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1900年7月16日）至六月二十五日（7月21日），沙俄军队对居住在黑龙江北岸，俄占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进行了大屠杀。俄军杀害了至少7000多名中国人，史称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这段历史现在已经鲜为人知，很少被人提及。但是不该忘记这7000多同胞的冤魂。
根据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海兰泡事件通常被描绘为一次对俄罗斯传教士和平民的防卫行动。教科书强调当时中国人民的敌意和敌对行为，暗示他们对俄罗斯人构成了威胁。据这种描述，俄罗斯军队被迫采取行动来保护本国公民和利益，导致了不幸的流血事件。这种描述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愤慨。根据中国的历史记录和证据，海兰泡事件是一个毫无道理的大屠杀。
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一个新的现实摆在了清政府面前。《南京条约》的签订让众多西方列强垂涎欲滴，其中也包括当时的沙俄，他们对中国东北地区虎视眈眈，渴望分得一杯羹。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原属中国领土，位于黑龙江北岸。咸丰六年（1856年），沙俄派遣武装部队强行在东北地区设立哨所，对中国构成明显的威胁。清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沙俄的强势态势，他们不得不做出让步。于是，在咸丰八年四月十六（1858年5月28日），俄罗斯东西波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和当年率军远赴西北收复了西藏还差点攻灭了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康熙皇帝第十四子爱新觉罗・胤禵的玄孙，清朝黑龙江将军爱新觉罗・奕山在瑷珲达成了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割占中国黑龙江北岸60多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海兰泡随之被俄国占领，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庆祝俄国割占中国领土的胜利）。自谓“我比任何人都高兴”的穆拉维约夫，把奕山称为“我的挚友”。当沙俄进而大举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并公然闯入松花江三姓等地窜扰时，奕山仍“不思力图挽救”，不敢与俄方“辨明定议”，继续主张“权宜办理，暂且姑容”。正如大理寺少卿殷兆镛所参劾，奕山“以边地五千余里藉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授人；始既轻诺，继复受人所制，无能转圜”。驱准保藏的大将军王胤禵如果知道自己的后代这么不争气，不知道会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抽这个玄孙几巴掌。但是就算按照《瑷珲条约》的规定，江东六十四屯也仍属中国领土。此外，中国人也有权继续在海兰泡居住。
这个不平等的条约规定，中国清政府将东北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割让给了俄罗斯。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一次严重侵害，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痛楚刻痕。之后，俄国人一直在找机会清除外东北的中国人，要把外东北变成俄国人独占的土地。
随着时间推移，俄国将海兰泡地区发展成阿穆尔地区的首府。19世纪末的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许多有志之士开始觉醒，并且在这个时候，义和团迅速崛起。义和团是由北方农民自发组织的爱国运动，他们对外国势力的侵略充满了愤怒和反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这个时期，正值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候，沙俄却将这个动荡时刻视为其自身利益的威胁。他们以义和团对边境地区的潜在威胁为借口，开始对这一地区采取高度戒备的态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7月，俄军集结2.6万军队，在俄占伯力和双城子集结，准备进攻中国东北。
沙俄的高层对边境地区的警戒心日益加剧。在这个紧张的时刻，沙俄总参谋长致电滨阿穆尔省的总督戈罗戴科夫，命令其密切监视边境地区的动态，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对于沙俄而言，这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他们担心义和团可能会对边境地区造成不可预测的威胁。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1900年6月2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最终宣布阿穆尔地区进入战争状态。这个决定让整个地区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战争的阴影覆盖了这片土地，人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他们知道，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生命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而在这片边境地区，军队的动员和准备正在进行中，士兵们站在队列中，肩负着国家的重托，准备投身战斗。他们心中充满了忠诚和责任，誓要保家卫国，捍卫祖国的尊严。
这一时期的历史，展现了中国面临外来侵略和内部动荡的困境。中国人民自发组织起义，试图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外国势力的干预，使得中国陷入了更加复杂和艰难的境地。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永远是值得捍卫的，而和平与理解应该是国与国之间共同的追求目标。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中国东北的瑷珲江边漂浮着一片紧张的气氛。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刻，沙俄军队蓄势待发，为了自身利益进行了大规模军事动员。
在6月的几天里，阿穆尔军区和西波利亚军区忙碌地召集预备役兵员入伍。上万年轻士兵响应召唤，他们的脸上带着对未知的恐惧，却也怀揣着对国家的忠诚。
同时，沙皇的命令传达到了两路俄军，伯力和双城子成为了他们集结的起点。那里，军队整装待发，准备着进发。哈尔滨和牡丹江成为了他们眼中的目标，他们铁血凛然，以胜利的信念投身于战场。
在这个时候，东方的空气似乎都弥漫着紧张的氛围。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无形的压力，仿佛大地也在颤抖，为即将到来的冲突而哀嚎。
正是在这个紧张的时刻，瑷珲江边的世界注定要改变。士兵们准备着，将要投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而生命的宝贵将成为战场上的筹码。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1900年7月15日），局势愈发紧张，沙俄派遣两艘轮船“米哈伊尔号”和“色楞格号”驶向瑷珲江边。清军并没有事先了解到发生的具体情况，但是出于对祖国的使命感和保护国家领土的决心，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试图阻止沙俄的进犯。在双方对峙期间，沙俄军队率先开炮，造成局势迅速失控，清军被迫作出反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战火在东北的瑷珲江边再次燃起。清军在战斗中士气高昂，勇猛无比，他们成功击伤了“色楞格号”轮船，并重创了“米哈伊尔号”，使沙俄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5名官员惨遭毙命。
在这场紧张的战斗中，沙俄的阿穆尔省军官省长格里布斯基带领骑兵和炮兵赶到瑷珲对岸的沙俄军哨所，并对瑷珲城展开炮击。这一举动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让驻守在黑河的清军误以为沙俄发起了全面进攻的标志，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整个战场上，火焰和硝烟弥漫，军鼓声与枪炮声不绝于耳。在这个残酷的冲突中，生命无情地被夺去，战士们为了捍卫家园和国家的尊严，英勇不屈，无畏地投入战斗。
这段历史再次提醒人们，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它带来的伤痛和牺牲是无法估量的。在战争中，敌对双方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损失，而背后的动机和误解可能导致局势失控，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在当今世界，应该珍惜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共同构建一个稳定、繁荣和和谐的国际社会。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炎热夏日，海兰泡城内的气氛如同燃起了一把火，烈焰蔓延。这座边陲城市，曾经是繁荣与和谐的象征，如今却沉浸在紧张和恐惧之中。
沙俄的阿穆尔省军官省长格里布斯基，目光阴冷如寒冰，对中国人民展现着无情的威胁。他趁着清军在瑷珲江边与俄军对峙之际，不顾承诺，下令逮捕所有的中国人，甚至连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也不放过。这场疯狂的搜捕行动展开后，海兰泡城内的街道变成了血腥的战场，清军和沙俄士兵之间的斗争惨烈异常。
在这个可怕的日子里，有一千五百名中国人被迫躲到城外，试图躲过沙俄军队的追捕。沙俄的魔爪却无处不在，他们几乎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将这些无辜的中国人一个个揪出来，有的当场被杀，有的则被关押在警察局的监狱里。
黑龙江事件发生后，海兰泡城内外气氛紧张，迫害中国人的事件逐渐增多。俄国政府欺骗中国人说无需恐慌，但却禁止中国人渡江，扣留了全部渡船，并派骑兵冲散了准备渡江的人群。
7月16日，俄国政府命令逮捕海兰泡所有的中国人。俄军士兵闯进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押走。1500多中国人听到风声，逃到城外躲藏，也被俄军搜出，许多人被刺刀活活捅死，剩下的人像对待牲口一样被集中关起来。这一天俄军共抓捕近3500名中国人。
7月17日，俄军把所有关押起来的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谎称用船将他们送到对岸。但是到了江边才发现，岸边连一条船也没有。俄军挥动军刀，大肆砍杀，把所有的中国人赶进水里。有的妇女们把他们的孩子抛往岸上，乞求至少饶孩子一命时，俄军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刺刀上，将婴儿割成碎片。
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甚至那些参与屠杀的魔鬼都感到良心不安。参与屠杀的俄军士兵描述：“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时，东方天空一片赤红，照得黑龙江水宛若血流。手持刺刀的俄军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开始像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人群发狂一样喊叫，声震蓝天，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一齐开枪射击。喊声、哭声、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清扫现场的工作，紧跟在一场血腥的屠杀之后立即开始进行。那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部分是气息未绝的活人，周身肝脑迸溅，血肉狼藉。不管是死是活，被一股脑地投入江流。清扫过后。黑龙江水浮着半死的人们象筏子似的滚滚流去，残留在江岸大片血泊中的只是些散乱丢弃鞋、帽和包袱之类。就是连这些遗物，也都被蹂躏得一无完形”。“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生。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
大屠杀发生时，黑龙江对岸的瑷珲城的中国人目睹了这一人间地狱般的惨景。瑷珲副都统衙门笔帖式杨继功记述：“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海兰泡大屠杀持续了五天时间，至少五千多名中国人被俄国屠杀，只有少数人游到对岸而得以逃生。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1900年7月17日），海兰泡大屠杀的同时，俄国另外又派出军队扑向附近的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居民进行清洗扫荡。 俄军驱赶各屯居民，把他们聚在一起放火焚烧，大部分被活活烧死。 俄军又逐个村庄放火，烧毁所有房屋，屠杀居民，仅在波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了上千中国人。 最后俄军又将没来得及逃过黑龙江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驱赶进黑龙江中，除六七十人游泳逃生外，其余均溺死江中，浮尸蔽塞江面数日不绝。到这次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又杀害了二千多中国人。
7月22日，俄国宣布，海兰泡的中国人被全部“肃清”了。
事发十几天后，原本在黑龙江底的死难者尸体浮上水面，顺流淌去，江面漂浮油层，江水腥臭。波涛滚滚的黑龙江变成了一条流淌的血河！
被害者的尸体壅塞在黑龙江水面，直到三个星期后还在江上浮游。一个俄国军官说：“我们一行人又乘船继续向前航行。……轮船很快就赶上一具溺尸。……在它后面又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尸体。就这样，在黑龙江整个宽阔的河面上，一具具尸体漂游着，仿佛在追逐着我们的轮船。……很显然，这是在海兰泡淹死的那些最不幸的人。……在一个扁平的沙滩上，一下子冲上来很多溺尸。……‘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尔上校轻轻地数着。这片浅滩远远地泛着白光，而由那些褐色和粉红色的尸体所砌成的长长的带子，就像花边一样镶在沙滩的水边上。周围的空气被严重地毒化了，我们都不得不用手帕塞住鼻子。……很难估计出我们这一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据判断，仅在一个小沙嘴上，我们共数出一百五十具。可以想见，中国人的尸体是很不少的。”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之后，俄军随即开始进攻东北。俄军船只驶入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摧毁中国沿江村镇。俄军又派骑兵深入乌苏里江西岸大肆烧杀。 接着俄军主力扑向黑河屯与瑷珲。他们将黑河屯未及逃走的居民全部屠杀， 毁灭了这个拥有五六千人口的城镇，然后俄军又放火烧毁瑷珲城。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次大屠杀，共有7000多中国人被杀害。列宁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中国的战争》一文中，以极大的愤怒痛斥了沙皇政府的侵略行为：“俄国正在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动员了好些军区，耗费了数亿卢布，派遣了几万名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勇敢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文化击败中国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传播者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包工头、工程师和军官集结在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不得不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在修筑中东铁路时，每天只付给中国人十戈比的生活费，这难道还不是俄国毫无私心的表现吗？”“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更使人民破产，使人民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压迫。”
两次大屠杀中中国人的财产损失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总数约为至少二百五六十万卢布。
在那个夜晚，海兰泡的街道上弥漫着血腥气息，屠杀的惨状扑面而来。五千多名中国人成了牺牲品，他们的生命在一瞬间被夺去，成为历史的遗憾。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却选择回避这一切，以错误的理由掩盖了他们的罪行。他们选择篡改历史，淡化自己的罪责，就像那些试图掩盖二战责任的日本人一样。
而《瑷珲条约》更是一枚历史上的耻辱之印。但对于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俄罗斯却毫无愧疚，反而将签订这条约的日期定为庆祝日，甚至印上了穆拉维约夫的头像。这样的行为简直是对历史的嘲讽，对受害者的侮辱。
对于这样回避历史的做法，有心之人却对那些谈论这段历史的人指责为抹黑中俄关系，企图用烟幕来掩盖事实的真相。这种行为无异于当年日本试图逃避二战责任的做法，却同样地伤害了无数受害者和历史的尊严。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被遗忘的，那些伤痛的记忆会一直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心中。不能选择回避历史，而是应该正视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珍惜和平与友谊。唯有如此，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和谐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