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0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一代雄主刘裕受禅代晋，开启第一次南北朝时期。而王朝肇建时，首要之事首属择定国号。彼时，国号来源主要有二：一则依其封爵。此为主流，汉、新、魏、吴、晋乃至僭政的桓楚等，皆是如此。二则承其先祖，此为辅项，主要借前正统王朝之旗号，以显天命所归。如后汉刘秀、季汉刘备，均以汉朝宗室后裔自居，先后再造汉室；又如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建国号为夏；刘渊则以“汉氏之甥，约为兄弟”为名，定国号为汉。

而刘裕，既有宋王之封号，又是汉室之宗亲（其为汉高帝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后裔）。如依其封爵，则是立宋；如承其先祖，则是复汉。最终，刘裕选择了“宋”。对此，后世学界与网络坊间多有解读，然诸多通行观点并未洞悉其中历史矛盾与深层逻辑，今逐一辩驳厘清。


一、驳“循禅古制、因封定国”之说

第一种主流看法：刘裕遵循秦汉魏晋禅代旧制，因受封宋王，故定国号为宋。

此论看似合乎禅代通例，实则经不起史实推敲。细数王莽代汉以来，历代禅代均保全前朝故主。如王莽尊刘婴为安定公，并将孙女王氏嫁其为妻；刘协寿终，曹魏以天子礼仪下葬，并追谥为献皇帝；曹奂退位受封陈留王，历时三十七年方薨，上谥明皇帝。桓玄以楚篡晋，晋安帝亦安然无恙，后更得以复辟。

反观刘裕，代晋前后公然打破数百年惯例，先后诛杀晋安帝与晋恭帝，彻底背弃禅代礼制内核。其所开禅代弑君之恶例，致使后世被废帝王均无善终。可见行伍出身的刘裕，并无“尊崇古礼”的理念，更不会受制于旧制礼法的束缚。观其掌权后推行的“义熙土断”，亦可看出刘裕杀伐果断、不循旧制的性格。故其选择国号，必是依当时之需，而非守古法之礼。

刘裕以宋代晋，名曰受禅，实则谋篡，是人臣之大不义。而其身为正牌汉室宗室，此时不树“汉”号，不以匡复中兴之名掩篡逆僭越之实，不以“汉传魏、魏授晋、晋归汉”的国运循环之说争取天下民心，或是其一大政治失策。


二、驳“汉号衰微、民心不附”之说

第二种通行观点：刘裕立国之时，汉亡已有整整两百年，汉之旗号影响力衰微，不足以凝聚民心。

此说与大分裂时代的历史现实完全相悖。威名赫赫的炎汉是华夏王朝的巅峰时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国威，成为中原王朝极盛的象征，四海之内莫不以汉为尊。最为直接的佐证，便是十六国之中，匈奴刘渊（308年）、巴氐李寿（338年）先后以“汉”为国号建政，此时距刘裕代晋不过百年，足以证明乱世之中，“汉”之旗号依旧极具民心基础。

魏晋以来，乱世分裂、门阀专政，尤其神州陆沉的五胡乱华时期，史书记载：“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故而当时中原百姓更为念慕汉朝盛世。若刘裕以汉室后裔身份重建汉朝，必可全面压制北朝胡魏，在华夷正统之辩、南北道统之争中占据绝对高地。

另有猜测认为，刘裕不复汉号，只因身为宗室旁支，担忧礼制上汉太祖直系后裔会以正统之名争夺皇权。此乃无稽之谈，皇权之争，唯凭军力，正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单靠宗亲血统而无所依，岂敢争讨天下？

三、驳“魏汉相克、谶语不吉”之说

第三种谶纬之说：三国时期，曹魏先代东汉、再灭蜀汉。按五行命理，气运上魏克汉。彼时，与南朝对峙于北方的，正是鲜卑拓跋氏所建魏国，故刘裕不复汉号，以免谶语不吉、气运相冲。

此论贴合刘裕真实心态。刘裕极信谶纬玄说，正因“昌明之后有两帝”的谶语，在晋武帝司马曜（字昌明）之后，特意废杀晋安帝、再立晋恭帝，以凑齐“两帝”之数。而汉武帝时流传的谶语“代汉者当涂高”，世人多以“涂高”指代“魏”。或正因如此，刘裕不敢逆所谓天命、赌王朝国运，故而放弃复立“汉”号。

然而，其依宋王封号所定的国号“宋”，在国运格局上实属国富兵弱之格。上古宋国，系周朝遵循“兴灭继绝”传统，封殷商宗室于旧都商丘所建。虽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然宋国承袭殷商旧俗，商业繁荣而军力孱弱。在南北对峙、逐鹿争雄的乱世之中，此绝非吉兆。

反观刘宋国运，亦印证弱“宋”之势：享国仅五十九年，历经七帝，内乱频发、宗室内斗、暴君迭出。如此观之，刘裕弃“汉”定“宋”，恐非明智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