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是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9月1日）明英宗第四次北伐时，明朝军队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10公里）败于西部民族瓦剌军队的事变，又称土木之变或己巳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明英宗好大喜功，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亲征，在土木堡与也先部队交战。明朝军队指挥混乱，主动出击后又班师，受到蒙古军队夹击大败，王振被杀。

土木之变对明朝诸部势力的消长均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土木之变后围绕迎复英宗与瓦剌送还，出现了一系列军事冲突的事件。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终于南归，结束“北狩”生活，这是明朝中央权力转移、朝臣经世思想的变更的过程。英宗南归后，景泰、天顺年间，明朝内部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对蒙古的政策上也以“土木之变”为鉴，趋于保守。

起因

造成“土木堡之战”的原因也很多，其一；瓦剌的贪婪和明朝缺乏诚意，给朝贡贸易制度造成了种种缺陷，从而进一步加深双方的矛盾和斗争。

由于明朝廷往往薄来厚往，蒙古诸部族非常重视这种朝贡贸易。通过朝贡贸易不光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还能壮大自己部族的实力。在蒙古部族部落分裂混战期间，各部族都想和明朝保持良好的关系，以求壮大实力。但是当蒙古部族逐渐统一之后，他们的贪欲也就越来越大。其具体的表现为：参贡的人数不断增加、索要回赐更加贪得无厌、虚报使臣人数等以求更多的赏赐。如：正统二年（1437年）秋瓦剌顺宁王脱欢等遣都指挥佥事阿都赤等二百六十七人来驼马。正统四年（1439年），脱脱不花再次遣都督阿都赤千人来朝，这次的使团人数从之前常见的几百人猛增到千余人；再到后来，正统十二年（1447年），“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等二千四百七十二人来朝”，来使人数已经高达两千人，明朝廷依然按例给赏。王振为了粉饰太平，在正统年间，蒙古历次的朝贡，都基本上无不给予，这也就为之后也先使团谎报人数埋下了伏笔。

大规模迎来送往的朝贡贸易，使明朝的财政不堪重负。正统年间的朝贡贸易逐渐变成脱出贸易常规，变成也先讹诈的手段。明朝方面虽然想扭转形势，但是迫于两方的形势被迫如日。在此背景下，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再次遣使朝贡，又虚报使团人数，王振怒极之下，下令以实际人数给赏，即瓦剌所奏请的五分之一，由此恼怒也先，驱兵南下，并最终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

根据《明英宗实录》中记载，瓦剌使臣“贪婪无厌，稍不足欲，则构衅生隙”；而明朝使臣则更是一味的献媚，总是向蒙古人许诺一些空头支票，关于这一点，在《明英宗实录》中就有明确记载。

这些最终成为了土木堡之变的直接导火索。而明蒙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所产生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关于这一点，我们用张玉堂先生的一句话概括一下就是：“利益双方的利益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一种激烈对抗态势”。

其二；蒙古部族领袖也先的扩张野心，也先是一个拥有政治抱负且能力不俗的首领，他暂时统一蒙古诸部族后，企图进一步重建“大元一统天下”。也先常常将明朝称为“南朝”，而以“北朝”自称，显示出其与明朝政治对立的立场，真实意图也是与明朝争夺天下。例如：郑晓《今言》记载：“也先因与同事言：吾有子，请婚南朝公主。”《明英宗实录》卷235“景泰四年十一月丙子”条记载：蒙古骑兵“累至边索羊酒，且言来看南朝墩台。”因此，其南下进攻明朝也是蓄谋已久。

其三；联姻不成，《明英宗实录》 卷192，景泰元年五月壬子，记载：“兵部言，通事达官千户马云、马青等先是奉使迄北，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又言节减赏赐，皆出自指挥吴良，致边开衅，请置诸法，诏下锦衣卫鞠之。谈迁《国榷》记：“虏时要索中国，贵无有者，使輒许以媚虏，又往往出好语迎中之。也先奏胡乐，使者曰：安能及汉伎也？他日请赐若。也先因请婚，使者诺，吾为若奏上，许矣。也先大喜，夸示诸虏，前贡马报使三千人，上答诏不及婚事，礼部复不尽予三千人饩，予之物不及所请五之一，虏大愧怒。”一次明朝使臣与也先部通使的过程中，也先要求与中国结亲，通使的使臣私自许诺了。后来也先进京进马当作聘礼，朝廷回复并不知情，而且回诏也没有继续与也先部结亲的意思。这就惹恼了也先，遂发起南侵行动。

直接原因；明英宗好大喜功，把打仗想的太简单，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北伐。这一决策本身反映了当时明朝政治体系中的问题，特别是宦官对皇帝决策的影响。王振作为宦官，其个人野心和短视可能对明英宗产生了误导，导致皇帝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军事冒险。

史无前例的惨败，让朱祁镇感到懊恼又费解：我大明朝堂堂几十万精锐，为什么敌不过区区几万蒙古骑兵？究竟是蒙古太强大？还是明朝太无能？

首先兵力方面，主流说法认为土木堡之战，瓦剌的参战兵力是两万，跟明军相比的确很少。瓦剌两万兵的原始记录，最早出自明英宗时的大臣刘定之，而这位刘定之本身就是史官。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他是这么说的："自以身备史臣，于国家大务不敢不具载，以备遗忘故也。"也就是说我身为史官，对于影响国家发展的大事，不敢不详细记录，就是希望吸取前车之鉴。

而《明英宗实录》没有提及瓦剌兵力有多少；经历过土木堡之变的李贤、哈铭、袁彬等人，在各自所著的《天顺日录》《正统临戎录》《北征事迹》中，都提到了当时的惨像，却都没有提到瓦剌的兵力。只有同时期的《否泰录》提到了，作者刘定之虽然没有亲历土木堡，但是他采访了不少亲历者：

"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尤其是袁彬的说法，所以这个数据应该靠谱。

明军为什么不经打？那数十万的明军，怎么就被两万虐了呢？就算是步对骑，也应该有一战之力吧。但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估算，土木堡战败的主要一点，就是饿的，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明军为什么挨饿呢？这要从八月十三日说起。"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虏追及，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皆败死，无只骑回"。明英宗意识到前进不对劲，准备组织大军撤退，但是被瓦剌军缠上，于是让成国公朱勇带主力骑兵断后。结果朱勇中伏，全军覆没，关于朱勇的下属兵力，刘定之说是三万，但更多说法认为是五万。但不管朱勇手下死了几万，有一点可以确定，没人给朱祁镇断后了，他要直面瓦剌大军了。

十三日这天，明军基本上没有进食，按说朱勇尽管全军覆没，但是好歹争取了时间啊。明军主力和朱祁镇有时间，进入怀来城避难的，但是明军就扎堆在土木堡不动。原因是："振辎重千余辆在后未至，留待之，遂驻土木"。王振带的千余辆辎重，也就是他的私产被甩在后面没有到，所以大军就停下来等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等的命令，是朱祁镇下的，还是王振下的。见仁见智。事实就是，朱祁镇留在土木堡，大军一天不但没有进食，关键是还断水了，"旁无水泉"。没吃没喝，这不是绝路是什么？朱祁镇肯定有吃的，但是明军主力有吃的吗？十四日，明军准备开动，但是晚了，"虏已逼，不敢动"，瓦剌兵已经围上来，想走是不可能的。结果明军从土木堡开动，明军主力一开动，这些饿了两天的士兵，你觉得他们会怎样？那肯定就没有了什么军容军纪可言了呗，稀里哗啦的乱窜："回旋之间，行列己乱，争先奔迸，势莫能止。"没走两三步，阵型乱了，人心散了，从好好的主力军变成难民了，你说让他们打仗？不可能的事。

结果可想而知，瓦剌兵杀入明军阵中，操着长矛就是一阵屠戮，明军压根没有办法阻挡。也没有能力阻挡，毕竟饿的路都走不动了。瓦剌兵不光是会屠杀，还会打心理战，告诉明军投降者不杀。跑不了的明军当然选择投降了："众裸袒相蹈藉死。"脱光衣服希望求生，结果还是无差别被杀。八月三十一日，朱祁镇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王振砸死，樊忠不久亦战死。

所以两万瓦剌骑兵，屠戮数十万（存疑）万饥肠辘辘的明军，有什么不可能吗？饿的跑的力气都没了，别说屠五十万，屠一百万也没问题。

明军到底损失了多少？

刘定之在《否泰录》中，只说得是屠了一半，至于明军原本有多少，他没说。所以这个一半也不好推算。而在《明英宗实录》中，记载了一个大概的数据："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这并不是阵亡人数，而是伤亡人数；连死带伤数十万，还是很合理的。但是在经历过土木堡的大臣李贤，所著的《天顺日录》里明确说："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当时身下土木堡的明军有二十万，其中有一半人受伤，战死的有三分之体，粗略算也有六七万。

这个伤亡一半的数据，跟刘定之的《否泰录》接近，所以应该是可靠的。粗略算起来，两万瓦剌兵，屠戮六七万难民般的明军，自然是很容易的事。按说明军指定是要全军覆没的，为什么明军只被杀了一半呢？因为瓦剌人还要抢钱啊。《天顺日录》载："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事于杀。"《否泰录》载："虏举我辎重，惟取金银珠宝贵细者。"这个可以相互证明，要不然死的明军会更多。所以两万瓦剌兵问题不大，但明军也不可能是五十万，大概是二十万，有七八万被屠戮了。

“土木堡之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皇帝决策失误、军队指挥混乱、明朝与蒙古关系紧张以及明朝内部政治腐败和军事力量削弱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一事件对明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导致了明朝军队的惨重损失，也加速了明朝政治和军事体系的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