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权分立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是恶的，西方人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大公无私的人，为了预防人性之恶，他们设计出了一整套权力制衡体系
 
1787年9月17日，美国制宪会议通过并签署宪法。
 
宪法前三条分别安排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美国国会现行《宪法注释》对这种结构的解释也很直接，制宪者把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裁判案件的权力交给不同部门，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避免权力集中。
 
到了1788年2月8日，《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把这层意思讲得更明白。文章提出一个后来经常被引用的判断，如果人都是天使，政府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管理人的也是天使，政府同样不需要外部和内部约束。
 
真正困难之处，在于政府既要有能力管理社会，又必须有办法管住自己。文章因此提出，要让一种野心去制约另一种野心。这就触到了美国制度设计很深的一层逻辑。
 
 
它没有等待“大公无私的人”出现，而是提前考虑另一种情况，如果坐上重要位置的人想扩大自己的权力，旁边有没有人能够拦住他？于是，美国总统并不能想怎么立法就怎么立法。
 
法律通常由国会通过，总统可以否决，但总统的否决也不是终局，只要参众两院分别达到三分之二多数，仍然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美国国家档案馆对这一机制的官方解释明确提到，设置总统否决权，同时允许国会推翻否决，就是为了让立法权和行政权互相形成限制，防止其中一方过度扩张。
 
人事权也没有全部交给总统。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总统可以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以及一批重要联邦官员，但许多重要任命需要参议院同意。
 
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的资料显示，1787年制宪会议期间，代表们曾长期争论任命权到底应该交给总统还是立法机关，最后采用了总统提名、参议院审议同意的办法。
 
 
9月4日相关方案提交，9月7日获得通过。更现实的一道门槛其实是钱，政府部门想推行政策，最后往往要落到财政支出。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没有依据法律作出的拨款，国库里的钱不能随意支取。
 
美国众议院历史办公室在2026年8月19日更新的资料中再次说明，自1789年以来，筹集和支配公共资金一直是国会极重要的权力之一。
 
行政部门可以提出计划，但是许多计划最终能拿到多少钱，仍然绕不开国会。到了现代，这套约束并没有只剩下历史意义。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对“Learning Resources诉特朗普”案作出判决。
 
案件争议之一，是总统能否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涉案关税措施。最高法院最终认定，该法律并没有授予总统相关关税权力。
 
 
判决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恰好就是国会究竟把多大的经济权力交给了行政部门。两百多年前设计的权力边界，到了2026年，仍然会在关税这种影响巨大的政策上真正发挥作用。
 
所以美国政治经常出现一个看起来很别扭的现象，总统想推动政策，国会可能卡住预算；国会通过法案，总统可能否决；行政部门推出重大措施，又可能被法院审查。
 
站在追求办事速度的角度，这套制度确实不轻快，有时候甚至显得非常拖沓。可它原本追求的就不只是效率。美国制宪者考虑的是另一件事，当一个人、一届政府或者一个政治集团开始扩大权力时，制度里必须有人能够踩下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