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成法，顾名思义，就是对官员的工作结果进行考核，以此来评判官员是否合格的一种制度。
其实考成法也不算张居正的首创，因为古代考察官员政绩的制度，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大计”，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考核，但是具体怎么考核，咱就不清楚了。
等到战国后期的时候，各个诸侯国渐渐实行起一种叫“上计”的考核制度。“上计”的过程相对明确，官员们把自己管理区域的户口税收等信息写下来，然后分出两半，自己拿一半，国君拿一半。
等到年底，自己去国君那里，把两半合在一起，国君在根据去年的信息和今年的信息对比，判断你这一年工作的怎么样。
但是“上计”制度也有缺陷。因为他主要是审核地方官的，中央官员想摸鱼，就没什么顾虑了。
后来的朝代，也一直有对官员政绩进行审核的制度。只不过审核的内容相对模糊，所以每当到了一个王朝的中期，这些考核制度就容易流于形式，甚至沦为官员间斗法的工具。
明朝来到了万历年间，朝廷已经进入了一个低潮。虽然明朝也有三年一次的京察和外察，但是很容易就沦为官员之间互相攻击的工具。京察本身已经很难担负起考察官员的功能了。
另外，张居正也隐隐的意识到，天下的问题，不是几个清官、几个廉吏就能解决的。要想彻底解决朝廷的问题，迟早要在地方进行改革。既然要改革，就得控制住官员。不然大家都阳奉阴违，自己喊破喉咙也干不成事。
所以，实施一套有效的管理考核制度，给朝廷的官员们戴一个紧箍咒，就必须提上日程了。
在这种需求下，张居正的考成法新鲜出炉了。考成法和之前的考核制度，有一点不同。
考成法是把官员们的任务整理成册，根据事情是否着急落实，重要性大小不同，都整理出期限来。
这个册子除了底本以外，还有两个副册。其中一个副册放在六科那里。六科对应着六部，“部”每做完一件事，就去“科”那里，把事情勾销。最后到期核对，看看那些事做完了那些事剩下了。
另一个副册放到内阁那里，方便内阁核实。
或许有人要问了，已经有六科核实六部的工作了，那何必还要再送一本册子去内阁呢？这就是张居正精明之处了。
张居正的考成法要求：地方的督抚有问题，由六部纠察；六部出了问题，归六科纠察。那么，言官们就又站在了食物链顶端了吗？不能够啊！张居正在后面又加了一句：六科有错，归内阁纠察。
好家伙，他在这等着大伙呢。这么一来，不仅从地方到中央，一切官员，全在考成法的考核范围下，而且在一级一级的考核中，内阁还处于最顶端。相当于无形中扩充了内阁的权力。
对于这个政策，许多官员都非常反对。反对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家已经习惯了之前宽松的氛围，现在你张居正给大伙都戴上紧箍咒了，谁能乐意？
二来，内阁和六部的大臣们虽然都是外臣。但是六部的大臣和内阁实在算不上一条心。内阁算是皇上的秘书处，在大臣们心里，不算完全的自己人。所以“阁部之争”一直存在，尤其是张居正这种，对自己人开刀的，更成了文官中的反叛。
张居正的“考成法”有效吗？有效，用《明史》中的话说“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经过了考成法的整治，官员们的工作效率确实上来了，但是他和文官，尤其是和言官们的矛盾也随之越来越激烈。
最先向张居正发起进攻的，是余懋学。他主要是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向张居正建议，“请行宽大之政”。
这个提议看起来好像还挺平常，似乎是一片好心。但却和张居正推行的政策南辕北辙，所以张居正心里肯定是非常不乐意的。
后来，地方给万历皇帝献上了祥瑞，是白色的莲花和白色的燕子。
因为当时人觉得，发现了这种白色的动植物，那是祥瑞，是有好事要发生。什么白色的鹿啊，白色的乌龟啊，白色的老虎啊，都是祥瑞。
嘉靖皇帝就特别吃这一套，所以驻守东南的胡宗宪就经常给皇帝找祥瑞，以此讨好皇帝，稳固自己的恩宠。
张居正作为内阁大臣，出现祥瑞，当然要有个庆贺的态度。所以张居正就按惯例交了一篇贺表。
但恰巧当时，有一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余懋学就弹劾张居正，说现在国家正好有危难，正是大家焦虑的时候，你却给皇上献贺表，这是大臣该做的事吗？
这下，他可彻底把张居正惹怒了。张居正现在大权在握，毫不客气的把余懋学给罢免了，还是永不叙用。
但是，罢免了余懋学，张居正和其他官员的斗争却并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冲突，更加惊心动魄。
第二个向张居正发起进攻的，是傅应祯。
傅应祯也上了一封奏折。傅应祯的奏折倒是没直接弹劾张居正，但是比直接弹劾张居正还让张居正生气。
他的奏折有三个主题：第一，王安石变法误宋，咱们要引以为戒啊；第二，朝廷要百姓补交税款，百姓的收入恐怕补不起，还是算了吧，别折腾了；第三，咱应该广开言路啊，像余懋学他们，就召回来吧。
张居正愤怒的原因有二，一是傅应祯在奏折里，直接指责张居正的改革行为。拿王安石和张居正做比，从而得出结论。王安石误了宋朝，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
张居正自己清楚，他做的是和王安石一样的事。但是张居正很害怕，别人把自己的行为和王安石变法联系在一起。所以张居正虽然做了许多改革的举动，但是他一直都是拿“祖宗之法”当挡箭牌。现在傅应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张居正非常恼怒。
而且，张居正和王安石做着一样的事。傅应祯说“王安石误宋”，张居正肯定不高兴。
二来，这个傅应祯身份有点特殊，他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当时张居正是考官。所以，这个傅应祯，其实是张居正的学生。
被自己的学生指责，张居正的心情实在平静不了。更何况傅应祯在奏折里还建议皇上广开言路，最好把余懋学这些人都给召回来。这不是和张居正唱反调吗？
广开言路，这实在是给张居正气笑了。你们这群蠢货，叽叽喳喳的能讨论出什么来，天天只会背书，等着你们讨论，黄花菜都凉了。张居正认为“天下之事，虑之贵祥，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
谋划的时候还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和谁讨论要张居正自己说了算，至于决断的时候，谁敢插嘴，那是不要命了。
平心而论，这个傅应祯未必和余懋学那样，有心和张居正对着干。但是王安石、广开言路、召会余懋学这都是在张居正的雷区蹦迪，张居正怎么能容他，直接将他下狱，还要追查他的党羽。
傅应祯入狱后，许多人同情他，还带着饮食去看望他。结果可想而知，张居正一碗水端平，又贬谪了好几个。
到这里，张居正和官员们的矛盾已经很深了。但是没过多久，另一个的弹劾，真正给了张居正重重一击。
这个弹劾张居正的人，叫刘台。
刘台，也是隆庆五年的进士。他也是张居正的学生，是之前入狱的傅应祯的同窗。而且，他和傅应祯还是同乡，关系很好。
刘台弹劾张居正，和他本人的一次工作失误有关。刘台当时是辽东御史，辽东有了捷报，刘台就顺手把这个捷报传达到京城了。
按照规矩，御史权力虽大，但是不能管地方的军事。刘台之所以违反规则，越权汇报，可能和之前朝廷各级官员之间职责模糊有关。但是张居正行使考成法，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让权责划分明显，工作方便落实。
刘台这个错误，可以说是顶风上了。考成法推行还不算太久，就有人违反，违反者还是张居正的学生，张居正肯定要处置他，不然大家怎么看张居正呢？
不过，张居正还是手下留情了。按照规矩，刘台应该被贬谪，但是张居正严厉的批评了他一顿，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没过多久，刘台的同学兼老乡傅应祯就因为惹怒了张居正，被张居正下狱。当时张居正下令，追查傅应祯有没有同党，还把去监狱探望的几个官员也一起贬谪了。
刘台和傅应祯关系很好，所以非常害怕。幸好傅应祯在监狱里几乎被整死，也没攀扯别人。所以傅应祯的事结束后，刘台对张居正是又恨又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弹劾了张居正。
刘台的弹劾，对张居正的打击很大。之前余懋学弹劾自己，但是余懋学和自己毕竟没太多关系；后来傅应祯虽然惹怒了自己，但是傅应祯只是上奏，没指名道姓的弹劾自己。
现在，刘台，他的学生，居然直接弹劾了他！严嵩干了那么多年坏事，也没受到过自己学生的弹劾啊！
面对刘台的弹劾，张居正不仅感受到了来自朝堂的压力，同时也感受到了心理的压力：难道我是这么不受欢迎的人吗？连严嵩都没受到过自己门生的弹劾啊，难道我做的事，比严嵩还过分吗？
刘台的奏折一上，举朝震惊。张居正哭倒在地上，说：“自开国至今二百年，没有门生弹劾座师的先例。臣只有离开朝廷谢罪了。”然后主动提出要致仕。
万历皇帝亲自离开座位，去拉张居正，张居正这才起来。
这件事最后，是以万历皇帝下旨，将刘台投入昭狱，然后廷杖一百，流放戍边结束的。
这一次的纷争，还是张居正赢了，因为皇帝站在他这一边。可这是惨胜，皇帝不会永远站在他那一边，一旦他失去了对朝廷的控制，这么多人的怨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但是，正如张居正自己说的：天下事，虑之贵祥，行之贵力。没有执行力，是做不好事情的。他要把变革推行下去，就必须给官员们都戴上紧箍咒。至于要承受多少人的怨恨和敌意，他都全盘接受。
他可以走其他的路，但是明朝和天下苍生，是没有其他路可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