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老

无论什么运动项目，总需要一定的场地空间来开展。

中国古代作为“家天下”的封建等级社会，不可能像希腊、罗马共和时代那样修造众多的公共体育场。

那么，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被规约在了什么样的场地空间中举行呢？

（一）广场空地：古代体育的主要舞台

西方概念意义上的广场，必须给公众提供公共生活与交通两项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标准广场。

但从东汉开始，“广”与“场”连用的“广场”一词就被高频使用，并且广场与百戏、击鞠等体育活动紧密挂钩。

类似在广场之中开展体育活动的文献记载还有很多，只是历朝历代流行的运动项目有所不同，广场之中开展的体育活动也就有所区分。

广场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空间中最具活力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城市之中，自然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广场：殿前空地等官用广场：封建统治阶层集国家财力把官用设施修得殿宇巍峨，宫殿、宗庙等建筑宏伟壮观。

“五门三朝”的布局，使各类宫殿前面对应的庭院形成众多宫廷广场，其中宫城与皇城广场占地广大，最为显眼。比如唐代太极宫正门为承天门，承天门外就有广三百步的广场。

又如明清时期的天安门广场，这些广场不仅举行体现皇威的朝仪，也把歌舞、体育等表演项目引入到国家盛大庆典活动之中。

除殿堂广场外，皇家祭祀用的祭坛广场（比如北京天坛广场），军事训练用的阅武场广场，属于另两种类型的官用广场，其中一些广场特定时期也向民众开放，偶尔成为与民同乐的场所。

寺庙空地等宗教广场：寺院广场的建筑形制完全模仿宫廷广场，即佛殿前面对应空地形成广场，特别是寺庙前广场最具有娱乐性。

由庙宇的山门、两边的厢房、山门对面的照壁共同圈围成一个广场空间，成为百姓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

庙会交易与消遣表演活动丰富，而民间里社在城隍庙空地举行的迎神社戏则成为延续千年的游艺风俗。

市坊空地等民间广场：民间人群在古代城市格局中寻找体育活动空间，唐代长安有专门的交易市场东市、西市。

其中常有专业艺人的“百戏”表演，宋代以降街、市的分割格局打破，“市”渗入“街”，在沿河近桥、城门外空地形成一些节点式小型广场。

成为专业的相扑、棍棒、蹴鞠等体育技艺及其他文艺活动的表演场地，明清时期大城市形成了类似北京天桥、什刹海的民众汇集娱乐场所。

街市广场虽然不够宽大，却是百姓主要娱乐空间，进行着日常性的固定表演与消遣。

在近代中国逐渐推行“公共教育”“公共服务”理念之前。

在开始修造近代新型广场与运动场之前，古代各类广场是不同人群“挤占”的不同娱乐空间，是古代体育生发的关键场域。

（二）专用赛场：王公贵族的独占

空间广场之外，有没有专用的体育场地？

答案是肯定的，但修造专业场地有两个条件，一是项目开展需要规范的场地和专用的设施，二是看项目是否在王公贵族中流行，让他们愿意调动场地和财富资源来修建。

不同的时代流行着不同运动项目，因此有不同的运动场地，先秦有射箭场，所谓“序者，射也”。

在贵族学校进行礼仪教育时依水而建了射箭的“泽宫”；汉代则有专门的蹴鞠场，即“鞠城”，比如汉代景福殿鞠场，场地两端有矮墙，两边墙脚各设月牙形洞穴式球门。

场地一边看台修殿堂，供皇帝观赛专用，“左磩右平”意思即场地通往殿堂的通道左边是台阶，右边是斜坡，便于骑马上行。

唐代以降，则以马球场和捶丸场最为流行。捶丸场在居家庭院或郊野坡地依自然地势条件掘洞而建。

马球场则要求宽大平整场地，通常修造在皇家宫廷、王公私邸以及州县官府练兵场地之中。

城市多功能广场已有足够空间，尤其是殿堂广场占地广大，为何还要修建专用体育场地？

实际上广场也可以临时设置而成球场，《宋史·礼制》的记述非常清楚：“三月，会鞠大明殿。

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花坐，加以彩缋。

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卫球场。”

可见，在大明殿举行这场马球比赛，是殿前广场上临时通过打扫场地、搭建球门筹备。

并安排有专门工作人员分别负责宣布比分与球场安全保卫。但这种临时搭建而成的球场无法满足日常娱乐需要。

所以唐代以降至宋元，宫廷内外有不少常设的球场。1956年在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出土了一块方形石志。

上刻“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文物资料明确证明宫禁大内有常设球场。

中国古代皇家大殿多是“坐北朝南”，体现皇帝威仪，殿前广场则在大殿正南方，是集合群臣举行大朝会与盛大庆典的地方。

而大殿其他方位空地则可能修建球场，史料记载唐代有名的殿堂球场还有清思殿、麟德殿、中和殿球场。

除此之外，还有御马坊球场、月灯阁球场、梨园球场以及左右神策军驻地球场。宫廷之外，各地军州也建有球场。

近年在福州发现了马球场石碑就是证明。这些球场除打马球外，也用作军事训练与重大政治集会，成为军镇活动的中心场地。

而王公贵族也修建了一些私人球场，以唐代为例，有名可查的球场即有：

靖恭坊·杨慎交宅邸球场、永崇坊·李晟宅邸球场、光福坊·姜皎宅邸球场、胜业坊·五王宅邸球场、平康坊·长宁公主府球场。

马球场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竞技场，一般为长方形，长度大约为周长千步，场地条件要求平整如镜面，其他球门、球丸、球杖、马匹都有特别讲究，修造和维护的成本都较高。

史料记载唐代大臣杨慎交在场地上洒油以防止灰尘，而唐僖宗乾符二年成都“方修毬场，役者数百人。”可见修建一个马球场，要动用几百个人力。

区分不同类型的广场与球场，聚合了不同阶层的人群。那么这些不同的场地在开展体育活动的时间安排与活动内容上有什么细分呢？

（一）皇家广场的仪典与民间娱乐广场的狂欢

皇家广场是天下最大的广场，因为皇家殿宇就是天下最大的房屋建筑，对应的广场也最大，处于城市核心地位。从封建礼制来讲，民众性广场不能违制超越。

而皇家广场把包含角力、武术、蹴鞠等体育项目的“百戏”表演纳入庆典仪式活动之中。

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把严肃的皇家仪典与欢乐喜庆的娱乐活动奇妙地融合在一起。皇家广场定期要举行盛大政治性聚会与祭典活动，包括一年一度的百官大朝会、接待外国使节、祭祖祭神等活动。

为了适应这些大型活动的需要，皇宫广场的规模也日渐扩大，如东汉洛阳的德阳殿“周容万人，陛高一丈，皆文石作坛……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

这些仪典活动的礼仪繁复铺排，而蹴鞠等体育活动被纳入其中表演后，就有了固定的议程与出场顺序。

《宋史·礼制》记载“百戏、蹴鞠、角抵，次第迎行。”宋代礼乐制度还规定蹴鞠在皇家大宴中的第12个出场表演。

角抵第19个出场，并有专门的乐曲配合，而在接待外国使节时则规定了参加蹴鞠表演的人数。

“使人大阙筵宴，凡用乐三百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

如果是民间艺人被选调进宫表演，则要提前三月进行礼仪培训。

可见，蹴鞠等百戏表演活动为重大仪典增添了喜庆气氛，充当了欢庆、祭典的工具，具有了礼仪功能。除重大政治性聚会活动，皇家广场有时也举行专门的百戏表演。

以体现太平盛世皇帝与民同欢之情。宫城、皇城广场或者皇家苑林举行的这些礼仪与欢庆活动。

或偶然对民众开放，或选调民间艺人表演，使蹴鞠、角力等体育表演登上了大雅之堂，通过一系列有序的议程安排融入繁琐礼仪。

变成具有高度符号意指的行为叙述，传达遵君崇礼的意义，弘扬无上皇威。

民众性广场的休闲与表演活动，性质意义则迥然不同。

马克思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

城市发展必然带动娱乐活动的兴盛，城市居民的娱乐时间不局限于农闲节令等特定时间，娱乐方式也更丰富多元。

只要有可用的场地空间，就可能开展适宜的娱乐活动，陆游在《嵇山行》中描述说“禹庙争奉牲，兰亭共流觞。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

寺庙广场为公众娱乐活动提供了较大的空地空间，成为常设的“百戏”表演场地。

唐代之时，不少城市都有开展“百戏”表演的寺院，比如贞元年间，“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

至宋代，因为市坊界限的打破，加之专业表演艺人对固定场地空间的使用要求，他们用栅栏或者绳索把市井中一定的场地空间圈围起来。

形成了勾栏瓦肆，成为固定了经营性表演场所，其中不乏专门的蹴鞠、使棒等体育表演项目。而一些无力开设勾栏的“不入流”艺人，则在街头空隙地段打把式卖艺。

这些次等艺人成为娱乐行业的“路歧人”。皇家广场的庆典是偶尔举办，民众广场的表演则是常态开展。

公众游乐活动的意义所指就是娱乐休闲，在他们可以涉足的场地空间，都有追求人生欢娱的狂欢。

（二）球场的竞赛功能与戏场的表演功能

“球场”与“戏场”均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已有的词汇，都与古代体育活动密切相关，区分二者的功能差异，就成为我们研究运动场地的一个重点。

修建专门的体育场地，功能主要用作体育竞赛，无论先秦射箭的“泽宫”，汉代的“鞠城”，还是唐代以降的马球场，都是不同年代为了满足特殊人群竞赛需要的结果。

除唐代击鞠用的“球场”之外，宋代以降的蹴鞠场地也被称为“球场”或者“鞠场”“戏球场”，明人编撰的足球典籍《蹴鞠谱》有“金明池上一球场，两两三三游冶郎”之句。

说明定期向公众开放的皇家园林金明池，因为其中一个地方长期有人踢球而约定俗成被称为“球场”，不排除宋代足球社团圆社有专门修建的“球场”。

但因宋代足球场地不大、设施也没有特别要求，只要平坦空地即可，所以一般选址在寺庙道观、园林院落“宽阔处”。

《蹴鞠谱》对此有明确描述，“踢气球处，不拘寺观庙宇，亭台衙院”“蹴鞠须当拣地场，花前亭馆傍绿杨，平坦更无砖沙石，有心踢搭敢施张。”

这些文献记载与文物绘画的描绘相一致，从文物图画中可见大量在山水园林的空地中开展蹴鞠活动的场景。

戏场则是平民艺人的特定表演场所，特别是露台出现后，标志着古代广场活动的重大变革，过去广场百戏、民间迎神赛社活动中演员、观众群体融合的娱乐游艺。

分化出职业性的专业表演，使观众与演员关系分离，出现了演员表演与观众观赏的分工。据《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书记载。

南宋在戏场露台和勾栏瓦肆中表演的项目有几十种之多，其中不乏蹴鞠、角抵、举重、使棒等体育项目。

而出名的体育艺人也不少，比如蹴鞠著名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角抵有王侥大、擅倒山、张关索等，使棒有朱来儿、乔使棒等。

他们长期活跃在戏台之上，以出色的技艺表演，满足观众的视听需求。

可见，“球场”是马球或蹴鞠的开展场地，由露台加观众区域构成的“戏场”，则是众多项目杂陈的多用表演场所。

古代中国体育还与其他游艺活动混沌处在“Play”（游戏娱乐）阶段，没有剥离成现代意义上的“Sport”（体育运动）。

一切都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解构与重建发生了改变，市政中心敞开的新型广场与公园的规划修建，天安门广场等皇家广场撤除步廊宫墙对民众开放。

特别是大量操场与体育场的建设，使体育活动从松散游艺转型成为具有规范培训方式与竞赛规则的公共“体育”。

从而印证了体育与社会形态的深刻联系，充分证明体育行为方式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社会与文化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