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超规格葬礼上，中央军委、国防部领导人轮流守灵，这个人究竟是谁
1954年12月5日，杨立三的灵堂在北京开放。
随后两天，前往吊唁的党政军负责人、各界人士以及机关团体代表超过3000人。彭德怀、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黄克诚等参加吊唁和守灵，解放军各领导机关、各特种兵干部也分批轮值。
12月7日上午10时，追悼大会举行。11时起灵，参加执绋、送葬的有300余人，当日下午，杨立三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后来有人把这场送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系统第一次“超规格葬礼”。严格来说，“超规格”并非当年的官方定性，但从参加人员和仪式规模看，确实十分少见。
杨立三是谁？
他不是以指挥大战闻名的将领，却是人民军队后勤建设绕不开的人物。国防部公开资料称，他是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党早期财经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杨立三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1927年参加革命后，他长期和粮食、军费、被服、运输、兵站打交道。
这些工作听起来没有战场冲锋那么惊心动魄，实际上却决定着一支军队能走多远。几万人作战，粮食晚一天可能就要饿肚子；弹药运不上去，再精锐的部队也无法持续战斗。部队规模扩大到几十万、上百万人后，后勤更不能只靠临时筹措。
杨立三的本事，就在于把这些琐碎事务逐渐变成制度。
解放战争后期，各战略区部队开始频繁协同作战，连军服和军帽式样不统一都会带来识别问题。1948年12月召开的全军后勤会议上，杨立三提出冬衣、尺码、军帽等应当逐步统一。随后，中央军委下达统一全军军帽式样的命令。一个小小的军帽，其实对应的是人民军队后勤由分散保障向统一、正规保障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部长，后来负责军队财务工作。
1952年，他还参与研究全军后勤组织和整编问题。相关文件提出，全国后勤工作应加强统一领导，并对陆军、海军、空军的供应体系和各级后勤机关关系进行规范。这已经不是战争年代“缺什么补什么”的办法，而是在为现代军队建立一套稳定运行的保障体系。
更难得的是，他长期管钱管物，却把公私界线划得很清楚。
国防部公开报道提到，杨立三曾给后勤干部定下“三不”：不拿战士一针一线，不住群众一间好房，不占公家一分便宜。对一个经手大量军费和物资的人来说，这种规矩比多少豪言壮语都更有说服力。
长期高强度工作也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1954年，他赴莫斯科治疗。同年11月28日，因脑部恶性疾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54岁。聂荣臻当年发表的悼文对此有明确记载。
这里还有一个常见误传需要纠正。有文章称运回北京的是杨立三“骨灰”，但1954年12月8日刊载的新华社消息明确记载的是“遗体”，并称12月7日下午在八宝山安葬。因此，把“骨灰回国”写成确定事实并不严谨。
1996年，《人民日报》刊文纪念杨立三时还披露了一个细节：他身后没有留下多少个人财产，却保存了20多本工作日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很少站到聚光灯下的后勤干部，会得到如此郑重的送别。
战争史不能只看谁冲得最快、打下多少阵地。有人负责打仗，也必须有人把粮食、弹药、药品和军费准确送到他们手中。杨立三做的，就是后一件事，而且一做就是几十年。
1954年他离开时，人民军队已经告别过去那种主要依靠临时筹措、肩挑背运的保障方式，开始向统一制度、专业分工和现代管理转变。
一个老后勤干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一个更加正规化、专业化的国防后勤时代，也由此加快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