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尾烟波海上立高峰，日谒忠堂映落红。一片兰香昭烈士，满园剑气仰英雄。”这是写在福建马尾海战纪念馆的一首诗。

19世纪50年代，拿破仑第三的法国政府占领了越南南圻，70年代又把魔爪伸向北圻，企图将南越变为它的殖民地，以便进一步打通入侵中国西南地区的大门。法驻海防的领事土尔克向其传教士阐明必须占领北圻的理由时说：“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80年代初法国金融资本迅速发展，以残酷镇压过巴黎公社而起家的茹费理组阁，即发动对越南北部侵略。越南与满清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越南国王受满清皇帝册封，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清政府则对越南负有保护之责。这时法军入侵越南国王向清廷请援，但清政府在那拉氏把持下又对外实行妥协退让政策，派李鸿章与法谈判承认撤走在北越的部队。

光绪九年（1883年）法军侵入北圻，占领了河内并继续向北进攻，遭到刘永福黑旗军（广西边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参加过天地会起义，因受清军逼迫，进入越南北部聚众耕牧，有众二千余人）的沉重打击，清政府派赴支援的部队却节节败退。光绪十年（1884年）3月茹费理内阁不满前约，又派新大使向清政府提出，要完全撤除中国在北越的部队，并要越南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越南要求中国援助，李鸿章与法使特利古谈判终止。

一月以后，法国又派福碌诺与李谈判，在天津订了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以及中国撤军。法国在订约后又制造事端借故要求清政府赔偿军费二亿五千万法郎（合银三千八百万两）。清政府认为太无理，但仍以曾国荃为代表到上海与法公使巴德诺进行谈判，担任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也帮同法国人向清政府讹诈，谈判没有结果。7月，法国以孤拔所率领的舰队，直入福建马江海港寻衅。清政府对于法国侵略者的上述挑衅行动仍然一意妥协退让，并希望他国出面调停，以息战争。负责谈判的李鸿章给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钦差大臣张佩纶指示“谈判尚有希望，衅不可自我开”。

孤拔

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二日（1884年7月14日），孤拔率领的舰队借“游历”为名，进入福建的海军基地——马尾港，受到清廷官员的“殷勤欢迎”。法军舰队进港后即毗邻中国舰只停泊，并经常以五、六艘军舰控制马江口及其江面，威胁福建造船厂及沿岸炮台、守军。

8月4日法军以军舰两艘会同停留在台湾海面的一只共三艘，由利士比指挥，在台湾基隆港登陆，被清守军击败。法国政府决定先歼灭并击毁福州马尾港内的清海军和造船厂，再集中力量夺取台北，然后北上进攻旅顺、威海等地，迫使清政府满足其侵略要求。

法军舰队进入马江的共十二艘，内有巡洋舰七艘，炮舰三艘，水雷艇两艘，总兵力约一千七百多人。

清军执行李鸿章所指示的“彼若不动，我亦不发，静以待之”，衅不可自我开”的方针。清军官员大致分工如下:总督何璟和巡抚张兆栋负责福州省城的防守，福州将军穆图善扼守马江口的长门炮台；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和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指挥马尾一带水陆军并保卫军港及马尾造船厂。

当时马江两岸人民纷纷要求先发制敌，吴大老愿率船只数十艘，装载硫璜火药、火罐、火箭等燃烧器材，火攻敌船，并表示，“若是官兵不愿抵抗，抗法的事我们愿承担起来”，林培基代表人民呈递“万民摺”，请求潜水破坏敌船，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何如璋、张佩纶等人的遏制和拒绝，直到局势日益紧张，法舰挑衅十分明显时，始允许参加海陆军的战斗。

当时清军也慌忙作了如下的部署：海军方面以军舰九艘，商船两艘编成舰队：将主力旗舰“扬武号”等八舰停泊于罗星塔上游，东与法舰相拒；在我“扬武”号（旗舰）旁及其西南方面，以及船厂的铁水坪前停泊的，尚有我之“伏波”号，“艺新号”、“福胜号”、“建胜号”、“永保号”、“琛航号”等六艘。“振威”、“济安”、“飞云”三舰停泊于罗星塔下游，西与法军三艘巡洋舰首尾相接。另以旧式兵船八艘、炮船十艘及其他船艇编成两支船队，分别停泊于罗星塔南侧。

马尾海战示意图

陆军方面：以步营11个营及部分炮队防守船厂和马尾港一带江岸；以11个营防守长门、金牌炮台。另有农民武装一千八百余人防守闽安附近南北江岸。由于清督抚、将军、大臣缺乏战备观念，对敌军企图从无明确判断，水陆各军缺乏统一组织和指挥，加之炮台陈旧，弹药不足，水陆总兵力虽数量上多于法军，但战斗力却不如。

8月17日，清政府迫于和谈无望，撤回上海谈判代表，但对马江则仅指示守军阻止法军舰开入和驶出，仍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严重束缚了防军的手脚。8月19日法国侵略者在进犯马江的部署就绪之后，再度向清政府提出勒索赔款的最后通牒，限于48小时内答复，清政府拒绝答复。法政府即令其谈判代表谢满禄离开北京，以公使巴德诺留上海以伺机诱和。同时其殖民部长裴龙给孤拔的训令说：“派遣你所有可能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定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法政府最后指示孤拔于23日退潮时发起进攻。

光绪十年七月三日（1884年8月23日）上午八时，孤拔把开战通知送给福州各国领事馆。至10时才向总督何璟发出14时开战的战书，何璟接战书后迟至十二时许才转给张佩纶。张佩纶竟请求法军延期开战。13：45，孤拔指挥舰队发起进攻时，清军仍无丝毫准备，连退潮时调过去的船头都未调转回来，而以船尾对敌，锚链均未拉起，清军就在这样昏聩的指挥下，遭到法军的突然袭击。

战斗打响后，在上游方面，孤拔以水雷艇分别进攻清“扬武”号旗舰及“福星”号运输舰，并同时炮击其他军舰。“扬武”号首被敌击沉，舰长兼舰队指挥张成泅水逃走，“福星”号未被击中，舰长陈英下令砍断锚链，调转船头发炮猛击孤拔坐舱，并开足马力冲入敌舰阵，给敌以严重打击，“建胜”、“福胜"两舰也跟着向下游冲去，但由于火力弱，速度慢，三舰先后被敌舰击沉，“福星”号舰长陈英、三副王连壮烈牺牲，全舰官兵，大部分殉职，“福胜”号舰长叶琛在船尾中弹起火，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然指挥战斗，在船身沉没前还沉着地发射了最后一炮，他们都表现了昂扬的斗志和誓死卫国的爱国精神。在“福星”等船英勇战斗的同时，“伏波”、“艺新”两舰，因受重伤向上游福州方向退出战斗，“永保”、“航琛”两舰，最后也被法军击沉。

战斗在罗星塔下游的清舰“振威”号首遭法军从闽江口外急驶而来的“凯旋”号的袭击，“振威”立即起锚应战，被法军舰击中锅炉，起火下沉。“济安”、“飞云”两舰还没来得及起锚就被法军击沉。

停泊于罗星塔两侧的民船，逆风逆水，上驶困难，无法支援清舰作战，法舰在击沉中国舰队的同时，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民船，这支由中国人民组成的江面武装力量，在火海中坚持战斗，他们以准确的火力击中法军旗舰“富尔达”号，击伤了侵略头子孤拔，给了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但是，由于法舰炮火占优势，民船终于大部着火沉没。

江面战斗持续了三十多分钟，清舰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大部分被法军击沉，但是广大的爱国官兵及参战军民，并没有被敌人所吓倒，他们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仍然奋不顾身，英勇壮烈地反击敌舰，使上游方面的大部分敌舰受伤，其中重伤的两艘水雷艇逃往下游，如果不是受到美英帝国主义船只的掩护，必将沉入江底。入夜以后，沿江人民还用自己的木船装上引火药及其他材料，组织火攻船队，顺流燃烧冲击敌舰，也给了敌人极大的威胁。

8月24日法舰队部分舰只集中船厂江面，以密集火力轰击船厂，将工厂、仓库、及一条未完工的巡洋舰，全部摧毁。25日少数法军在罗星塔炮台登陆，未受到任何抵抗，就掳获三门克虏伯大炮而走。以后几天，法舰驶向下游，逐次袭击闽安附近两岸炮台，在我军民武装防守下未敢登陆。此时清军的将领慌作一团，令守军堵塞海口，制止敌舰逃出马江口外，但长门守将穆图善未予实施。在23日激战中吓跑的清军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惊魂未定，束手无策，只知求援，对沿江战斗不加指挥。27日法军轰击长门、金牌炮台，击毁了金牌炮台。29日、30日两天，法军佯作登陆姿态，掩护其舰队先后冲出江口。此次战斗，清军损失各种类型船只50余艘（其中军舰十一艘、商船十九艘），全国最大的造船厂毁于一旦，官兵牺牲二千余人，成为中国海军史上的首次惨败。

李章铜

这次中法马江之战，在不到半小时的战斗中，整个闽海舰队全部被法军消灭，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清廷、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和福建前线大员的昏愦无知。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兼谈判大臣，既负责外交又负责海防，他在实际上早已进入战争状态、法军正在借故扩大战争的情况下，仍电令张佩纶“衅不可自我开”，直到接法军最后通牒时，他还电何如璋“议和大有进步，所言必系谣传”。临战还死抱着和谈幻想不放。当接到福建海军乞援电后，他又借口北洋舰队船小，“不是敌法之铁舰大兵船”“若一抽调，旅顺必不能保”等托词，坐视福建海军全军覆没。

福建前线负责防守的大员很多，平时浑浑噩噩不事战备，临战则互相推诿，贪生怕死。钦差大臣张佩纶，过去在北京当大学士时激烈主战，到了福建海防前线，就成为贪生怕死，懦弱无能的典型。在法舰进入马江的40多天时间里，他不仅不作战斗准备，反而压制广大爱国官兵及群众起来抗敌，一再告诫部队，“衅不可自我开”并下令不发给部队弹药，深怕军民起来抗敌，破坏了他的和谈美梦。直到法军袭击之前才勉强作了部署，但为时已晚。在接到法军开战通知后，竟请求法军延期开战，其颟顸无知，实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刚一开战他就临阵脱逃，放弃责守。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等也与张佩纶一样，战斗一打响就不知所措，先后逃之夭夭。他们应该对马江失败负完全责任。只有广大的爱国官兵及人民群众站在坚决抗击敌人的一方，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尽到了他们应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