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包分配的。班上的同学有一半左右都是卫生系统的子弟，他们的父母在卫生院上班，毕业后也就能够有份正式工作。

而我的父亲是个体医生，我毕业后也就只能回家“子承父业”。

不过，我对此并没有太大的遗憾。和同学们交流得知，他们在卫生院上班时，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两百块上下。

而我父亲是地方多年的“名医”，我们家诊所的业务很不错。主要是我们家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我们村位于三县交界处，村口一条大河，河这边是我们村，对岸又被一条小溪分成两半，分属两个县。

而且，对岸的两个村子都是所在县最偏远的地方，缺医少药的情况挺严重。再加上自古以来，我们这边就是附近的中心地带，其他生活用品，他们也都是来这里购买的。

也就是说，我们村的诊所，面对的是三个县好几个村的人，服务的对象多了，业务也就不小。这样一来，我的收入比起那些在卫生院上班的人就要好了很多。

我那年才满17岁，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却也算是家学传承，前来看病的人对我也挺信任。三年的正式科班学习，再加上父亲的无私传授，不到一两年，就在当地打开了局面，成了别人眼里的“好医生”。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名利双收之下的我，心里并没有太多成功的喜悦。相反，偶尔甚至还会冒出来一种对眼下这个职业不满的想法。

当然，这时候也还只是偶尔有那么一种触动，谈不上什么负面消极的行动。每天都在接待各种各样的病人，也没有太多的思想去考虑其他问题。

93年4月左右吧，我的诊所里突然来了个急慌慌的男人。我不大认识，他自称是对岸兰石村人，按照行政地域的话就属于省城长沙了，他满脸急切地请我出诊，说自己的老婆在家里肚子痛。

虽然是“外市”的人，但兰石村我也去过，过了河绕个弯子就行，要是老一辈人可能还知道谁家在哪里。于是便背上药箱，推出那辆嘉陵70的旧摩托，搭上他就出发了。

不到10分钟就到了他家，三间青砖瓦屋却显得颇为陈旧，我心里倒没有什么贵贱的想法。一直以来受父亲的影响，大医精诚还是记得相当牢固的。

自称军叔的男人直接把我领进了卧室，果然，还在门外就听到床上有个女人痛苦的呻吟声，虽然还没有见到人，我心里就有种不好的直觉。

不知道大家相信与否，学医的人，在接待病人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有那种无法说明的直觉，事后却又非常准确。

我的直觉，床上这个女病人病得不轻，预兆只怕不是很好。

军叔把卧室的后门打开，屋外的阳光透进来，我能更加清晰地看清楚病人的脸——满脸的萎黄黝黑，捂着肚子蜷缩在床角。眼神倒是在和我打招呼，嘴里却说不出一个字，嘴唇都有点咬破了的。

我安慰了她几句，尽量用一种不在意的语气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让她仰卧在床上，伸手想在她最痛处揉按了几下。

我的手刚刚触摸到她的肚皮，病人就大声喊痛。我不敢冒失，一番望闻问切之后，心里大概有了个不好的判断倾向：肝癌。

我想把军叔叫出来说明一下情况，告诉他自己的猜测，建议他马上带妻子去大医院检查。

但床上的女人突然停住了呻吟，甚至还半坐了起来拉住了我说：小医生，麻烦您给我止一下痛就行了。我知道自己这病好不了，肯定是癌症，只是暂时还不能死，只要想办法挨到我女儿高考过后才行。

即使从我小时候跟着父亲算起，加上后来读卫校再到医院实习，乃至这一年多来的临床经验，还从没有见过如此坦荡的病人，而且还是一个女人！

那一瞬间，我心里的震撼不可言表，但还是说了几句打消病人顾虑的话，带着军叔到了外面的街基上。

我把自己的直觉也好，心里的判断也罢，都告诉了他，让他别耽搁了，尽快带着妻子去医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去长沙的医院。

军叔却显得很平静，直言告诉我说：自己老婆百分之九十就是肝癌，去年就自己寻过短见，只是被自己用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才劝她打消了念头。

军叔的要求也很简单，说妻子痛得受不了，让我帮忙搞点止痛的法子，其他就不关我事了。

医者父母心吧，军叔夫妻的态度让我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但也不好说什么：既然你自己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这个旁人又能说啥？

于是就给了几颗止痛药，甚至还明白告诉他，这个止痛药不一定有用，想要止痛还得去医院开控制药，我们这些诊所里是没有的。

连出诊费止痛药的钱我也没收，直接骑着摩托就跑了。回到诊所很久，心里总是有太多的无力感。

我和父亲说起这回事时，他竟然也知道军叔的事，说军叔是村上的会计，原本也有个不错的家庭，就是妻子一直是个病秧子，前几年据说病得很厉害，想不到还是肝癌这样的绝症。

父亲还说，军叔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今年高考的应该就是他的大女儿了。

连续好几天里，我心里一直忘不掉那个蜷缩在床上的病人，也就是军叔的妻子。

出于敬意，我就叫她军婶吧：自己都病入膏肓了，唯一的希望竟然就是不影响女儿的高考！这是一种多么无私的母爱？

那之后，军叔又陆续来请过我。真的按照我的吩咐，他去了县里的医院买了控制药回来，痛得受不了就打一针，军叔来找我就是请我去打针的。

出于对他的同情，我一直拒绝接受军叔给我的“注射费”，反正也就是几分钟的路而已，一点点油费可以忽略不计，付出的劳动嘛，和伟大的母爱比起来，那又算什么？

但军婶最后的心愿还是没有实现，5月底的时候，她终于倒下了，未能实现自己“不影响女儿高考的心情”的愿望。

人死为大，军婶走了，女儿不可能不受影响。因为军叔这些年已经家徒四壁，附近几个村子的熟人，都会主动帮把手处理军婶的后事。这时候，还真的没有认提起”他县人“的隔阂。

我也特意送了点钱过去，军叔木讷地坐在军婶的灵柩旁，见到我时，竟然很激动地站了起来，拉着两个全身孝服跪在灵前的儿女到我面前磕头。

军婶的女儿18岁，全身孝服的小姑娘，虽然泪流满面，但神色还算正常，倒是小儿子哭得一塌糊涂的。

军叔指着我对儿女说：你们俩今后要谢谢这个大哥哥，你们母亲最后这两个月真的有劳他了。

我很不习惯这样的场面，尤其看到她们姐弟要向我下跪磕头，便被吓得落荒而逃。

如果一切都这么结束了，那也只不过是我短暂行医岁月里的一个插曲而已，但我和军叔一家的故事，竟然才刚开始。

大概过了那么三五天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放不下似的。左思右想之后找到结果却又令自己哑然失笑：自己担心的竟然是军婶的去世，到底还是影响到了她女儿的高考。

或许也算是一种悲天悯人之心吧，那天吃过晚饭，我没有骑摩托车，而是选择信步走过去，到了军叔的家，装出一副偶尔路过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和军叔聊了起来。

军叔面上没有任何表情，女儿和儿子陪在他身边，看得出来，他女儿还真没有回学校。

熟悉了几句，我这才知道军叔儿女的名字，女儿秋莉18岁，今年高三毕业，儿子秋桐12岁，还在读五年级。

我委婉地问了秋莉学习方面的问题，她很平淡地回答了我，说自己的成绩还可以，但不打算去考试了，准备就这么留在家里陪着父亲，还要照顾弟弟呢。

12岁的弟弟秋桐也懂事，反倒在劝姐姐回学校去，自己留在家能照顾好父亲。

那个场面，要多心酸有多心酸，唯一的大人军叔，反倒目无表情，只是双手伸开，就像一只老母鸡一般，一只手揽着秋莉，一只手搂着秋桐。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尽管眼前这一家三口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既然遇到了，我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什么吗？

我对秋莉说：你母亲最后这一个多月里，我几乎每天都要来给她打针，算是理解她人生最后阶段心思的人。她的愿望只有一个，那就是你能顺利参加高考考上大学。也只有在说到你成绩很好时，她虚弱的脸上还能见到一丝笑容。

我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劝说秋莉回去高考。为了解除她的后顾之忧，我甚至告诉他，离高考就那么十几天，你大可以放心回去学校，我可以帮着你弟弟照看一下你父亲。

再说了，你们也要对你父亲有信心，他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如果过几天恢复了，看到你因为他而耽搁了高考，会不会再次陷入自责之中而不能自拔？

秋莉是个很聪慧的姑娘，尽管对陌生的我的好意有点迟疑，但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第二天就回去了学校。

而我也不负所托，每天早上就去把军叔接到我的诊所里坐着，没事就陪着他说点话，凭着一些粗浅的心理学知识，军叔慢慢就从悲痛若丧中走了出来。

那时候，刚刚是秋莉高考结束回家的那天。看到父亲终于正常了，秋莉的脸上尽是惊喜，但随即就是更大的落寞。

或许是感激我这段时间来照顾她父亲的缘故吧，秋莉主动约我出来坦白：自己这次高考肯定考砸了，因为母亲去世的打击，自己实在无法在短时间里走出来，装作没事的人一样去参加考试。

果然，八月初成绩出来，秋莉以三分之差落榜。那一刻，军叔一家三口相拥而泣，军叔甚至捶胸顿足地朝着军婶坟墓的方向在呐喊：老婆啊，我真的让你失望了……

和军叔撕心裂肺的哭喊比起来，秋莉倒是平静许多，甚至当着我这个外人的面安慰父亲说：

我考砸了，今后我们一起好好培养弟弟就行。我都这么大了，今后就能打工赚钱帮你撑起这个家，只要有爸爸在，我们家就一直在的。

但我隐隐觉得，秋莉这样的平静背后，肯定有什么不便对外人言的理由。我装作漠不经心心地对秋莉说：你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家外出打工，你能赚多少钱？只要是走正道，五百块一个月顶天了，你以为就能养家糊口送你弟弟上大学？

秋莉应该也没有料到我说的这么直白，一双大眼睛盯着我目不转睛，想要问什么却又不好说似的。

我不等她开口继续说了下去：因为你母亲的缘故，今年高考让你的成绩大受影响，但也只差了3分，足以说明你原本就能考个很好的大学。

我看你真要有心让你父亲和弟弟将来好过，唯一正确的路就是继续回去复读，明年考上大学，才能让他们将来更幸福。

我的话点醒了军叔，竟然也顾不得继续哀嚎了，站起来对秋莉说倒：关医生说的有道理，我看你就是要去复读。家里的事不需要你操心，我总会想到办法给你凑学费的。

既然说到这程度了，只不过是钱的问题，对当时的我来说，还真的没有压力，干脆好人做到底对军叔父女说：

学费的事我可以帮你，这一年三千块足够了吧，我借给你，但你一定要答应我，明年能考上大学，将来连本带利还给我就行。

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谁能做到如此绝对？无非就是以此来激发秋莉的激情而已。

秋莉没有再说什么，但我隐隐觉得，她的眼神一直在我身上扫射，似乎想要看出我有什么企图。

幸好我真的没有任何的杂念，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军婶人生最后的那种无私母爱打动了我。

93年的9月，秋莉回到了她们县里的高中复读，我也没有食言，把学费按时给了军叔，让秋莉能够安心复读。

在我心里，秋莉考上大学是十拿九稳的事，而能资助她考上大学，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好事吧。

这个决定，和我一直所追求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谋而合，还真的没有其他的什么杂念。

秋莉的学习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每一次回家，都会很高兴地给我“汇报”。从她的表情里，我看得出来，她对我有种发自内心的信任。

我也很欣慰，一个妙龄姑娘能够从阴影中走出来，如果真的能实现人生的飞跃，那我不也是善莫大焉？虽然施恩不图报，但自己在心里满足一下也无可厚非吧。

但计划远赶不上变化，秋莉的成绩稳步提高，我的事业却出现了变故。一些乱七八糟的原因，让我毅然放弃和父亲继续开诊所，而是选择南下广东。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才可以说出当时为什么要弃医的原因：

在90年代初期的农村，医疗卫生行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很多同行为了赚钱而忽视了医者本心。

而我想要在竞争中存在下去，唯一的途径就是和他们随波逐流，但那却是最令我不能安心的。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医生，就应该是大公无私的，为了病人可以做任何事，做好了这个前提，你就能轻松地生存下去。

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追求的不是平淡的生存，他们更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发家致富！这刚好是和我学医之本心是完全相悖的。

于是，我的离去，几乎不被任何人所理解，甚至后来好几年里，父亲对我都有巨大的不满。

我离开前没有做太多的安排，反正诊所交回给父亲打理，唯一要做的，似乎就是安排好秋莉接下来半年的开支而已。

我在军叔手里放了一笔钱，94年年初离家南下，开始了一份完全陌生的工作。那段时间里，确实过得很狼狈，但心里却慢慢地获得了安宁，或者说救赎。

我不是完全冒失地来广东的，而是在同学的介绍下到了广州，进了一家外企从事品质管理。虽然是绝对的门外汉，但好在天赋还行，努力学习学习，也慢慢站稳了脚跟。

94年的7月，我收到了秋莉考上大学的消息，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理所应当的，但我并没有接受她的邀请回老家。对我来说，尽快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适应下来，然后再有所进步才是最终目的。

但我还是低估了秋莉的决心，8月底的时候，她突然出现在我公司门口，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对门岗说：自己是小关的女友，从老家来的。

我莫名其妙地走到门口一看，发现竟然是她，最开始还满肚子的火，但随即也释怀了：在广州这样的环境里，如果她不这么说，或许一时间还真见不到我的人。

秋莉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惶恐不安起来：你以为你躲在这里就能让我找不到了？就算你藏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会把你揪出来。

不得已，我带着秋莉在广州玩了几天，最后好不容易把她送上了北上的列车。直到临走前，她才神神秘秘地在我耳边说：你就是不回去，我们很快也会再见的。

果然，9月份一开学，我真的就见到了秋莉！她考上的是中山医学院，这也是她复读时做出的决定：

自己的母亲因病离世，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将来能够帮助和自己同样悲痛的人。

在她的“威逼利诱”下，我一个卫校毕业身份的打工仔，和名牌大学的在校大学生秋莉谈起了恋爱。

或许也是近水楼台的缘故，我们的感情进展很顺利。当然，我的事业也算稳步提升，至少在她本科毕业时，我已经能轻松安排她继续读研了。

秋莉读研的第一年，我们在广州结婚。军叔和秋桐也被接到了广州，算是享受到了迟来的幸福。

后来，秋桐高中毕业，竟然考上了长沙的重点大学，小伙子有点腼腆地对我们说：

自己一直有个梦想，希望能继续生活在故乡那片土地上。

因为从小到大，即使经历了幼年失母的痛苦，但身边的人还是给了自己最大的温暖。也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用自己的热情把那份温暖继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