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天起，台海局势转趋紧张，该年7月间，中东局势紧张，美、英等国于中东地区部署兵力，战火似乎一触即发。此外，当时中、苏共之间关系也发生裂痕，苏联有意缓和与美国关系，令北京感到愤怒，加以台湾方面不断对中国大陆沿海省份与西南滇缅边区进行敌后空投与游击骚扰工作，令毛泽东颇为恼怒。

在各种因素考量之下，中共领导人决定炮轰金门外岛，一来牵制美国在中东地区力量，二来阻挠美苏和解，三来试探美国对台政策与离间台美关系，四来作为对台湾敌后游击工作的反击。

然而在毛泽东决定于8月23日傍晚开始炮击金门前夕，他依然透过秘密管道知会台北；根据曹聚仁之子曹景行的回忆，炮战发生前几天，毛泽东在北京紧急召见曹聚仁，要他把中共准备炮击金门的行动，转知台北，也因此在8月23日，当天早晨所发行的香港《南洋商报》里，赫然出现一则“金门即将发生炮战”的新闻。

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其回忆录里证实，把此一军事机密透露给曹聚仁对外发表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解放军于8月23日傍晚起大规模炮轰金门，造成岛上国民党军惨重伤亡，美国第七舰队开始协助台湾海军，对金门进行运补，而中共则以舰艇与岸轰，力图维持封锁。

周恩来

9月10日，金门炮战进行至第19天，周恩来急召曹聚仁北上，要他秘密转告台北，中共准备停止炮轰金门7天，让国民党军能够对金门进行运补，但前提是美军舰艇不得协助护航。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于9月25日起，分别致函蒋经国、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当时转任“外交部长”的黄少谷以及曾任奉化武岭学校教务长、蒋介石旧属、时任嘉义农专校长的张恺，传达北京方面此一重要讯息。

在给黄少谷的私函里，曹聚仁保证只要台湾脱去依赖美国军力虚荣心理，北京绝不向台北用兵，他接着称，从十月六日起，只要不由美舰护航，一星期内无论运送什么物资往金门马祖，无论多少船只，中共方面决不轰炸阻拦。

曹聚仁也进一步代转北京讯息称，台湾在金门与马祖驻军可自由撤退，共军不会拦阻，更重要的是，北京赞同蒋介石保留这一份军事力量，并无歼除之意。

曹聚仁建议台湾方面应尽速组一私人访问团，前往中国大陆考察，之后再决定大计，此一访问团可以不与中共政府接触，仅作游历性质，曹聚仁并保证中共方面会给予一切便利，绝不会有任何危险。

曹聚仁

值得注意的是，曹聚仁也透过其私人函件，向台北传达北京希望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五项步骤，其大意如下：（1）台方军政大计，仍由蒋介石全权决定，中共希望陈诚与蒋经国能密切合作，共同建设台湾。（2）计划江西庐山以南及鄱阳湖地区为蒋介石休息林园，毛主席专电欢迎国民党总裁归庐山，并将奉为国宾。（3）台方如同意国共和谈公开化，曹聚仁将向北京建议，华沙会谈将移回日内瓦，台湾则派叶公超或谢寿康（时任台湾当局驻教廷“大使”）参加，届时曹聚仁亦将陪同出席。（4）金门、马祖国民党驻军撤退后，金门将辟为国共双方经济交流市场，中共将同意人民币与新台币兑换率为一对八，并自和约签订日起，担负台方的军政经济，以美援额准。而台北、基隆、高雄与上海、福州、厦门、汕头之间也将正式通航。（5）台湾将依照新疆、西藏之前例，在商定期限内划为自治区，台方派代表团驻北京，并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中共将同意国民党为台湾独立政党，不与民革合流。

曹聚仁并且表示，他将建议由北京派驻一个正式代表团来台北，由宋庆龄任团长，其他代表团人选还可包括张治中、邵力子、屈武等前国民党要员，而台湾驻大陆代表团员则可包括梁乃贤、张恺等蒋介石父子所信任之士，在信函最末，曹聚仁希望黄少谷能够复一电，上用“可”字，让他能够向北京报告并要求中共践约。

毛泽东一方面透过曹聚仁向蒋介石传达金门暂时停火的讯息，另一方面却也善用此一机会，在国际间进行对北京有利的宣传与心理战。

9月29日，就在黄少谷将此函呈交蒋介石过目之后第二天，即出现一则发自伦敦的法新社电讯，内容叙述台湾与中共之间的秘密和谈已经进行许久，直到金门发生炮战之前，双方仍不断有所接触。

此则电讯的突然出现，与曹聚仁来函要求国共和谈，两者在时间上的巧合，不禁令蒋介石感叹中共对于“离间台美关系”之举措相当精准高明，令他“寒心极矣。”

蒋瑞元

美国学者陶涵在其所撰之蒋经国传记里，引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乔石于1995年11月28日的口述访谈称，金门炮战期间，蒋介石曾经透过秘密管道转告北京，若中共持续炮击金门，美国势将要求国民党部队撤出金、马等外岛，如此将造成中国永久分裂之势，蒋介石此番讯息，因而成为毛泽东决定暂停炮轰金门之关键因素。

细究如上曹聚仁9月25日致黄少谷函大意，乔石此一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而蒋介石在金门炮战高度紧张的9月27日当天日记里，也有如下一段看似无头绪，却颇耐人寻味的话语：“中国事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尤其是中共的行动，中共的心理，以及其大陆的真相内容与民心，更是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

也许此刻的蒋介石，同时面对外岛军事冲突危机与来自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要求台湾军队撤出外岛等强大压力，有感于海峡两岸国共领导人对于将金门视为台湾与中国大陆联系枢纽此一理解上，彼此应有一定之默契与心领神会，因而出现此番感想。

彭清宗

10月5日午夜，国防部长彭德怀果然于广播中声称基于人道立场，中共决定自6日起停止炮击金门7天。

蒋介石因事前对曹聚仁私函内容已有所掌握，因而对于北京的停火声明并未全然在状况之外，尽管如此，细察其日记所言，仍可感受到蒋介石对于北京高层果真信守秘密承诺宣布停火，感到有些意外。

蒋介石因事前并未准备好，该如何回应来自北京的片面停火声明，因此当天上午他在“总统府”内，匆忙召见陈诚、张群、黄少谷等人，研究彭德怀广播之影响、国民党对内对外之表示以及台北对中共此后之工作准备。

而北京宣布停火后第3天，曹聚仁再度匆忙自香港北上，于13日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并获毛泽东亲口告知，中共将于停轰期限结束后，继续对金门停火两周，毛泽东还向曹聚仁表示，如果蒋介石自金门、马祖撤退，则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会垮台。因此只要蒋台湾与美国勾结，北京是赞成蒋保住金、马外岛。

此次晤谈后，周恩来又分别于10月15日与17日两度会面曹聚仁，面授对台交涉机宜。

第二次台海危机，确实也引来国际社会对于国民党重兵驻守外岛的不安与高度争议，甚至有主张在联合国内解决金马外岛地位之提议。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为此，美国务卿杜勒斯于10月21日飞抵台北，与蒋介石讨论外岛危机之解决方案，为了抗议杜勒斯此刻前往台湾，以及美国军舰不顾中共方面事前警告，参与国民党军的运补作业，中共于10月20日宣布停火无效，恢复对金门之炮击。

10月23日，此时已自中国内地返回香港的曹聚仁火速致一私函给黄少谷，内称毛泽东决定恢复炮轰，其实在外交上有着看似相反而实相成的作用。易言之，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此刻正与杜勒斯进行艰苦的谈判，而中共恢复对金门炮轰后，蒋介石尽可对美方表示强硬态度，借此需索美方的军经援助。

在北京看来，“对台湾的援助和对北京的援助是相同的，只要美方肯拿出钱来。”

毛泽东也透过曹聚仁再度向台北提议，一旦金门停火之后，推动两岸与国共关系发展的三个实施步骤如下：（1）国共双方就地停战，金马台澎仍由蒋领导政权，“国民政府”名义仍旧，迄蒋介石任期满为止。如蒋介石精神健实，愿继任三任“总统”（罗斯福也曾三任总统，非无前例），台方可修改宪法，再行推选蒋介石连任。如蒋意在传贤，则陈“院长”自可当仁不让。双方停战，结束了三十年内战，中共建设大陆，台方建设台澎及离岛地区，双方在建国大道上争先。辟金马为双方物资交换地区，人民自由往来，金马驻军是否留守，或撤退，完全由蒋介石决定，中共不予干涉。假定第一步骤为一年，双方除停止军事攻击外，并停止政治性攻击，重建新的友谊。（2）蒋介石如认为中共政权尚未稳定，内部会有叛乱情事，台方可先派军事代表团，由曹聚仁陪同前往考察，待该团作报告后，再作一切决定。如蒋介石对中共的建议，如不合理想，台方自可另提方案，以三民主义为根据，在台湾做试验，中共政府决不加以干涉。（3）休战一年后，双方彼此谅解，再进行改善国际外交步骤，一切放在圆桌上去研究。

北京为了展现推动国共谈判的决心，立即派遣章士钊赶赴香港，准备随时与来自台湾方面的代表进行接触与谈判，曹聚仁与章士钊，皆以过去与章士钊颇有私人交情的张群，与吴忠信为对象，积极联系，动之以情，希望一举促成国共双方代表在香港进行晤谈。

另一方面，此时美国的外交与情报部门显然已掌握这段期间国共秘密往来的讯息；根据曹聚仁家属的回忆，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文件揭示，美方确曾就两岸之间可能进行和谈一事向国民党高层施压，最后蒋经国不仅把这些年来他与曹聚仁之间的接触向美方和盘托出，更把曹聚仁的多封来函，交给美方过目，甚至还告诉美方，他的父亲蒋介石将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态度，绝对坚守在国际反共的民主阵营里，不会与对岸谋和。

黄少谷

当时在美方的压力、猜忌与反对态度下，蒋介石甚至要求当时担任台湾特使，准备于11月初动身经香港前往罗马参加新教宗就职典礼的“外交部长”黄少谷临时改变行程，避开香港，以免遭受国际间有关台湾即将与章士钊秘密接触的传闻所波及。

奉毛泽东之命，于10月21日前来香港进行“和平运动”的章士钊，在抵达香港后翌日，即派人与前国民党“复兴社”要员、与黄少谷往来密切、时任《香港时报》总主笔的雷啸岑接触，并向雷啸岑传达北京讯息称：只要台湾脱离与美国关系，不但金门马祖可保无恙，即便是大陈列岛亦可交还台湾，且毛泽东决不过问台湾内部之事。章士钊的这名私人代表也向雷啸岑透露，毛泽东准备从三方面着手对台湾的和谈工作：蒋介石方面，毛泽东要章士钊以友谊关系找陈光甫，再由陈通过吴忠信，将和谈内容转报给蒋介石；陈诚方面，毛泽东要章士钊透过雷啸岑与黄少谷搭上线，借此直接联系上陈诚；蒋经国方面，毛泽东打算继续运用曹聚仁的管道，毛泽东甚至认为曹聚仁的工作，迄今“甚有眉目矣”。

章士钊的这名代表还暗示雷啸岑，除了台面上几位积极从事“和平运动”的人物之外，尚有其他幕后人士，一直与海内外国民党要员保持畅通管道。他举例言，多年来担任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宋子文私人秘书的郭增恺，1949年后即留在香港，近年来更积极往来于香港与北京之间，成为周恩来与当时已旅居美国的宋子文之间最重要的沟通管道。

1958年秋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虽然给海峡两岸带来新一波军事冲突，却也造就国共双方之间又一次的密使交流与暗中接触，甚至一度出现在香港展开和谈的迹象，只不过面对北京和、战两手策略，蒋介石最后仍选择向美国靠拢、妥协与输诚。

10月间，经过一番角力与折冲，杜勒斯与蒋介石在台北发表联合公报，美方认定金门、马祖等外岛，与台湾、澎湖在防卫上确有密切关联，但同时也迫使蒋介石在公报中允诺，未来国民党当局将改以“政治”手段取代“军事”手段来实现“光复大陆”。

在美国不愿提供装备与后勤支援下，蒋介石希望以正规作战武力“反攻大陆”的可能性自此可说几已根本断绝。

为了进一步向外界澄清谣言，11月间，陈诚还曾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公开澄清国民党当局毫无与对岸谈判接触的意向，他甚至安排中央社记者对他进行专访，借机向国际社会承认过去一段时间内，台北高层确实收到中共来函进行“统战”，要求国共举行谈判，但已为国民党方面所严拒。

陈诚此番向美国交心表态之用意，不言而喻。

自1959年起，有关蒋介石是否出马竞选第三任“总统”，即成为台湾岛内一个微妙的议题，蒋介石希望透过修改“宪法”来连任，却遭到海内外自由派学、政界人士的挑战，同时也牵动蒋经国与陈诚两人以及彼此支持派系之间，在国民党内的权力接班布局与政治斗争，国民党内的权力竞逐，自此也开始成为中共对台“和平运动”以及两岸秘密接触过程中一个重要因素。

1959年4月25日，曹聚仁写一私函给蒋经国，首先称章士钊因久候国民党派代表前来香港会晤未果，已提前于4月12日回去北京，曹聚仁本人也将在5月间前往北京，他还向蒋经国报告称，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与人事改组，对于中共高层日后权力结构将不会有太大变动，决策权仍将是集中在毛泽东、周恩来与陈毅三人手中。

他分析此一局面对蒋经国甚为有利，并保证未来10个月内，中共对台湾绝对不会有任何军事动作，而此一台海地区相对和平之局面，将可作为蒋经国从容安排之机会。然而曹聚仁也继称，明年情况如何，他没有把握，但他愿意尽一切可能之力，以协助蒋经国，颇有暗示北京可以暗助蒋经国巩固其在国民党内权力之意。曹聚仁在信函也提醒蒋经国称，美国方面对于他出面主持台政不曾同意，然而北京方面则坚持非蒋经国与陈诚同主台政不可。

蒋经国‍

这些讯息似乎都透露出当时蒋经国与陈诚之间在国民党内的微妙竞争关系以及北京方面颇思利用此一局面进一步发挥其对台湾内部政治局势发展的影响力。

中共当然也不忘适时向陈诚传达讯息与示好。1960年年初，当蒋介石与陈诚正因“总统”连任与“修宪”问题关系闹僵之际，陈诚夫人谭祥的一位侄儿（美中央情报局文件内称该人名为“谭德”），自中国大陆前往日本，并从东京辗转将他本人与傅作义的两封私函转达给陈诚。

其侄儿在私函里称，周恩来欲传递三项讯息给陈诚：台湾方面应当继续反对任何有关“两个中国”的阴谋伎俩；北京绝不会同意放弃台湾，来换取金门马祖等外岛；若台湾方面遇到任何困难或者有任何需要，陈诚只需透过其侄儿转告北京，则大陆方面有力人士一定尽全力协助，这最后一项讯息颇有北京愿意增进与陈诚派系关系之暗示。

而当时对此密函已有掌握的美军事情报单位，显然认定中共正努力激化陈诚与蒋氏父子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并再次挑起美国对于金、马外岛政治地位之疑虑。

1960年3月，蒋介石透过动员国民党籍民意代表上书吁请竞选连任，以及党籍“国大代表”进行“修宪”等方式，顺利连任“总统”，陈诚希望主掌台湾政局的机会也随之破灭。

蒋瑞元

蒋介石当选连任后，根据美方情报，认定中共准备在5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前夕，对金门甚至澎湖发动新一波军事攻势，对此他感到忧心忡忡。

4月底，曹聚仁向蒋经国与嘉义农专校长张恺分别寄出私函，曹聚仁要蒋经国宽心，他保证北京绝对不会在近期内，对金门外岛或者澎湖发起军事行动，他甚至透露，中共若真要拿下台湾，必定是从闽东与海南岛攻取台中与台南，而金门与马祖等外岛根本不在北京的考量之内。

曹亦告知去年夏天他在北京待了4个多月，得知中共中央对于台湾问题议决了大原则，准备交由张治中、邵力子、屈武、与时任职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罗青长与童小鹏等人来执行，这些人都主张对台不用兵，且都力持应把台湾全部政权，交由蒋经国来主持。

陈诚未能在1960年春天，这场与蒋氏父子之间的权力竞争中胜出，这似乎也让北京认定蒋经国将成为未来政治接班之不二人选。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文件揭示，没有证据显示台北高层对于这些来自海峡对岸的信函诉求有任何具体的回应。

章士钊

然而当时任职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童小鹏在其回忆录里却透露，1960年7月间，当《香港时报》总主笔雷啸岑自台北公差回到香港后，周恩来曾要章士钊前往香港与雷啸岑接触，把北京的讯息转达台北：“蒋介石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与利，如两岸和谈，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北京是可以对台湾大力补助的。”

而当章士钊询问是否可改以时任台北“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为接触对象时，周恩来则表示张群对两岸秘密往来一事根本未有接触，目前还不适宜。

童小鹏的回忆录也指出，除了雷啸岑之外，追随陈立夫的国民党“中央俱乐部”（C.C.系）大员、时任台湾“立法委员”的吴铸人也是国共交流的密使之一。换句话说，此一时期两岸的秘密接触，似乎一直未曾中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