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议史纪

编辑 |议史纪

日本想不通：几十万流着日本血的人，为何始终不愿认同日本？

不少日本政客最近很困惑：海外日裔有几百万，光巴西就有大约270万日系居民，外务省统计全球日裔超过300万，可真轮到“欢迎回国、共克少子化”时，现场尴尬得很——应者寥寥。

明明血缘是日本，为什么一说“回祖国”，大家脚就像灌了铅？

日本为什么“叫不回自己人”，答案就都在里面了。

“开拓团孩子”到原告席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苏军从满洲方向突进，日本在东北的开拓团陷入混乱。青壮年早就被征进军队，留在当地的多是妇女和孩子。

撤退线路不断被切断，一路南下逃命，很多家庭已经连吃的都凑不齐。在那种情况下，许多日本母亲被迫做出极其残酷的选择，把孩子交给路边的中国农户，自已磕头道歉，转身继续往南逃。

这些孩子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

按厚生劳动省的划分，未满12岁的被归为“残留孤儿”，13岁以上嫁给中国人的女性则被称为“残留妇人”。

问题在于，日本政府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批人基本采取“看不见”的态度。1950年代还通过战时死亡宣告，把不少还活在中国乡村的孤儿，直接在日本户籍上“宣告死亡”。

反过来看这些孩子在中国的处境，就更扎眼。

东北农村当时同样穷得叮当响，很多家庭连玉米面都要掂量着吃，却还是硬生生挤出一口粮、一床被，把这些孩子拉扯大。

吃的是一样粗糙的窝头，冬天睡的是同一个热炕头，孩子进村小学用的是中国名字，喊爹喊娘喊得顺口自然。

时间往前推，到了1970年代末，很多当年的“孤儿”已经在中国工作、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成了工人、教师、农民。

他们身上的日本国籍早被行政操作抹掉，日语也早就忘得七七八八，日常生活就是松花江的冰、院子里的鸡和一摞粮票。

转折出现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社会开始重新注意到这批人，1980年代初，日本政府陆续安排访日调查和寻亲，第一次规模化把他们接回去找亲属。

按厚生劳动省后来的统计，一直到2020年代，参加身份调查的残留邦人累计超过2800人，能最后被正式确认身份的大概一半出头。

问题是，很多人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迎接他们的却不是“欢迎回家”的场面，而是另一种冷冰冰的现实：不少亲戚担心财产纠纷和家庭关系，主动保持距离；有的律师和地方官员态度敷衍，把手续拖得遥遥无期。

语言不通、学历不被承认，找工作处处受限。

2002年，部分中国残留孤儿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集体诉讼，随后全国共有15家地方法院陆续立案，原告人数最终超过2200人，占归国孤儿的大约9成。

法院里摆出来的是一连串非常具体的指控：战败时放弃撤离民间人员、战后长期放任孤儿滞留中国、明知他们生存困难却迟迟不建立支援制度、永住回国后在语言培训、就业、住房上严重缺位等等。

在原告代表里，池田澄江的名字经常被提到。她童年用的是中国名字徐明，在中国农村长大，50多岁才搞清楚自己的日本本名。

回日本之后，本以为能总算踏实落地，结果却先被血液鉴定一度否定亲子关系，签证差点被取消，又因为听不太懂专业日语，在就业和生活上处处受挫。

后来她成为原告团代表，在全国各地奔走，用了整整几年时间逼迫日本政府正视这批人的处境。

撑到2007年以后，日本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才开始正面回应，提出改进支援政策，承认对他们的照顾严重不足，随之调整老龄基础年金发放、设置生活支援金、提高医疗和生活补贴。

表面看，这是一次“政策胜利”，不少人也确实因此老年生活宽裕了一些。

南美日裔的百年经验

另一个群体，离东北很远，却和这条线暗暗相连，那就是南美的日裔移民。

日本对南美的大规模移民，起步于1908年前后，最典型的就是到巴西的船期。

当时日本国内人口压力大、土地紧张，政府鼓励国民前往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开荒种地，尤其是咖啡园和甘蔗种植区。

几代人下来，光巴西就形成大约270万规模的日系群体，成为全球最大海外日裔社区。

移民启动时，政府确实投入了不少宣传精力，强调“开拓新天地”，但移民一落地，很快就要面对当地的歧视与劳役现实。

巴西在战时一度爆发排日运动，不少日裔被集中管制，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战后几十年，日本对他们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和象征性访问，很少真正从民生角度持续投入。

真正把这批人重新拉回日本视线，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日本经济高涨、制造业用工紧张，企业大量需要“吃苦耐劳、好管理、成本低”的劳动力。

这个时候，“日裔后代”突然又被想起来。

日本修改入管政策，放宽所谓“日裔3世”在日本工作的签证条件，大量南美日裔，尤其是巴西日裔，被吸引到日本各地工厂打工。

大批日裔被安排在生产线最重的岗位，工作时间长、环境枯燥。雇主在合同上当然写的是“劳动者”，在生活圈里流行的称呼却是“外劳”“外国人”。

虽然长相和语言多少带点日本味，但要租房、子女上学、融入社区时，各种无形的门槛立刻出现，很多家庭只能聚集在特定地区，形成一种“工厂宿舍+日裔社区+语言学校”的封闭循环。

200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曾经出台过“鼓励回国”政策，对愿意返回原居国的日裔劳工提供一笔补助，希望用钱换走一部分人。

当年媒体上就出现很刺耳的质疑：用得上的时候拼命招，用不上了就打发走，这种对“同胞”的态度到底算什么？

祖父辈远渡重洋开荒，靠的主要是自己的双手，当地政府承认的是他们几十年的实打实贡献。

很多巴西日裔后来选择继续待在圣保罗、巴拉那等地，并不是对日本有什么敌意，而是很简单的权衡：孩子在当地学校学的是葡语，朋友在这里，上班通勤在这里，看病理赔在这里，生活几十年累积下来，这里才是熟悉的社会。

让他们为了一个“血统牌”放弃这些现实积累，从头在日本排队再来一遍，代价实在太大。

日本官方自己也承认，海外日系人数不少，外务省2023年的推计显示，光巴西一国的日系人口就占全球日裔的大头。

当下的日本

近几年，日本对外形象和对外来人口政策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错位：对外宣传讲“欢迎人才”，对内操作却是不断收紧。

疫情暴发以后，日本的入境政策长期维持高门槛，恢复速度远慢于周边不少国家，签证收紧让很多留学生、技术人员、家庭团聚者都吃了不少苦头。

对中国公民的签证要求几经起伏，来日旅游、留学的人数一度断崖式下跌，在日中国人圈子里，“续签越来越难”“工作签变严格”的吐槽比比皆是。

加上社会上某些媒体长期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普通人日常中感受到的敌意和戒备感也明显增强。

这种氛围下，原本看好日本环境、选择“润日”的不少中国中产，也开始动摇。有人考虑转战东南亚，有人抽身回国，更多人则是压缩在日资产投入，变成“先观望”。

这还都是已经在日本，缴税、消费、抚养孩子的一批人。

如果连这群现实贡献明确的居民都被搞得不安稳，日本政客此时转身去对着巴西、秘鲁、美国那头喊“血脉同胞快回家”，说服力自然就只剩嘴上的。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少子老龄化加剧是事实。政府统计局的数据早就把老龄化曲线画得清清楚楚，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很多行业找不到年轻人接班。

一些保守派政客于是打出了“海外日裔回归”的人口牌，宣称可以靠“同文同种”的优势，既缓解用工危机，又避免大规模接纳其他国家移民带来的社会摩擦。

现在这代海外日裔，很多已经是第3代、第4代，在当地成年后拿到的是所在国的身份证和护照，生活圈子是当地学校、公司和社区。

日本的外务省对他们的人数有估算，但也承认相当一部分早就不具备日本国籍，仅仅是有日本血统。

让一个在圣保罗长到30岁的工程师，放弃现有社保和职称体系，跑到一个对“外国人劳工”限制重重的日本，从头打拼，这种选择在现实中并不划算。

几十万流着日本血的人，选择把根留在哈尔滨、圣保罗、利马，而不是东京、大阪，并不是什么“认祖不认宗”，更不是感情冷淡，而是很现实的生活判断：谁在关键时刻真正接住了他们、接住了他们的父母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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