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老不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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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发现我国古代西北地区是我国铜镜的发源之地。

战国 四山纹铜镜 长沙市博物馆藏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积淀，先后出土了大量铜镜，其中也不乏许多品类各异的体育铜镜，如汉代的规矩纹镜、唐代的马毬镜、宋代的蹴鞠镜等。

婴戏蹴鞠纹镜

这些铜镜形象生动地把当时盛行的狩猎、博戏、马毬、蹴鞠、百戏等用纹饰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古代的体育游戏为何总会在铜镜上呈现呢？而这些铜镜又展现了历史记载中不一样的风俗呢？

铜镜是中国青铜器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是以 铜 制作的、用于日常生活中照人面容的一种实用镜。

在铜镜未发明之前，人们是用各种容器盛水来照面容。在我国的古文字中原无 “镜 ”字，只有 “监 ”字，其形体即为人临器皿俯视之状，故 《诗 》云 “我心非监 ”。

《毛传 》曰：“监，所以察形 ”。最初由于只用陶盆、陶盘盛水，故监字初无金旁。到了夏禹之时，青铜器的出 现。王 室 贵 族 以 铜 为 监，故 盛 水 照 容 之 监 便 写 作“鑑 ”字，至秦汉以后，鑑字才转而被称之镜字。

有关铜镜的起源，《黄帝内经 》载：“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层，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 之。”说 黄 帝 时 已 能 铸 镜，不 足 为 据。

《黄 帝 内经 》成书于春秋战国，而 《战国策·齐策 》所载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有 “朝服衣冠窥镜 ”“窥镜而自视 ”等句，故人们判断至迟到战国时代已有了铜镜。

殷商西周以前，铜镜是王室贵族的专用器具，极其珍贵，普通百姓无缘享用。到了春秋时期，铜镜才在一般贵族中得以使用。

大概秦汉以后，铜镜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备品，人们开始借助铜镜 “正衣冠 ”“审体貌 ”“美容颜 ”。

随着青铜冶铸业的发达，铜镜越来越普及，逐成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人们把镜作为随身携带之物。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陆德明 《经典释文 》云：“鞶，镜也。”有关学者作了进一步解释：“鞶是大带，亦名绅带；鉴，镜也。”

将铜镜系挂在衣带上，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 《管子·轻重篇 》有“带玉监 ”“带锡监 ”等记载，亦可为证。另外，铜镜还是男女表达爱情的信物、皇帝赏赐群臣的礼品、地方官员的贡品等。

《新唐书·地理志 》《唐六典 》记载，扬州所铸铜镜专门贡给皇帝使用，有 “江心镜 ”和 “百炼镜 ”称法。

西汉早期 鸟虫篆铭彩绘镜 直径28.2厘米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直到 20世纪，齐家文化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铜镜，现藏于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它是 1975年出土于临夏州广河县齐家坪的一座墓葬中，直径只有 6厘米，背面光素无纹，中心铸有半环状钮。据有关专家考证，出土最早在甘肃。

此后，随着考古工作的 不 断 进 行，大量的铜镜相继出土。从这些出土的铜镜实物考证，每个时期的铜镜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社会生活特色，并注入纹饰之中。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铜镜在中国古代文物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蕴涵。

（一 ）博局规矩纹镜

博局纹是西汉时期兴起的新镜种，它盛行于新莽和东汉中期。我国先后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湖南 等 地 出 土 博局纹铜镜。博局纹镜又称规矩镜。

商代叶脉纹镜

规矩镜这一命名由日本学者梅原末治首先使用，梁上椿在 《岩窟藏镜 》中引用；西方学者因其构图似西文字母 ＴＬＶ，故称之为 ＴＬＶ镜。

对 “博局纹 ”含义的解释，从 20世纪初开始很多中外学者都进行过探讨，提出了许多解释。日本学者中山平次郎认为是由草叶镜之草叶演变而成；而也有学者则认为来源于兽纹镜之兽纹；

梁上椿认为与山字镜之山及细地纹亦有深切的渊源。此外，还有宇宙说、明堂宫庙等建筑象征说、宗教意义说等。

也有许多学者则认为，这类文饰与六博局有关，或 来 源于六博局。早在 1918年中山平次郎在 《古式--镜鉴沿革 》中，推测可能与六博局有关；

日本学者驹并和爱在 《考古学杂志 》1943年 33卷第 2期撰文认为是六博局；1945年、1952年美国学者杨联升两次在美国 《哈佛亚洲研究 》著文，根据汉画像石上的六博盘以及绍兴出土 “仙人六博 ”镜铭文，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

国内学者也关注这一问题。1957年，王士伦先生提到江 苏 江 都 汉 墓 出 土 的 六 博 棋 局，用 朱 色 画 出 的 线条，与铜镜上的规矩纹一模一样。

1979年，熊传薪先生根据马王堆等地 出 土 六 博 上 的 图 案，提 出 铜 镜 的 纹 饰 即 为 六 博局，规矩纹应改称为博局文镜。

1986年，傅举有先生根据考古资料，详尽论证了博局、博戏，以及博局镜与博戏的相互关系。1987年，周铮 先 生 从 中 国 历 史 博 物 馆 旧 藏 的 铜 镜 拓 片中，发现新莽时期的博局纹镜，铭文中有 “刻娄 （镂 ）博局去不羊 ”的词句。

从 “刻娄 （镂 ）博局 ”得知，铜镜上的纹饰即为博局纹，更进一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博局图案的内在含义，学术界也展开过讨论。

李学勤先生根据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墓陪葬墓出土的博局石板，结合战国时期鲁国人尸佼所著 《尸子 》中的一条佚文 “八极为局 ”，

认为这种图案具有术数意义，象征天宇框架，体现古人的宇宙观。

博局纹铜镜大都出现于汉代，研究 “博局纹 ”对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博戏这类古老游戏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湖 南 曾 出 土 一 件 东 汉 时 期 的，鎏 金 博 局 纹 铜 镜，直 径 为13.8厘米，铜镜为圆形，镜背置半圆形钮，柿蒂钮座。

镜背的博局纹饰以 ＴＬＶ等符号组成了一幅六博博局局式。此镜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见图一 ）。

图一

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新莽时期的尚方鸟兽规矩纹镜，为圆形，镜面光洁，镜背正中置半球形钮。

座周饰成正方形排列的十二枚乳钉，乳钉间为阳文十二辰铭。外以双线方格围界构成规矩图纹。

博局四方配置 “四神 ”“八极 ”和鸟兽，外区一周铸有铭文。以上博局规矩纹铜镜，为我们研究汉时期的博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 ）马毬纹铜镜

在我国出土的铜镜中，有多面珍贵的唐代打马毬画像菱花铜镜。例如：江苏扬州市邗江金湾镇出土的唐代铜镜，直径为 18.5厘米。

千年岁月已染上了斑斓的色彩，镜面呈银白色，镜背呈黑色，镜缘将两种颜色相互交融，八瓣菱花形，镜背正中置圆钮，外区为蜂蝶及折枝花各四幅，每瓣一幅，相间排列。

（见图二 ）

内区为四骑士骑在马上，姿势各异，有的高举毬杖，作奋力抢毬状；有的俯身向前，作击毬状；有的策马回身，挥杖将毬击出。

骏马飞奔，充分表现了马毬比赛的激烈场面。（见图二 ）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打马毬菱花铜镜，直径为 19.3厘米，铜镜为菱花形，镜背正中心有四人骑马作击毬状，四马之间以山、树陪衬，图案效果显得活泼生动。（见图三 )

图三

铜镜形象生动地把唐代时期，盛行的马毬运动用纹饰表现得惟妙惟肖。它为研究马毬运动的历史演变，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信息。

（三 ）蹴鞠纹铜镜

蹴鞠在我国起源较早，盛行了一 千 多 年。自 汉 以 来，历经宫廷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动，大大地推进了蹴鞠的传承与发展。

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南宋时期，蹴鞠纹铜镜，直 径 为11.3厘米，镜背中心置圆纽，周围浮雕为一对男女进行蹴鞠活动的画面。

右侧男子头戴幞头，身着长衣，躬身作迎球，其对面是头梳发髻的女子，正在进行蹎球活动。画面人物神态自然，形象生动，富有动感，其旁还有几位侍从观赏。 （见图四 )

图四

此铜镜存世较少，十分珍贵。它对我国古代蹴鞠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生动的资料。

（四 ）狩猎纹铜镜

远古时期，我们祖先就以狩猎为生，并创造了丰富的狩猎文化。之后，在 狩 猎 文 化 的 基 础 上，又 分 化 出 了 射 箭、舞蹈、武术、游戏等与现代体育项目相关的运动。

1975年在西安市东郊出土了一件狩猎纹铜镜，直径为 15厘米，铜镜置有球状钮，钮座作八角形。

镜背饰狩猎纹，四骑士分别手 执 弓 箭、长 柔、套 索 等，纵马逐兽。

纹饰均作浮雕状，细腻精美，极其独特。 （见图五 ）

图五

现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件狩猎纹铜镜，直径为 14.8厘米，镜为圆形，镜背中心置圆钮，菱形钮座。

镜面采用浮雕饰有两名猎手骑在飞驰的马上，手执弓箭、长枪，追逐着逃跑的野兽，其间还饰有花木图案。画面显得生动逼真，富有动感。 （见图六 )

（五 ）百戏纹铜镜

1957年在河北省巨鹿出土一件明代百戏纹铜镜，直径为10.2厘米。

铜镜为圆形，镜面纹饰描绘了一幅百戏图案，图中一屋前园中，在竖立的橦竿上，一伎艺表演者正张开双臂站立于顶部的横杆上，充分展现高空的平衡技巧。

杆下四周有乐队进行伴奏，画面简朴，表演颇具特色。（见图七 )　

（六 ）弈棋纹铜镜

该镜现藏于中国体育博物馆，是宋代制品，直径为 11.7厘米菱花形，中心置圆钮，钮右上部两人席地而坐正在弈棋，中间一人观棋。钮下树的两侧有多人正在进行议论。

图八

这是一件难得的反映宋代围棋对弈棋的图像。（见图八 )

战国到西汉时期是我国铜镜演变史上一段极为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铜镜类型繁多，纹饰绚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铜镜的制作发展到了隋唐时代已臻全盛，尤其是盛唐时期的铜镜，真是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创造出了凤纹、龙纹、透光、鸟兽、星云、画像、葵花、菱花、荷花等不同形式的铜镜，在形制上突破了圆形的传统格局，出现了有柄的铜镜。

同时，也对博局纹的命名进行了阐释。本文选择和收集了和体育相关的铜镜，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其目的是为体育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实物信息，以使其创立一个新的研究思维向度，这样有助于进一步弄清体育的真实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