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善于造神。造出神，便俯首跪拜，焚香祈愿，把世间万般难题，尽数托付给泥塑木雕的偶像。

于是世间有了文圣、武圣，有了算无遗策、鞠躬尽瘁的诸葛武侯。他化作“智慧”的符号，承受千秋万代的香火。

武侯诚然是千古豪杰。六出祁山，呕心沥血，最终星落五丈原，引得无数文人墨客洒下同情之泪，叹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但今天，我想提起另一个名字——范蠡。

倘若在茶馆闲谈，说有人比孔明先生还要厉害百倍，多半会招来白眼，甚至飞来的瓜子壳。可静下心读被称作“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太史公白纸黑字写下：“范蠡三迁皆有荣名”，这是史书盖章的评价，做不得假。

范蠡的高明，不在于竭力“扶起”什么，而在于懂得“放下”什么。

第一次，他挽住了濒临覆灭的越国。彼时局势何等凶险，勾践困守会稽山，连饭食都带着泥土的腥气。是范蠡，劝他放下所有尊严，屈身侍奉吴王，忍下常人绝不能承受的屈辱。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巧用美人计、经济战，终让盛极一时的吴国走向覆灭。


功成之日，越国朝堂本应是他范大夫的锦绣前程。可他连夜离去，只留下一纸简短的留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他把帝王权术最残酷的真相赤裸裸摊开，全然不顾世俗“君君臣臣”的礼法体面。这是第一次放下，放下唾手可得的相位与无上尊荣。

他泛舟太湖，化名鸱夷子皮——一个牛皮酒囊的名号。便是这“酒囊”，开启了第二次人生。晒盐贩运，辗转经商，竟积累下巨万家财，富可敌国。齐王听闻他的才干，请他出任齐国宰相，他欣然赴任，把齐国治理得国泰民安。


可朝堂谗言四起，弹劾的奏章如雪片飞来。他再度挂印辞官，散尽家财，飘然远去。这是第二次放下，放下堆积如山的财富与权柄。

第三次，他定居定陶，自称陶朱公。他恪守经商之道：“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奉行无息币、无居货的准则，不囤积、不贪求，如同一位淡然的市井商人。

短短十数年，陶朱公的名号响彻列国，成为天下首富的代名词。太史公记载，他家财四十万金，堪比一国赋税。

他坐拥巨富，却绝非为富不仁。三次聚财，又三次散财。钱财于他，如同流水，来去自如，不留滞，不贪恋。


但我以为，范蠡最珍贵的，还不止于此。
垂暮之时，他唤儿子到床前，没有交代分割家产，只留下四句警世之言，后世称为人有四祸：

一曰斗祸：切莫逞强好胜，事事与人争高下。世间多少悲欢血泪，皆源于一个“争”字。为一口闲气赌一时输赢，到头来头破血流的，往往是意气昂扬的人。
二曰色祸：不是禁止人亲近美色，而是警惕沉溺其中。温柔乡即是英雄冢，消磨志气，损耗身心。
三曰酒祸：杯中浊酒最易乱性。酩酊大醉之际，行事失度，无数祸端，便在醉酒之中埋下。
四曰贪祸：这是最致命的灾祸。人心永不知足，得千钱想万金，做小官盼高位。贪念一旦升起，便如同凝望深渊，难以抽身，最终会吞噬自身。

言罢，他阖然长逝，享年八十八岁。随他下葬的，只有一把旧算盘。


这四祸，不是虚无缥缈的玄学，是看透世事后血淋淋的人间真相。他用三次登顶、三次抽身的人生，为这四句箴言做了最好的注解。
看透帝王的贪婪，功成身退，避开斗祸；
纵然风流，却不沉溺情欲，避开色祸；
行事清醒自持，不被酒意乱心，避开酒祸；
最难得的是挣脱贪祸，鼎盛之时懂得收手，巨富之时懂得散财。

反观诸葛武侯，人格伟岸如山。他扛起一个政权的存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家国社稷的脊梁。
而范蠡所面对的，是更底层、更普世的命题——人性的弱点。

国家的危局尚且可以奋力挽救，可人心之中的贪、嗔、痴，才是最难消解的桎梏。诸葛亮想要拯救一个国家；范蠡想要救赎的，是人，救赎世人，更是救赎自己。


后世商人奉他为商圣，香火绵延，不单单因为他精通生财之道，更因为他教会世人如何“不亏”：不亏德行，不亏本心，不亏身家性命。

这样通透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其实十分稀少。世间更多的，是见利忘义、得陇望蜀，沉沦于酒色财气，最终走向覆灭的所谓“聪明人”。

他们或许会讥笑范蠡迂腐：三次登上人生顶峰，却三次主动转身离开。

可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智者？
是那些在历史的暗夜里，卧于病榻，捶胸悔恨的人；还是携一把旧算盘，安然长眠的陶朱公？

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在世间奔波挣扎的我们，扪心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