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156年——236年）字子布，东汉时期徐州彭城人，“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后来，张昭为避战乱南渡扬州，而孙策主动拜访结交了他，对其委以重任。孙策死后，张昭又受嘱托辅佐孙权稳定了江东政局，成为吴地最德高望重的士大夫，但是张昭希望孙氏政权能归附汉室，与孙权割据一方的意图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使得二人产生了多次较大的冲突，导致张昭渐渐为孙权所疏远，他在江东地区的地位也不复最初时那般了。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出征徐州，徐州士人们举家迁徙，张昭南渡长江至江东地区的扬州，孙策立马拜会张昭，待以厚礼，并给予张昭很大的管理权力，“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关于张昭辅佐孙策的意义，清朝史学家何焯在《义门读书记》 中指出，孙策初创霸业时，张昭等人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伯符以勇锐摧破繇、朗，然能系属士民，修其政理，遂创霸图，亦子布三四公之助。”

孙策此前一直为目无汉室的袁术效力，他先是受袁术命攻打朝廷命官———庐江太守陆康，导致其家族“死者半数”，陆康也在围城战中病逝。当时陆康在士人中很有名望，孙策此举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接着，孙策于两年后也以袁术部下的身份攻占了江东六郡。这样一来，孙策在江东各个士大夫与豪族眼中，是一个十足的“入侵者”形象，使他受到江东各地豪族的敌视，也使孙策在江东的统治基础十分脆弱。因此孙策才如此重视张昭。张昭少年时即因博学而“发名”，“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孙策“乃上为校尉，待以师友之礼”，并称张昭为“士人贤者”，可见张昭的名声已远播各处，而这样一位知名之人出仕孙策，能大大改善和扭转孙氏政权的负面形象。

此前，孙策已经拜访了同样避乱江东的名士张纮并希望其辅佐自己。《三国志》记载，张纮建议孙策“投丹杨，收兵吴会”之后“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张纮的建议透露出了安定乱世，恢复汉室的倾向，作为汉末名士，张昭同样具有这种尊汉立场。

孙策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遭遇行刺，伤情日益恶化，他临终前将政权与继承人孙权托付给张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这里的“自取之”不是取代之意，是取事、决断的意思，孙策以此遗令提升张昭作为辅政之人的地位，并借以激励张昭。

孙策也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即“正复不克捷”，那么就只能保住孙氏家族而“缓步西归”了，他有此担心，是由于之前孙坚与会稽周氏家族多次交战、攻打庐江导致陆氏家族遭受劫难等原因使他得罪了许多江东豪族。田余庆先生曾指出，孙策为了压制反对派而“大诛英豪”，而江东豪族之间存在许多姻亲密友关系，导致很多门户敌视孙氏政权。

雪上加霜的是，江东地区强宗豪帅林立，多有收付流民拥兵自重不归附孙氏之人，“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当时孙氏控制区“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五郡，这几个郡基本上都是孙氏根本无法有效控制基层的“深险之地”，而且江东各地对于孙氏政权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宾旅寄寓之士以心不稳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因此，孙策对未来之事无法预料，故对张昭明言“西归”之事，将宗族安危托付于他。

周瑜

不过孙策死后，周瑜带领其兵士也前来辅佐孙权，并“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周瑜为中护军，负责督军，似乎地位还在张昭之上，且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征合肥后，张昭基本脱离了兵事，“自此希复将帅”。显然兵权越重言语分量越重，因此张昭并非如孔明般总揽政事，这导致他日后在与东吴主战派的争执中不占上风。

总之，孙策与张昭共事多年，孙策突遭行刺，临终时将孙家托付给张昭，张昭无法辜负；另一方面，张昭作为东汉名士又希望社会能从战火中重新恢复稳定，这种思想反映在他日后的言行中。

孙权继承政权之初，内外局势都十分不明朗。“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用张昭的话说，就是“奸宄竞逐，豺狼满道”，内部人心不稳定，外部存有多方敌对势力，可谓危机四伏。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张昭为孙权顺利继位贡献了全部力量。

其一，陪孙权骑马出巡诸军，向孙氏宗亲、各士人、武将等表示对孙权的支持，让江东将士明确了政权归属，“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其二，出面安抚民众与士人，“ 绥抚百姓，谋谟政治”，使得“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接着，又着手处理外务，“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上表中央是宣告孙氏的政治态度是尊奉汉室，确立了孙氏集团的合法性，下书各地明确宣告孙权继任，令诸将与官吏各司其职，发挥了很好的政治保障作用。可以看出，张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声望，全面地稳定了江东的秩序。卢弼《三国志集解》所收录文集与著作中，王懋竑的文集《白田草堂存稿》就认为：“权以建安五年嗣位，至十三年规模大定，力能拒操，此昭佐佑镇抚之功亦不细矣。而权之能嗣守江东之业者，皆昭之力也。”

此外，张昭和周瑜一起吸纳各地士人，完善孙氏的政权基础，田余庆先生的《孙吴建国的道路》第三节“宾客去留对孙氏统治的影响”中指出了张昭和周瑜草创建立政权之功，“在孙策时蛰居不出的许多宾客归心孙权，张昭、周瑜在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张昭和周瑜合作所形成的孙吴权力结构，具有吸引宾旅寄寓之士的良好形象……淮泗将领得到文人合作，孙权的统治基础明显扩大了，立足点也大为稳固。这样，孙吴政权就能够在正常的军务、政务之中更多地吸收江东士人参与，逐渐增加江东士人在政权和军队中的比重，逐渐消除江东人和江西人之间的隔阂”。

张昭

王永平教授《张昭政治地位之变迁及其与孙权冲突之原因考论》一文推测严畯与诸葛瑾、步骘三人可能同时为张昭所引荐，并指出“其他流寓之士如孙邵、是仪、滕胤等，也是孙权统事后陆续入幕的，这都是一些有学养的文士。宾旅寄寓之士进入孙权幕府，是孙吴立国江东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样说明了张昭对于完善政权之功劳。

在三国鼎立的局势还未明晰时，东汉士人的普遍心态是寻求一位名主来扫除军阀割据，复兴汉室政权，曹操集团中的荀彧、孔融就是这样。从宏观背景来说，汉末士人对汉家刘氏皇统的复兴是寄予较大希望的，从家乡前往江东避乱的张昭更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但是孙权掌权数年后，江东政局渐趋稳定，使他具有了割据江东当一方霸主的野心，这种想法与张昭归附北方的愿望发生了偏离，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建安五年（200年）的“纳质之议”、建安十一年（206年）前后的“西征之议”与建安十三年（208年）的“战前议降”，表明张昭和孙权之间存在严重的战略分歧和政治立场冲突。

第一件事发生于曹操取得官渡之战胜利后，他寄信给孙权让其送质子于北方，这是曹操在试探孙氏政权对自己是否顺从。孙权召集群人商议此事，当时，曹操是代表汉朝政府招降孙权，“汉室”的正统属性使“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不过孙权心中已有打算，他“意不欲遣质”，这件事初次展现了孙权、张昭二人的分歧。

因为江东地区的士人们态度犹豫，孙权又与母亲和周瑜进行商议，周瑜直接否决了“纳质”提议，提出先进行观望，如果曹操军力不足以威胁江东，那便没有必要归附他。这符合了孙权的想法，周莹《孙权帝业研究》一文指出，“张昭、周瑜二人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二件事是关于“西征”江夏郡黄祖之事。首先是由鲁肃向孙权献策，“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他不仅拟定了西征江夏，进而征服荆州刘表的计划，更明确提出要“鼎足”江东割据一方，可谓是正中孙权下怀。

鲁肃

鲁肃为淮北地区豪强出身，《三国志》本传记载他早年就与周瑜有交情，孙策死后，周瑜极力挽留想要北归家乡的鲁肃，并将其推荐给孙权。 鲁肃与周瑜属于主战派，张昭针对鲁肃此言，对他进行了抨击，“ 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可以看出，张昭所语“粗疏”“ 谦下不足”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抨击鲁肃的性情那么简单，张昭实则是在责难鲁肃“汉室不可复兴”同时又劝孙权“鼎足江东”的言论，因为张昭存有回归中央政府的愿望，而不是割据江东成为名义上的“反贼”，对于张昭等东汉士大夫来说，汉帝刘协仍健在，何谈不能“复兴”汉室呢？但是鲁肃的话十分符合孙权的心意，“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周瑜、鲁肃和孙权的战略思想达成了一致。

不久，恰逢黄祖健将甘宁来投奔孙权，甘宁就“西征”之事同样向孙权献策：“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对此，孙权“深纳之”。

张昭听了甘宁的建议后，明确表示反对，“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他以吴地局势不稳为由阻止战事，体现了张昭反对偏安、割据的立场，只有回归汉室才是东汉士人的心中所愿。但甘宁反以张昭受孙策托付而讥讽他：“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自此，张昭与孙权及江东的几位主要将领的政治理念越来越相抵触。而孙权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建安十三年（208年）春连续出兵攻打江夏黄祖，“权遂西，果禽祖，尽获其士众。遂授宁兵，屯当口”。最终大获全胜，导致战略话语权更为江东的“主战派”所把持。

第三件事就是“战前议降”。建安十三年（208年）夏，曹操明确表示希望孙权归附北方，而江东大部分士人都持“投降”之意。《三国志・鲁肃传》 记载：“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记载：“ 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讬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表明江东当时大部分士人立场都是愿意北归的，其中当然包括尊奉汉室正统的张昭。

当时，曹操以汉朝丞相的身份招纳孙权，因为汉帝具有政治合法性，此前已有多位流落在外的士人接受汉朝尚书令荀彧的征辟，前往许都任职了，之前暂居于江东地区的王朗、华歆被曹操征召后，便立即北归中央，名士许靖即使颠沛辗转于各地，也不委身于其他集团，一心想回归汉朝，张昭和许靖等人的立场是一致的，这就是“汉室”“正统”的吸引力。周莹《孙权帝业研究》一文提到，“ 张昭他生于汉永寿二年（156），历经桓、 灵、少、献四朝，34岁经历董卓之乱，前半生均是在东汉度过。其尊汉立场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这一分析是准确的。而且从现实局势上来说，当时曹操已收服河北地区，刘琮又举荆州归降曹操，双方实力对比差距不小，如果执意开战，很可能导致孙氏家族兵败人亡，清人王懋竑就认为，“ 昭之议迎操，乃过为权计，不欲以孤注一掷，亦用策‘缓步西归’之言耳”。然而孙权此前既然已经有了割据的想法，此时不会轻易屈服于曹操，并且主战派周瑜和鲁肃二人也支持孙权与曹操开战，“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

孙权‍

对此，《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 《江表传》 记载孙权于散会后私见周瑜时说：“ 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孙权这种看法是从个人的立场出发的，然而在当时归附汉帝朝廷才是众望所归，并非“私虑”，元代史学家郝经在《续后汉书》中就指出，张昭劝孙权迎曹操是“志存汉室，以王道为度，初不事夫偏霸也”的顾大局之举，并称赞曰:“此昭之所以为昭，岂浅浅功利之徒所能识哉！”他认为，这是“王道”与“浅浅功利”的对比。

“王道”在当时就指的是匡扶汉室、维护汉朝统一秩序，“功利之徒”自然指的是力主维持割据的主战派周瑜等人。周瑜不赞成众位士人的看法，他对孙权提出，曹操实为汉贼，而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周瑜提出，与曹操作战的名义可以定为除贼靖难，为孙权的割据找到了理由，孙权听后大喜，张昭等人的建议再次被否决。

张昭从始至终是反对割据而崇正统的，所谓“不事夫偏霸也”，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就评价张昭曰：“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籓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经历过两汉的大一统政权之后，当时的人们都不希望再出现战乱，而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就更希望天下尽快统一，张昭年少读书时，曾经“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 ”，《春秋》学是两汉时期很流行的学术内容，大一统观念在《春秋》一书中是最突出的，明乎于此，才能更客观地分析张昭赤壁之战前主降立场背后深层的中国古代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

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曹军被孙刘联军击败，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北方暂时无力收服南方领土，张昭的北归愿望破灭，一个“投降派”的标签就此刻在了他身上。此后他虽然保持直言进谏，“ 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却被孙权疏远。孙权称帝时，大力推崇周瑜和鲁肃的功绩，却对张昭讽刺至极，“夏，四月，丙申，吴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黄龙。百官毕会，吴主归功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吴主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两相对比之下，张昭的失势愈发明显。

同时，孙权早就对张昭产生了不信任之感，张昭博学多才，有威仪，因此在北方士人中很有名望，然而这种“知名南北”的影响力，渐渐为孙权所忌惮，司马光于《资治通鉴》中称，“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吴主以下，举邦惮之”。吴国两度任命丞相之际，张昭因为拥有崇高名望，“众议归昭”，但孙权皆未考虑张昭，还称其“性刚”，不宜为相。这充分反映了二人之间的不和，因此陈寿说张昭“以严见惮，以高见外，既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从容闾巷，养老而已”。其实，不只是张昭受到猜忌，江东本地的名士如果与孙权不积极合作，都会遭到贬黜与谴责，举名士陆绩、沈友、张温三人以做说明。

陆绩

早先，吴郡陆氏本就因孙策围攻庐江而与孙氏结下血仇，陆绩又因与孙权之志向迥异，便不视其为君主。孙权统事后，出于吴郡陆氏的家族影响力，征辟陆绩为奏曹掾，但陆绩与孙权貌合神离，最终“以直道见惮”，被孙权外放为边远之地交州地区的郁林太守，被排斥出了统治中心。无独有偶，张昭也是“以严见惮”被孙权疏远。

陆绩在交州数年后因病早逝，他临终前为自己作传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又曰：“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有汉志士”一词就足以说明一切，而陆绩对日后“车同轨”“书同文”的向往，更明确表达了对天下统一的热切期望。陆绩与张昭同样作为“意在儒雅”的礼法之士，政治立场是如此一致，正反映了士人们对于恢复汉室与天下统一秩序的崇高志向。

孙权既然有割据“称孤”的野心，那么他就十分注重自己的威权和统治，对于一些礼法之士和豪族名士的不合作，他是十分厌恶的，常与一些和他之间立场不同的名士产生矛盾。名士沈友出自吴兴沈氏，他“弱冠博学，善属文辞”，具有一定名望。田余庆先生的《孙吴建国的道路》明确指出，沈氏与会稽盛氏为姻亲，而盛宪为孙策所杀，盛氏一门更多受牵连被诛，因此沈友让孙权有所提防。虽然沈友曾为孙权出谋划策，但他平时“正色立朝，清议峻厉” ，不迎合孙权，导致被一些人进谗言“诬以谋反”，而孙权以他“ 终不为己用”，将沈友杀害。从所谓“谋反”罪名与“不为己用”可以看出，沈友等名士们平日没有真心臣服于孙权，这种明显的离心倾向就被进谗言者抓住并放大了。

张温，出自著名的“吴四姓”之吴郡张氏，他直到中年才出仕孙权，赤壁之战后张温奉命出使蜀汉，他归来后称赞蜀汉政治严明，孙权听后认为张温意有所指，他本就忌惮张温“声名太盛”，又怀疑他在借此讽刺吴国政治，便将张温罢黜，史书中再一次出现了“恐终不为己用”的文字，彻底诠释了孙权对于部分名士的忌惮心理。六年后，患病的张温郁郁而终。

沈友、陆绩、张温等人的事迹展现了孙权与一些守礼之士之间的脆弱关系，并对照印证了张昭身上的困境：虽然心向正统，然而身不由己，寄人篱下，无法实现归附汉朝之愿望，更不能成为效忠于天子、迹存于史书的忠臣了。沈友被杀之前说出“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的刚直之言，就是这种心态的最好注解。 而张昭比众位士人多的那一层道义重担，就是孙策临终前的托付与期望，这无疑使张昭更加陷入了道德困境与内心挣扎中。

孙权

太和六年（232年），孙权执意派出大规模使团前去册封公孙渊为燕王，张昭为孙吴政权考虑，认为公孙渊反复无常，他向孙权晓以利害，全力阻止孙权白白花费大量人力与财力。然而孙权不仅无视了张昭的忠谏，还手握剑柄、大发雷霆地说，“ 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对张昭在士人中的地位之不满，还出言作势威胁。此事就充分反映出孙权自从与张昭产生那几次根本性的分歧之后，心中一直对张昭充满了忌惮与不满之情。

张昭没有屈服于孙权的无礼威胁，他直视孙权说道：“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指出了自己受到孙策与吴夫人的托付，应该做到直言进谏，同时这句话也暗示了孙权对自己这位老臣的失礼行为。

孙权的失态撕裂了二人本就紧张的关系，导致张昭心灰意冷，“称疾不朝”。后来，孙权多次致歉，乃至于进行了“堵门”“拆门”的闹剧般行为，张昭才无奈复出，然而二人只是在表面上达成了和解，孙权依然向辽东派出了大规模使团，张昭此后也依然没有受到孙权真正的信任。

孙权平日常言“孤与张公言, 不敢妄也”，对其敬而远之，张昭也对孙权说，“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使泯没之后，有可称述，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自分幽沦，长弃沟壑，不图复蒙引见，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张昭提起自己因顾命之任而不敢背离诺言，不过他也知道，自从君臣二人产生根本性的分歧后，矛盾已经难以调和了，所以张昭称自己“意虑浅短，违逆盛旨”，不过又强调不会“变心”“ 偷荣”，言语之间显然对于孙权的“见外”和称霸之志是不满的。

孙权称帝后，张昭选择辞官隐退，“权既称尊号，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张昭心知不容于新朝，便专心治学，晚年“在里宅无事，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未尝不是来借此表达自己心中的政治观念。

张昭

虽然张昭不再与孙权强硬抗争，但直到人生的晚年，他仍表露出对战事与霸业扩张的厌恶，如他不满自己的侄子张奋热心武事，“ 昭弟子奋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车，为步骘所荐。昭不愿曰：‘汝年尚少，何为自委于军旅乎？’奋对曰：‘昔童汪死难，子奇治阿，奋实不才耳，于年不为少也。’遂领兵为将军，连有功效”。年轻一代由于自小成长于东吴，受内外局势影响，性格几乎都比较激进，有建功立业之志，吴国重臣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后来就是如此性格，而张昭对张奋的好战斗志虽然十分不满，但孙吴早已称帝建国，天下三分之势已暂时稳固，时代已经彻底翻过了东汉的旧篇章，一去不复返。

张昭虽然尊奉汉朝正统，但不论是出于节义的考虑还是现实的考量，又都不可能从江东一走了之，这使他长期处于思想与现实的困境中。虽然如此，张昭仍一直维持着士大夫的尊严，并且潜心治学，取得了学术成就，最后总算青史留名，萧统《文选》收录有东晋史学家袁宏对于张昭的称赞：“子布佐策，致延誉之美，辍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岂徒謇谔而已哉！然杜门不用，登坛受讥。夫一人之身所照未异，而用舍之间俄有不同，况沉迹沟壑，遇与不遇者乎！”

元朝史家郝经于《续后汉书》中认为张昭是孙氏之兴的“佐命之臣”，称赞他“以硕儒元老，顾受遗托，忠鲠强谏，有不可犯之色，与不可夺之节，汲黯、萧望之之流也。虽以严见惮，终于疏外。而耆德峻望，殷勤敌国，增重江表，足以揭桓王之美，明大帝之盛业也。使谏行言听，有吴功烈岂止是哉！其劝权迎操，志存汉室，以王道为度，初不事夫偏霸也。此昭之所以为昭，岂浅浅功利之徒所能识哉”。可谓是对张昭的一生全面而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