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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深山采药,我扒开陌生姑娘裤子的那一刻竟决定了我的后半生

1985年深山采药,我扒开陌生姑娘裤子的那一刻竟决定了我的后半生我叫陈守田,一九六二年生在黔东燕子沟。那地方说是个村,其实就十几户人家散在半山腰,出门先下坡再上坎,赶一趟乡场要走三个钟头。家里兄弟三个,我排老二。老大守山,性子闷,后来接了爹的伐木活;老三守财,读书比我有出息,考到县城中学去了。我念到初中二年级就辍了,不是不想念,是念不起。爹有肺病,冬天一咳就是半宿,药比粮贵。娘把家里能卖的鸡蛋、干辣椒、笋干全拿到供销社换钱,还是不够。
辍学那年我十六,跟着邻村的周伯进山采药。周伯是个老光棍,背有点驼,但认得几百种草。他说守田你记性不差,山里认药比认字管用,认全了,一年能挣出半头猪的钱。我就跟他学。头一年认错七叶一枝花和野百合,被他骂了不下十回。后来越走越熟,哪道梁上有黄精,哪条沟里出重楼,哪片灌木底下藏金银花,我心里慢慢有本账。
到了一九八五年,我二十三。那几年山里人开始往外跑,有人去广东进厂,有人去凯里跑运输。我不行,没技术,也没那个胆。还是采药、背篓、干粮、柴刀,春秋两季往深山钻。燕子沟往后走有片老林子,叫黑水垭,再往里是没人常住的野山,县里林场偶尔派人巡,老百姓很少去。黑水垭出好黄精和细辛,还有稀稀拉拉的野生天麻。收购站的老吴给价高,但路险。
那年农历八月十几,刚过中秋。天气转凉,山里雾重。我打算去黑水垭背一趟药回来,赶在霜降前卖个好价。娘给我烙了两张苞谷面饼,煮了一竹筒糙米装进背篓,又塞了一小瓶自泡的辣酒,说山里寒气重,累了喝一口。周伯前些时候摔了腰,没同去。我一个人,背篓、柴刀、一根青冈木棍,天不亮从家走。
进山两个多钟头,到了黑水垭外梁。雾像湿布一样贴在脸上。我先在阳坡找黄精,用短锄刨了几株,又转到背阴沟里寻细辛。细辛叶子小,贴地长,不蹲下来根本看不见。我刨了半篓,看看日头过了中午,打算再往垭口里走一段。那里往年有过野生天麻,碰上算运气。
正扒开落叶找,听见坡下有个声音。不是鸟,也不像野兽。像人闷哼,又像咬着牙叫疼。我立住,侧耳再听。山里静,雾把声音捂得近。又一声,没错,是人。我捏紧木棍往下走。坡陡,灌木密,脚下碎石直滚。走了几十步,看见一块大青石旁边趴着个人。穿蓝布外套,裤腿卷到小腿,右脚裤管一大片暗红。头发披着,脸朝下,看不清男女。背个帆布包,包带断了半截。
我喊了一声,喂,咋了。没应。蹲下去推她肩膀,她哼了一声,翻了个身。是个姑娘,二十来岁,脸白得像纸,嘴唇干裂起皮,额头全是冷汗。右边小腿裤子被血浸透,隐隐有道斜口子,不短,肉翻出来,旁边青肿一片。她看见我,眼睛半睁,想说话张不开嘴,手指颤着抓住我袖口,力气小得跟孩子一样。
我问她叫啥,从哪里来,怎么伤的。她只摇头,后来断断续续说,叫苏禾,从省城来,搞植物标本,跟带队老师走散了,想抄近路回驻点,踩空滚了坡,腿被石头划了,不知道这是哪里。说完又晕过去。我摸她额头,烫得厉害,但手脚发凉,脉搏快得离谱。按周伯教的和后来赤脚医生讲的,这种又出血又发冷、神智时清时糊的,不能耽搁,先止血,再想法送出去。
她裤腿紧紧粘在伤口上,血和泥和碎草搅在一处。不揭开看不清伤多深,更不敢随便包扎。我犹豫了。一个二十三岁未娶的男人,深山里对一个陌生姑娘,要扒开裤子看腿,怎么想都不合适。可她小腿还在渗血,伤口若再感染,或者里面伤到筋脉,拖下去不是残就是没命。我想起周伯说过,救人跟救药不一样,药坏了顶多少卖钱,人坏了是一辈子。我咬咬牙,先把外裤裤管小心剪开一点。没剪刀,用柴刀刃轻轻挑断裤线,从膝盖侧边拨开。里面是棉毛裤,也粘了血。我再小心把棉毛裤边拉开,用干净手巾垫着,把伤口周围泥草拂掉。
苏禾中途疼醒,猛地缩腿,看见我手在她小腿上,眼睛一下瞪大,带着哭腔喊你干什么。我满手是血,赶紧说你别动,坡上石头划了大口子,一直在流血,不处理会出人命。她意识还是糊,不肯信,用手推我,推不动,又昏过去。我心里又急又臊,像做了亏心事。可手不能停。周围找不到干净水,我从小竹筒倒一点糙米水,不算干净也总比山溪强;又从背篓里摸出几样周伯教常备的草。采药人随身带点止血的,我用捣烂的鲜地锦和三七叶敷在伤口边缘,再撕干净布条做加压包扎。地锦山里常见,止血还行;三七叶药效慢些,权当辅助。扎的时候不能太紧,怕阻断血脉;也不能松,血还渗。我手抖,第一次给人包这么重的伤。
包完她还是烧。黑水垭到乡卫生院,正常走四个钟头,背一个人起码得六个钟头,而且天已经阴下来。我想把她放原地生火等天亮,可她发抖、呼吸急,像随时不行。创伤休克这东西我后来才在县医院听医生讲明白:大量出血、剧痛、受冷,都会让循环撑不住,脸色苍白、脉搏细、神智淡漠就是危险信号。 当时不懂名词,只知道不能等。
我把背篓腾一半,先铺一层干草和自己的夹袄,再把她抱起来往篓里放。她个子不高,但成年人,背起来不轻。帆布包我自己挎着。木棍探路,顺着来时的梁子往外。山雾更浓,几乎看不出小径。她在我背上时而糊涂时而清醒,清醒了发现裤管被剪开、腿上裹着布,又羞又气,小声哭。我边走边说,妹子对不住,先保命,到了卫生院我找女医生给你换。她不听,只反复说你别碰我。我说现在不碰也得背你,你不走,今晚老虎不来,寒气也能要命。
走到半途下起细雨。十月的深山,雨一落像冰水浇头。她伤口若再淋湿,肯定化脓。我把夹袄往上拉盖住她腿,自己只穿件单衫,不多久全身湿透。背篓勒肩,木棍点石,一步一滑。她烧得厉害,脑袋靠我后颈,热气和眼泪一起流。有段路塌了方,旧径被碎石埋了,我只好绕下行到沟底,再沿沟往外。沟里水响,石头长青苔,摔了两跤,膝盖磕破,背篓压得我肋骨疼。有一回她疼得大叫,我停下看,包扎布洇红了。我手忙脚乱又加一层布,嘴里不停说对不起。她忽然哑着嗓子问,我会不会死在这儿。我说不会,陈守田背谁出去都背得动,何况你这么轻。她没再说话,牙齿咯咯响。
天擦黑到山口外。再走一个钟头到大队卫生室,老医生姓范,六十多岁,背有点罗锅,见我背个血人进来,二话不说让放床上。我浑身泥水,站都站不稳,把经过说了一遍。范医生剪开我包的那层布,看了看,皱眉说伤口深,边缘有泥,初步处理还算及时,但得立刻送乡里,必要时县医院。他又用生理盐水冲洗,重新消毒包扎,打了破伤风和消炎针。苏禾烧得迷糊,范医生问她名字年龄过敏史,她答不全,我替答。范医生瞅我一眼,说你是她啥人。我说采药路上捡的,陌生客,省城来搞标本的。他哦了一声,没多问,但那眼神我懂,山里背个剪了裤腿的姑娘半夜来,说不清。
乡卫生院在十里外,没车。范医生找了个手推板车,让卫生员小赵跟我一起送。雨停了,山道月色发白。小赵年轻,力气大,他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苏禾裹着两床被躺着。她中途醒一次,低头看见自己裤子被剪开,腿上白布红布层层裹着,眼泪一下出来,偏过头不理我。我想解释,张嘴只说出一句,到了乡里让女护士弄。她闭眼,像没听见。
乡卫生院值班的是周医生,三十出头,爱人不在此地,自己值夜。看了伤口说失血不少,低烧,伤口要清创缝合,先留观。又问怎么伤的、多久了、现场怎么处理。我把进山、找药、听见声音、剪裤、敷草、包扎、背出来一五一十说。他听完说现场止血还行,但深山用草药别盲目,以后这种贯通伤必须尽早送医,感染和失血都比你想的可怕。 我连连点头。苏禾被推进处置室,我在门外长凳上坐下来。衣服还在滴水,背篓放脚边,里面几株黄精、半把细辛,沾了泥和血。
凌晨她缝完针出来,安排在女病房最里一张床。周医生让我去办挂号,写关系人,我写陈守田,备注同村协助。他看我一身泥,扔给我一条旧毛巾,说你去锅炉房烤烤,别明天你也躺这儿。我烤了半天火,脑子里全是你别碰我那几个字。我不是坏意,可把她裤子弄成那样,换谁都得恨。
第二天一早,苏禾烧退了些,但人虚弱。周医生查房说伤口深达皮下,幸好没伤大血管,也没骨折,再晚几小时出血和感染都麻烦。她听见,转头看我,眼神很复杂。我端着娘给的米汤想递过去,她说了句不用,自己人。我讪讪放下。她问她帆布包呢,我说在背篓里,标本册子湿了半本。她闭眼,半天说一句,腿要是废了,我以后怎么回学校。我脱口说不会废,范医生和周医生都处理了,休养就行。她不接话。
她叫苏禾,后来我才知道,家在贵阳,省农学院药用植物专业实习,跟老师来黔东收标本。老师姓骆,带四五个人驻在乡里,分片进山。她那天单独去追一种报春,越走越远,回程走错梁,从斜坡滚下,被碎石划了腿。按原计划,他们两天后就撤。她失联一天,老师肯定报了人。
我在卫生院守了三天。头一天她还客气但疏离,不让我靠近,换药叫护士,吃饭让小赵帮买。可小赵不耐烦,她又不好意思。我趁她睡着把饭盒洗了,把干衣服借她一套我娘给准备的秋季替换衣——当然不是贴身,只是外裤和衬衫。她醒来看见床边叠好的衣服,标签都没拆,问我哪来的。我说本来进山带一套换洗,没用过。她沉默很久,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说山里见人出事不救,回去睡不着。她又问,那你扒我裤子,是不是觉得我……我没等她说完,说苏禾你记住,我当时只看见伤口,没看见别的。她红着眼不说话。
第四天骆老师带派出所的人找来。一见苏禾躺病床、腿包成那样,骆老师眼圈红了,对她说对不起,对我也反复道谢。派出所小同志问经过,我做笔录,说在黑水垭外梁发现,已先止血后送医。小同志看我背篓、泥裤,又去范医生那里核实,没刁难。但回所里还是让我补了份材料,毕竟深山、陌生女、剪裤,流程要走。骆老师问苏禾要不要通知家里,苏禾摇头,说别让我妈知道,她心脏病,受不住。骆老师说那我拍电报给学校,你安心养。
苏禾住半个月,我几乎天天去。开始她不自在,后来习惯我送粥、送热水、帮骆老师取标本资料。她发现我认药,有一次拿着湿标本册问某片叶子,我随口说是盾叶薯蓣,她抬头看我,说你没读过专业怎么认识。我说山里人认药不靠书,靠叶形、靠地气、靠老人骂。她笑了一次,那是她受伤后第一次笑,嘴角有点歪,因为还疼。我心里一下子松了。
她腿伤慢慢长。拆线那天周医生说过关了,但疤痕会留,阴雨天可能酸胀。她低头摸那道疤,从膝上斜到小腿肚,像一条红虫。她小声说,以后穿裙子难看了。我笨嘴拙舌,说山里女人下地,谁看裙子,再说伤好了就行。她白我一眼,说你们山里人不懂。我摸着头笑,心里却像被揪了一下。她越在意这道疤,我越想起自己动手剪她裤管那一刻。要不是我下手,她也许还躺在青石边,等野狗或者等冻僵。可也正因为我下手,她这辈子记着被一个陌生男人扒过裤子看腿。两样都真,谁也抹不掉。
出卫生院那天,骆老师和同学生把行李收了。苏禾问我地址,我说燕子沟,找陈守田谁都认识。她把一本湿了一半的标本册送我,说你认药比我们有些同学强,留个纪念。我接过来,翻到一页写着苏禾两个字,铅笔淡淡地。她又从帆布包里掏十几块钱,要给我付药费、背篓磨损、干粮钱。我推开,说你实习学生哪有钱,我采药的人不缺这几块。她坚持,我坚持不收。最后她红脸说,那以后还你。我说行,以后来贵阳,我找你要碗牛肉粉就行。
她走后,我以为这事就完了。山里人日子穷,秋天卖完药,冬天砍柴、编竹器,过年杀一头半大猪。娘问我攒钱没,说二十三了该说亲了。邻居王婶给介绍邻村一个姑娘,叫杜巧,二十一岁,在乡鞋厂做工,人勤快,个子高。我见了一次,话不多,看得出是过日子的人。王婶催得紧,两家往来几次,算是半定下来。
可我老是想起苏禾。不是想她长相,是想她躺在床上问我会不会废,想她摸疤时的眼神。夜里翻那本标本册,很多叶子我认得,很多不认得,就用铅笔在空白页批小名:她写学名,我写山名。娘看见说你一个采药的还治学,我说闲着没事。她以为我读书上进,高兴;我不敢说是为了个贵阳姑娘。
第二年开春,八六年三月,忽然收到一封信。贵阳邮戳,苏禾写的。信不长,说腿恢复得不错,回学校补了实习报告,老师没扣她学分;说冬天那道疤遇冷发痒,涂了麻油好些;说省城有个中药资源普查要招临时野外助理,她推荐了我,若愿意可去贵阳面谈,包路费。信末一句,当年在黑水垭,若不是你,我早没命了。我读好几遍,没跟娘说,只跟周伯讲。周伯说去嘛,山里人出趟省,长见识,哪怕不干,看看大药房啥样也好。
我去了。先坐长途到凯里,再转火车到贵阳。八十年代火车慢,硬座一夜一天,车厢里烟味、橘子皮味、孩子哭声混在一起。我背篓没带,只提个帆布袋,装几株自己炮制的黄精、几包细辛,想着送人。到贵阳站,苏禾来接,穿件灰色薄呢外套,不像在山里狼狈,脸色红润多了。她看见我帆布袋,笑说你还真带药。我说山里人见面礼,不值钱。她接过去,说值钱,至少比你们背篓体面。
她安排我住普查队临时宿舍,旧楼,三四个人一间。次日见负责人老钟,五十多岁,搞中药的,问我都采过什么、认多少种、会不会炮制。我照实说,从黄精、重楼、细辛、天麻、淫羊藿、绞股蓝一样样讲,老钟偶尔追问产地、采收季节、炮制差别。有些我答得稳,有些书本词儿不会,苏禾在旁边悄悄补。老钟最后说先试用三个月,跟苏禾一组去周边县收样。工资不高,但包住,出差给补助。我想想家里,答应了。
这一干就是大半年。和苏禾跑过安顺、毕节边上几个点,住招待所,早起去药农家,记录、称重、压标本、写标签。她学专业,我认实地,配合倒顺。她性子表面温和,其实倔。有一次在农户家看杜仲皮,主人给的价格低,她坚持按规格分级,跟人争了一个下午。我拉她走,说山里买卖差不多就行。她说不行,普查数据假了,后面药方都错。我这才懂她那股劲不是针对我,是对事情认真。
在贵阳,她带我去她家一次。她妈姓沈,看着慈,但精神不太好,后来知道确实有心脏病,不能受刺激。她爸在图书馆工作,戴眼镜,话少。家里有股书卷气,墙上挂中草药图。她妈问我哪里人、做什么,我说贵州山里采药的,临时来普查队。她爸点点头,说辛苦。她妈倒热情,留吃饭,做糟辣鱼。饭后苏禾送我下楼,说家里不富裕,但父母疼她。她顿了顿,说当年没敢告诉他们伤得多重,只说摔了腿。我说明白,换我娘也得吓出病。
我和苏禾之间,从同事慢慢变成别的东西。她有时候加班整理标本到深夜,我帮她煮面条,把普查队发的鸡蛋省给她。她腿遇冷还疼,贵阳冬天没暖气,屋里像冰窖。我用一个旧铁桶做简易火盆,捡蜂窝煤渣生火。她把脚伸过去烤,我顺手把她的裤脚挽起来看疤。她开始不让,后来习惯了。那道疤由红转淡,但摸着仍有点硬。我说比在卫生院那会儿好看多了。她啐我,说你懂什么好看。
可是我犹豫。我家在深山,穷;她念大学,省城有门路。我要是开口,等于拉她回燕子沟受苦,或者我留贵阳,可我一个采药人,在省城能干啥?再说家里还半定了杜巧。信写过两封回家,只说工作忙,没提苏禾。娘回信催亲事,说杜巧家问了三次。我拖着,心里乱。
夏天,普查休整。苏禾说想去燕子沟看看,说我总讲那片山,她想采点当地样本。我答应了。带她回老家,走十天前那种路,不过这回走大路到乡里再进沟。她背个专业包,不喊累,但到黑水垭外梁那块青石边,站了很久。她说这就是你背我出来的地方。我说是,那天雾比现在大。她低头看石板,像找什么。然后说,陈守田,我那时候醒过一次,以为你欺负我。后来想,若真有人欺负,不会冒着雨背六七个钟头,不会把手巾洗三遍才敷药。我听着,嗓子发紧,说都过去了。她说没过去,一个姑娘在深山被扒了裤子,哪怕是为了治伤,心里那道痕不比腿上浅。我第一次明白,她对我的感激里掺着别扭,别扭里又掺着依赖,三者搅一起,她自己也分不清。
在老家那几天,娘看苏禾知书达理,喜欢得不得了,杀鸡、蒸糯米、拿腊肉。可背地里问我是啥关系。我说同事。娘说同事带你回深山?你莫哄我。我没法答。杜巧那边听说我带个贵阳女回来,托王婶传话,意思退就退,别耽误。我去找杜巧,当面说对不起。她倒痛快,说陈守田我看你不是坏人,可你心里没我,强扭一团也不会好。她要回那十几块钱彩礼,我没要她家一分,自己把以前她送的布鞋还她。她接了,转身走,没哭。我站田埂上,觉得自己混,伤了两个女人。
苏禾知道后,反而退了。她说守田,我打乱你家里事了。你别因我内疚。我可以回贵阳,普查结束各走各。我急了,说不是你打乱,是我本来就不该定亲还瞒你。她看我很久,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不知怎么办,家里穷,我没文化,留贵阳养不活你。她火了,说陈守田你背我出山的时候不想穷不穷,现在算得倒精细。我说那不一样,那时救命,这过日子。她红眼说,过日子我才怕你一辈子觉得欠我,拿感恩当夫妻,那比穷还可怜。
这句话把我钉住了。我确实有害恩心理。山里人朴素,人家一条命差点丢你手里,你救回来,总觉得该负责;可她要的不是负责,是心里有人。我分不清,也不敢全分清。
秋天她回贵阳,我留山里。普查队后来没再聘我,老钟说若考个药剂类中专可转正式,我自知底子薄,考不动。仍采药、卖药、冬天编竹器。和苏禾通信少了,她两封我一封,内容都客气。她说过年不来了,让我找个本分人。我回说知道了。可夜里翻标本册,翻到她在贵阳给我煮面条、在宿舍用热水泡腿的那些事,心里像空了一块。
八七年冬,娘病了一场,头晕、吐。乡里查不出,送县医院,说是高血压加上贫血。我守了十来天,花钱如流水。家里本来紧,这一下更空。老大守山出钱少,老三读书要交资料费。我跑山更狠,正月里都去阳坡刨黄精。有回在黑水垭附近摔了,左腕扭伤,肿了一个月。我忽然怕了:万一哪天也滚坡,没人背我出去,娘和老三咋办。人一到艰难处,就想要个伴。可想到伴,先出来的是苏禾,再出来是杜巧。杜巧已经嫁到邻乡,听说过得稳。苏禾在省城,像另一个世界。
八八年春,我鼓起胆给苏禾写信,说娘病了,家里难,我想她,但若她已有别人,不必回。信发出去像扔石头进深潭,半月没音。我以为完了。第三周收到回信,很短:我未嫁,但也不想嫁一个只因困难才想起我的人。你若真想见我,秋后来贵阳,我们走一次你说的黑水垭以外的地方,再看。我捧信发呆。她没拒,也没允,是要我拿出真心,不是报恩。
九月我凑了路费再去贵阳。她比两年前更瘦,头发剪短,工作定在市中药研究所当助理。见面没多寒暄,带我去所里库房看标本,指着一排排纸夹说这都是命。晚上请我在单位食堂吃,两菜一汤。我说燕子沟现在通了小公路,到乡里能坐拖拉机;说娘病好些,老三考上中专;说我想过考成人药剂班,认字太少正在补。她听,不置可否。又过了两天,她带我去城郊黔灵后面小山做野外练习,一路讲植物。我看出她故意考我,也故意给机会。走到半山亭子,她坐下来,挽裤看疤。秋风吹着,疤淡粉。她说守田,我这腿每逢变天还提醒我一件事:人最怕的不是被救,是被救完以后对方用恩情绑着,或者自己用羞耻躲着。你在山里扒我裤子,我恨过;后来你退亲又疏远,我更恨。可恨完还是想,这人傻,值得说清楚。我握住她手,说苏禾,我以前分不清恩和爱,现在分清了。恩是你在黑水垭没死;爱是后来 every 次下雨我怕你腿疼,每次收到信我整宿睡不着。她笑骂,说你连外国词都用上了。我说跟普查队学的。她低头,说那以后别再躲。
八九年正月,我和苏禾在贵阳领证。没办大席,只请老钟、骆老师、她父母、我周伯来不了,寄了一包黄精。娘在老家杀猪,托人带两罐猪油、一篮干菌当陪嫁。苏禾妈开始担心我山里穷、文化低,后来见我肯学、对人实,慢慢接受。她爸送我两本中药书,用报纸包着,说先从图解看起。
婚后我在研究所打杂,管库房、晒药、登记标本,空闲补习文化。苏禾教我认字、写报告。所里人有瞧不起我的,背后说山里背篓佬。我听见不吭声,活干得比谁细。一次库房重楼发霉,我发现早,挑出来重烘,避免一整批报废。老钟在会上提了,背后议论才少。苏禾说你别憋着,人说人话,你用活儿答。我说是这个理。
生活不是从此顺。九零年苏禾怀孩子,反应大,腿伤旧疾也犯,膝盖肿。所里外派她去遵义采样,她想去,我怕她身子。两人吵一架。她说陈守田你当年背我出山都不怕,现在把我当纸人。我说当年是没得选,现在是怕你和孩子出事。她最后没去,调做室内鉴定。孩子生下来是闺女,取名陈知苏,随我姓,中间用她名一个字。她笑着说占我便宜。我说应该的,没有你,知啥苏。
我慢慢成了研究所非正式药师,后来通过成人考试转初级。九五年所里改制,进人都看学历,我差一点被清退。苏禾帮我找资料、找老钟证明野外经验,我补考过。那段时间压力大,回家少说话。她腿遇潮就疼,还要照顾女儿、做饭。有回我晚归,她坐在灯下揉膝盖,桌上冷饭冷菜。我内疚,说以后早回。她说守田,我不怕苦,怕你把我救你、你救我当成账本。你若觉得欠黑水垭的,一辈子都还不清;你若把我当妻子,就别老跪着做人。我懂她意思。从那以后,家里事我抢着做,不把她当被救的姑娘,也不把自己当恩人。
可心里那道坎,不是说说就平。九八年女儿上小学,有回学校填表问父母职业,她写母亲中药研究,父亲采药出身、现药师。有同学笑她爸是山里人。知苏回来哭。我摸她头说山里采药不丢人,李时珍也走山。苏禾在旁边补,说你爸背过一个差点死在深山的阿姨,那阿姨就是我。知苏愣了,后来缠着我们讲经过。我们讲简化版,不提剪裤。她小,听个热闹。可我知道,等她大些会懂,那件事不是热闹,是两个人互相欠、互相还、最后谁也不提欠还。
2000年后,所里项目多,苏禾常出差。我留在贵阳管基地标本。有一年她去铜仁,车在山路抛锚,天黑未归。我打电话不通,整夜不睡,翻出当年那根青冈木棍,像要进山接她。凌晨她借老乡电话说修车耽搁,人没事。我听见她声音,手抖得拿不稳话筒。她听出来,说守田你又犯老毛病。我说当年在黑水垭怕你死,现在也怕。她笑,说那你来接我。天亮我搭长途去,到铜仁见她坐在修理厂门口,裤腿挽着,膝盖上旧疤露着。我走过去,蹲下看,她踢我一下,说这么大岁数还查伤。我说查一辈子。
年纪越大,越觉得当年那一扒,不是决定我后半生那么简单。它把我从山里一个只知卖药的糊涂汉,逼成一个会怕、会愧、会学着疼人的丈夫。苏禾常说,她那条腿是提醒:人受过伤,别把羞和怨全记在救你的人头上;救人的人也别拿救过人当道德,日子是两个人平着过。
2010年前后,苏禾退休前最后一次去黔东普查,点名要我同去。我们重走黑水垭。山修过防火带,路宽些,但那块青石还在。她坐着,我蹲旁边。她说当年若不是你手笨,多懂点外科,我少受点罪。我说若不是你倔,不跟老师走散,也不会滚坡。她说是我错,也是你命里该背我。我笑,说背一次够还半辈子,你别再让我背。她挽裤,疤已成白线,在太阳下几乎看不真。她说守田,这辈子最丢人就是被你扒裤子,最侥幸也是被你扒裤子。我说是,最臊的是我,最值也是我。
回贵阳后,她正式退休,我还在所里返聘管库房。女儿知苏读药学,后来在省医院药剂科。有回她带男朋友回家,小伙子也是山里考出来的。苏禾做菜,我斟酒。知苏翻出那本湿过又晾干的标本册,指着苏禾铅笔名和我批的山名给他们看。小伙子说陈叔真行,认这么多。我说山教的不如你岳母教的多。苏禾在厨房探头,说别吹。一家笑。
有时候夜里,苏禾腿疼醒,我起来给她热敷、按摩。她闭眼说守田,当年恨你扒裤子,现在靠你揉腿,这账怎么算。我说不算,黑水垭的风、贵阳的火盆、铜仁的修理厂,全搅一起,算不清就别算。她伸手摸我手腕旧伤,那是采药摔的,说你也有疤,怎么不喊人救。我说我没人救,自己长。她说以后我救你。我说好,轮流,谁也别欠谁。
我这一生没大出息,从燕子沟背篓到贵阳库房,中间隔着一场深山血、一条剪开的裤腿、一道慢慢淡下去的疤。若有人问值不值,我想说值。不是因为救了谁,是因为那次之后,我学会把人当人看,不把恩情当绳子,也不把羞耻当墙。苏禾教会我,救是开始,过才是全部。黑水垭的雾早散了,她腿上的红虫变成白线,我手上的老茧换成药碾子的香。后半生不是哪一刻决定的,是每一天才决定下来的。
去年秋天,她又想去黑水垭。我笑她老毛病,她说不去,只在梦里走。夜里她真说梦话,喊冷、喊妈。我搂着她,把手炉塞被窝。她醒来说你干啥。我说当年背你出山没炉子,现在补。她笑骂一句老傻子,翻身睡了。灯关了,窗外在贵阳少见的下起细雾。我闭眼,又看见八五年那片青石、那道血裤腿、那个二十三岁满手泥的自己。他不聪明,不风流,可没走错。这就够了。

2012年春天,知苏考上省外大学的消息传来那天,苏禾在厨房剁了一只鸡。刀落得重,砧板咚咚响,像是要把这些年积攒的高兴和不高兴全剁进去。我坐在客厅择一把干辣椒,听见她哼歌,调子跑了七八里,但听得出来是真开心。知苏从房里出来,举着录取通知书,笑得眉眼弯弯,说爸你看,药学专业,跟你和妈都沾边。我接过那张纸,手指在“临床药学”四个字上摩挲了好几遍,说好,好得很。苏禾从厨房探出头,油烟气裹着她的脸,说好什么好,学费凑齐了才算好。
一句话把我拉回现实。知苏考的是一本,省外,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少说一万出头。我那会儿在所里每月工资一千二,苏禾退休金不到两千,加起来三千出头。刨去房租水电、人情来往、日常开销,能攒下的有限。前些年娘病逝,办丧事借了老三一笔钱,刚还清不久。家里存折上拢共不到两万块,是第一年勉强够,后面三年怎么办?
我没吭声。苏禾也没再提,端菜上桌,三个人围着一锅鸡汤吃晚饭。知苏兴致高,讲学校有多大、实验室有多新、听说还能去附属医院见习。我和苏禾配合着笑,夸她争气。可夜里躺床上,两人都睡不着。窗外的月光透过旧窗帘洒进来,苏禾翻了个身,说守田,要不我把那枚戒指卖了吧。我说不行,那是你妈留给你的。她说留着也是压箱底,不如换了钱给知苏上学。我说再想想办法,我还能多接点活。
所谓多接活,就是下班后帮药材商挑拣饮片、给私人诊所炮制药材,一晚上挣个二三十块。苏禾也没闲着,托老熟人接了些标本鉴定的散活,戴着老花镜在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腿麻了也不吭声。知苏看在眼里,暑假跑去超市打工,站一天回来脚肿得脱不下鞋。苏禾骂她不好好在家看书,她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能挣一点是一点。母女俩为这事拌嘴,我在中间打圆场,说都别争了,一家人,劲儿往一处使。
开学前一周,我和苏禾送知苏去火车站。绿皮车,硬座,二十多个小时。知苏背着大包,左手提行李箱,右手拎一袋苏禾连夜做的辣椒酱和腌萝卜。她站在车厢门口回头,眼眶红红的,说爸妈你们回去吧,到了给你们打电话。苏禾点头,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火车开动后她站在原地不走,我看着她的背影,肩膀微微抖。我走过去揽住她,说走吧,回去还得收拾屋子。她嗯了一声,抬手擦了把脸,没让我看见眼泪。
回去的路上,她忽然说,守田,你说咱们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把孩子送走,然后两个人守着空房子慢慢老。我说不然呢,还想怎样。她说不是想怎样,是觉得太快了,好像昨天还在黑水垭,今天闺女就上大学了。我说可不是,那年你躺在青石板上,我还以为你要赖我一辈子。她笑了,锤我一下,说谁赖谁还不一定。
日子就这么过着。知苏在大学里适应得快,头一个月打电话回来,说宿舍六个女生,五个都想家,就她没哭。苏禾说那是因为你心硬。知苏说不是,是你们从小没惯我,我知道哭没用。这话听得我心里酸,但也踏实。穷人家的孩子,早点懂事不是坏事。
可十一月份出了件事。知苏有天晚上打电话,声音不对劲,吞吞吐吐说想跟我们商量个事。苏禾警觉,问怎么了。知苏说学校有个交换项目,大三可以去香港中文大学药学院读一年,名额少,竞争激烈,但她成绩排名靠前,导师鼓励她申请。苏禾沉默了几秒,问费用呢。知苏说学费减免,但生活费要自理,大概三四万。苏禾没接话,把电话递给我。我接过来说,苏苏你先别急,爸想办法。挂了电话,我和苏禾面对面坐着,谁也没先开口。
三四万。对我们家来说不是小数目。存折上那点钱交了第一年学费和住宿费,已经去掉大半,剩下的撑不到明年暑假。苏禾的退休金和我那点工资,每月固定支出后剩不下几百块。要是再挤这笔钱,要么借钱,要么卖东西。
苏禾先说话了。她说守田,我想把那套房子卖了。我说你疯了,那是你爸妈留下的,再说卖了住哪儿。她说住你这儿啊,你这套虽然旧,好歹两室一厅,够咱俩住。我说的不是住的问题,是你舍得吗。她没回答,起身去翻柜子,找出房产证,放在桌上拍了拍,说有什么舍不得的,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我狠得多。当年在黑水垭,她伤成那样都不肯哭;现在为了女儿的前途,连娘家最后的根都肯拔。
我没同意。第二天去找老三借钱。老三在县城开了个小建材店,日子比我们宽裕些。他听完来意,沉吟了一会儿,说二哥,不是我不帮你,是店里最近压了一批货,流动资金也紧。我给你凑五千,多的实在拿不出来。我说五千也行,谢谢老三。他摆手说自家兄弟别说谢,又问嫂子身体咋样。我说还行,就是腿一到冬天就疼。他说那你多照看着,别让她再进山了。我点头,揣着五千块回了家。
苏禾知道我去借钱,没说什么,只是晚上炒菜多放了一勺油。可我知道她心里不痛快。她这个人,一辈子不求人,当年在深山滚了坡都不肯跟家里说,现在为了女儿的事让丈夫低声下气去借钱,她觉得是自己的无能。夜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假装睡着了,听见她轻轻叹了口气,然后窸窸窣窣爬起来,在黑暗里坐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一早,她跟我说,守田,我想回一趟黔东。我问回去干嘛。她说想去黑水垭看看,顺便采点标本,所里有个老同事要一批黔东产的黄精样品做成分对比,能给点报酬。我说你腿不行,山路不好走。她说没事,又不是走多远,就在外梁转转。我说那我陪你去。她想了想,说行,正好你也回去看看老家。
请了假,买了票,我们又坐上了去黔东的火车。十几年没回去了,车窗外的山还是那些山,只是隧道多了,路也平了些。苏禾靠着窗,看着外面的风景,忽然说,守田,你还记得第一次带我走这条路吗。我说记得,你腿还没好利索,一路上都在骂我。她说我没骂你,我只是生气。我说气什么。她说气你为什么是个采药的,要是在省城上班,我就不用遭那份罪了。我笑,说那你怎么还是嫁了。她瞪我一眼,说因为我傻。
到了乡里,变化不小。通了柏油路,有了小巴,街面上开了几家药店和超市。我们去老卫生院看了一眼,房子翻新了,当年的周医生早调走了,没人认得我们。又雇了一辆三轮摩托往燕子沟方向走,路修到了村口,不用再翻山。我家的老屋还在,锁锈了,院子里长了草。隔壁王婶认出了我,拉着我的手说守田你可回来了,你娘走了这些年,你也不常来看看。我说工作忙,走不开。她看看苏禾,说这就是你那个贵阳媳妇吧,比照片上显老些。苏禾笑了笑,没接话。
在村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跟苏禾说,要不你别去了,在村里等我,我一个人进黑水垭采样品。苏禾不肯,说都到这儿了,哪有不去看看的道理。我拗不过她,只好让她换上胶鞋,拄了根竹竿,跟我一起走。
山路比记忆里窄了些,也许是走的人少了。灌木疯长,有些路段几乎被荆棘封死。我用柴刀开路,苏禾跟在后面,走几步歇一歇。她的腿到底不行,上坡时膝盖使不上力,得用手撑着大腿才能迈上去。我看她额头上沁出汗珠,说歇会儿吧。她摇头,说快到了,别耽误工夫。
到了黑水垭外梁,那块青石还在。十几年风雨,石头上长了青苔,棱角磨圆了不少。苏禾在石头上坐下,挽起裤腿看自己的疤。那道疤已经几乎看不出来了,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到一条浅浅的白线。她摸了摸,说守田,你说要是当年你没走那条路,我现在会在哪儿。我说可能在哪个药厂当研究员,也可能嫁了个城里人,过得比现在好。她摇头,说那可不一定,说不定早死了,或者瘸了,没人要。我说你这样的,怎么会没人要。她说怎么不会,脾气犟,嘴又毒,也就你受得了。我说那我命苦。她笑着踢了我一脚。
我在附近转了一圈,找到了几株品相不错的黄精,又挖了些细辛,装进背篓。苏禾坐在石头上记笔记,画了几笔地形草图。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斑斑点点落在她身上。她低着头写字,鬓角的白发在光里发亮。我忽然觉得,这个女人老了。不是那种突然的老,是一点一点被日子磨老的。当年那个在卫生院病床上跟我较劲的姑娘,那个在贵阳火车站接我时穿灰外套的年轻女子,那个为了女儿前途说要卖房子的母亲,都是她。可她们又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回程的路上,苏禾走得慢,我放慢步子等她。走到一处陡坡,她脚下滑了一下,我赶紧伸手扶住她。她抓着我的胳膊站稳,喘了口气,说老了,不中用了。我说不老,比我强。她说你就会哄人。我说不是哄,是真的。当年你在这条路上趴着,我背你出去,现在你自己走进来又走出去,这不是比当年强是什么。她愣了一下,没说话,低下头继续走。
回到村里天已经黑了。王婶留我们吃饭,做了腊肉炖笋子和酸菜豆米。苏禾吃了两碗饭,比平时多。王婶说看你媳妇胃口不错,城里人难得吃这些土菜。苏禾说好吃,比城里饭店强。王婶高兴,又给她添了一碗。夜里睡在老屋的木板床上,被褥有股霉味,苏禾却睡得很沉,打着轻微的鼾。我睡不着,看着屋顶的椽子想了很多。想当年娘在这屋里咳嗽的声音,想老三小时候趴在桌上写作业的样子,想苏禾第一次来家里时局促不安的神情。那些画面像旧电影,一帧一帧在脑子里过。
第二天我们把样品打包好,搭小巴回乡里,再转长途回贵阳。车上苏禾靠着我肩膀睡着了,头一点一点的。我把外套脱下来搭在她身上,她没醒。窗外的山慢慢后退,从绿色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城市的灯火。
回到贵阳后,苏禾把样品送到所里,老同事看了说品质不错,给了八百块钱。她揣着钱回来,数了两遍,放进信封,写上“知苏学费”四个字。我看着那个信封,心里不是滋味。八百块,离三万还差得远,可她把这八百块当成一个起点,好像攒着攒着就能攒够似的。
十二月,贵阳的冬天湿冷入骨。苏禾的腿疼得厉害,晚上常常疼醒,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劝她去医院看看,她说老毛病了,看也看不好,浪费钱。我说那总得买点药吧。她说买了,不管用。我知道她舍不得花钱,每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有一天我下班回来,看见她在厨房里蹲着捡一颗掉在地上的花椒,捡了好几次才捡起来,因为腿蹲不下去。我站在门口看着,鼻子一酸,转身进了厕所,拧开水龙头假装洗手。
那段时间我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多挣点钱。所里的活是固定的,加班也没加班费。我试着周末去花鸟市场摆摊卖自己炮制的药材,黄精、枸杞、党参,量不大,挣个零花。头一个星期卖了六十多块,第二个星期城管来了,说我没有营业执照,没收了东西,还罚了五十。我灰溜溜回来,没敢跟苏禾说。她后来还是知道了,没骂我,只说了一句,守田,咱们还没到那个份上。
可我知道,快了。
春节知苏回来,瘦了一圈,下巴尖了,但精神很好。她带回来一张成绩单,绩点排在年级前十。苏禾把成绩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脸上的笑藏不住。年夜饭我做了糟辣鱼、盐菜肉、折耳根炒腊肉,苏禾包了饺子。一家三口围着桌子,电视里放着春晚,窗外有人在放烟花。知苏举起饮料杯,说祝爸妈身体健康。我和苏禾碰杯,说祝你学业有成。那一刻我觉得,这一年吃的苦,值了。
初五知苏就要回学校,说有实验要做。苏禾给她装了一大包吃的,腊肉、香肠、辣椒面、干菌子,塞得满满当当。知苏嫌多,说带不了。苏禾说到了学校分给同学吃,人家给你带过特产,你不能不回礼。知苏嘟囔着说知道了,把包背上了。送她去车站的路上,苏禾走得很慢,知苏放慢脚步等她。我走在后面,看着她们母女俩的背影,一个高了,一个矮了,高的那个时不时低头跟矮的那个说话,矮的那个仰着头听,时不时点头。
火车开走后,苏禾在站台上站了很久。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不理。我说走吧,冷。她说嗯,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我牵起她的手,她的手冰凉,骨节突出。我说回去给你熬姜汤。她没说话,握紧了我的手。
三月份,知苏打电话来说交换项目的申请通过了,面试也过了,现在就差钱了。她说爸,要不我不去了,反正国内读完也一样找工作。我说你别瞎想,钱的事爸来解决。挂了电话,我翻来覆去想了一夜,第二天跟所里申请预支半年工资。所长为难,说制度不允许。我又去找老钟,老钟退休了,在药材公司挂了个顾问,他帮我联系了一个私人药厂,说需要人帮忙做药材验收,兼职,每月给一千。我说行,干。
于是每天下班后,我骑四十分钟自行车去药厂,在仓库里验收 incoming 的药材。黄芪、当归、党参、甘草,一袋一袋拆开,看色泽、闻气味、尝味道,有问题的挑出来,合格的签字入库。活不重,但耗时间,经常干到晚上十点多。回到家苏禾还没睡,坐在客厅等我,茶几上摆着一碗温着的稀饭和一碟咸菜。我说你不用等。她说睡不着,等你回来一起吃。我知道她是怕我饿着,又舍不得自己先吃。
四月的一个晚上,我从药厂回来,看见苏禾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手机,脸色不对。我问怎么了。她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是一条短信,知苏发来的:“妈,我决定不去交换了,已经跟导师说了。你们别操心钱了。”苏禾的声音发抖,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好的机会说放弃就放弃。我看了短信,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知道知苏不是不懂事,她是太懂事了,懂得到宁愿牺牲自己的前途也不愿看我们吃苦。
我拨了知苏的电话,响了很久才接。我说苏苏,你妈哭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知苏的声音带着鼻音,说爸,我真的不想让你们那么累。我说我们不累。她说骗人,我妈腿疼得睡不着觉,你天天骑车跑那么远去干活,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说那也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她说我已经放弃了,再说也没用。我说你再考虑考虑。她说不用考虑了,爸,我长大了,自己的事自己能做主。然后挂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站在客厅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苏禾坐在沙发上,眼泪无声地往下淌。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她靠过来,头抵着我的肩膀,说守田,咱们是不是太没用了,连孩子的学费都供不起。我说不是咱们没用,是钱太难挣了。她说那怎么办。我说不知道,但总有办法的。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睡好。苏禾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迷迷糊糊睡着,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各种念头转来转去。想到了卖房子,想到了再去借钱,想到了去工地搬砖。可每个念头都有问题,每条路都走不通。天快亮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当年在黑水垭,我除了采药,还做过一件别的事。有一回在林子里发现了一片野生的三七,面积不大,但长势很好。三七这东西值钱,尤其是野生的,市面上很难买到。我当时没舍得挖,想着让它再长长,等种子落地了再来收。后来事情多,就把这事忘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片三七还在不在,我也不知道。但值得去看看。
早上我跟苏禾说,我要回一趟燕子沟。她问回去干嘛。我说去找点东西。她追问什么东西。我说现在不能说,找到了告诉你,找不到就当白跑一趟。她用那种怀疑的眼神看着我,说守田你别干傻事。我说不会,你放心。
我又请了假,买了去黔东的车票。这次是一个人。到了乡里,我雇了辆摩托车到燕子沟,然后步行进山。十几年没走,路更难找了。黑水垭外梁往深处走,有一段极陡的崖壁,当年我就是在那附近发现的三七。我凭着记忆摸索,在灌木丛里钻来钻去,手上脸上被划了好几道口子。找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在一片背阴的腐殖土坡上看到了熟悉的叶子。
三七还在。不仅还在,而且繁衍了一大片。密密麻麻的,绿油油的,叶子肥厚,茎秆粗壮。我蹲下来,用手轻轻扒开表面的落叶和腐殖土,能看到下面饱满的块茎。野生三七,年份至少在十年以上。我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这一片挖出来,就算按市场价的一半出手,也能卖个两三万。
但我没有马上动手。三七这东西,挖了就没了。而且野生资源越来越少,挖一片少一片。我蹲在那里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挖一部分,留一部分。留的这部分让它继续长,以后还能收种子,还能繁衍。我不能把事情做绝了。
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小心翼翼地挖了大约三分之二,装满了两个编织袋。剩下的用落叶盖好,做了记号,准备下次再来。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扛着两个袋子,摸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村里。王婶看见我灰头土脸的样子,吓了一跳,说守田你这是去挖金子了。我说比金子还值钱。
连夜搭了一辆拉货的卡车回贵阳。到贵阳已经是凌晨三点,苏禾没睡,坐在客厅等我。看见我扛着两个脏兮兮的编织袋进门,她愣住了。我把袋子打开,露出里面的三七。苏禾走过来,拿起一个看了看,又闻了闻,然后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她说守田,这是野生的。我说是,黑水垭深处的,长了十几年了。她没说话,把三七放下,忽然抱住我。她的身体在发抖,我不知道她是高兴还是难过,或者两者都有。
第二天,苏禾带着三七去了药材市场。她懂行,知道怎么跟人谈价。跑了好几家,最后以每斤三百二的价格出手,一共七十多斤,卖了两万三。加上之前攒的和老三借的五千,刚好够知苏去香港的费用。苏禾把钱存进银行卡,拍了张余额的照片发给知苏,附了一句话:“钱够了,你去不去?”知苏很快回了一条消息,只有三个字:“我去。”
知苏出发去香港那天,我和苏禾送她到机场。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有点紧张,一直在问登机流程。苏禾一项一项跟她讲,比她自己坐飞机还熟练。临过安检的时候,知苏回头抱了抱苏禾,又抱了抱我,说爸妈,我会好好学的。苏禾拍拍她的背,说照顾好自己,别省钱,该吃吃该喝喝。知苏点头,转身走进了安检通道。我和苏禾站在大厅里,透过玻璃看到她走远了,消失在人群里。
回去的路上,苏禾一直没说话。我开着车窗,春天的风吹进来,暖洋洋的。她忽然说,守田,你说咱们这辈子,是不是总在送别。先是送走你娘,然后送走闺女,将来还要送走彼此。我说别想那么远,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她说也是,想远了没用。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知苏在香港适应得不错,每周打一次视频电话,给我们看她住的宿舍、学校的实验室、校园里的紫荆花。她说那边的教学方式和内地不太一样,更注重自主学习和动手能力。她说教授很欣赏她,说她基础扎实。苏禾每次听完都笑眯眯的,挂了电话还要回味半天。
我的生活也回到了正轨。药厂的兼职还在做,只是不用那么拼了。苏禾的腿到了夏天好了一些,能去公园散步了。周末我们偶尔去黔灵山走走,她走不动了就找个长椅坐下,看别人跳广场舞。有一次她看着跳舞的人群,忽然说,守田,等知苏毕业了,咱们也来跳。我说你跳得动吗。她说跳不动可以慢慢跳。我说行,到时候我陪你。
九月份,知苏在香港的学习结束了,回了原来的学校继续大四。她带回来一堆照片和礼物,给我们讲在香港的见闻。她说去看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去了太平山顶,去了南丫岛。她说香港的中药店里有很多内地买不到的药材,她拍了照片回来研究。苏禾听着,时不时插嘴问几句,像个好奇的孩子。
知苏大四下学期开始找工作,投了不少简历,最后签了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药剂科。签约那天她打电话回来,声音兴奋得发抖,说爸妈,我签了,月薪六千,有编制。苏禾在电话这边笑得合不拢嘴,说好,好,比我和你爸强多了。挂了电话,她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然后站起来说,今晚加菜。
知苏毕业后去了广州,租了个小单间,开始了职场生活。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她转了三千块到我卡上,说爸,这是我孝敬你们的。我没收,原路退了回去,说你刚工作,自己攒着,别乱花。她又转回来,说你们供我读书花了那么多钱,现在我挣钱了,该还了。我又退回去,说父母供子女读书是天经地义,不用还。她再转,我再退。来回好几次,最后苏禾出面调解,说一人退一步,每个月转一千,不能再多。知苏同意了。于是从那个月开始,每个月十号,我卡上会多出一千块钱。不多,但我知道,那是女儿的心意。
年底,知苏谈了男朋友,叫林越,广州本地人,在医院做影像科医生。视频电话里见过一次,斯斯文文的,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苏禾很满意,说一看就是个靠谱的孩子。我说你别急着下结论,再观察观察。苏禾说你这个人就是疑心重。我说不是疑心重,是闺女的事得慎重。苏禾白了我一眼,说你就嘴硬吧,心里比我还高兴。
二零一四年春节,知苏带林越回贵阳过年。林越提了两瓶茅台、一盒燕窝、还有一堆广东特产,进门就喊叔叔阿姨,嘴巴甜得很。苏禾高兴得合不拢嘴,在厨房忙了一整天,做了满满一桌子菜。饭桌上林越很会来事,不停地给我们夹菜倒酒,夸苏禾手艺好,夸我有福气。我嘴上客气,心里暗暗打量他。吃饭的姿势、说话的措辞、看知苏的眼神,都还算得体。饭后他主动洗碗,拦都拦不住。苏禾在厨房门口偷偷给我使眼色,意思是这孩子不错。我没表态,但心里的石头落了半块。
初二那天,我带他们去爬黔灵山。苏禾腿疼没去,在家休息。我和知苏、林越三个人沿着山路往上走。林越体力不错,一路没喊累,还时不时停下来等知苏。走到弘福寺门口,我借口上厕所,让他们俩单独待一会儿。回来的时候远远看见他们坐在石凳上,林越在说什么,知苏在笑。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年轻,好看。我站在远处看了几秒钟,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有欣慰,有不舍,还有一种“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的确认感。
林越走的那天,苏禾给他包了一个大红包,又塞了两瓶自己泡的药酒。林越推辞了一番,最后还是收了,说叔叔阿姨放心,我会好好对知苏的。苏禾点头,眼眶有点红。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他用力点了点头。
二零一五年秋天,知苏和林越在广州办了婚礼。我和苏禾提前两天到的广州,住在他们订的酒店里。婚礼不大,摆了十五桌,来的多是林越家的亲戚和两人的同事。知苏穿着白色婚纱,化了妆,漂亮得我差点没认出来。苏禾坐在我旁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旗袍,头发盘起来,显得年轻了好几岁。婚礼进行曲响起的时候,知苏挽着我的胳膊走过红毯。她的手有点抖,我低声说别紧张。她嗯了一声,深吸一口气。走到台前,我把她的手交给林越,说了一句,好好待她。林越郑重地点了点头。
敬酒的时候,知苏换了一套红色敬酒服,端着酒杯走到我们桌前。她先敬苏禾,说妈,谢谢你把我养大。苏禾站起来,端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说好好过日子,别吵架。知苏点头,又转向我,说爸,谢谢你当年在山里救了我妈,不然就没有我。我没想到她会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苏禾在旁边替我解围,说行了行了,大喜的日子说这些干嘛。大家笑着把酒喝了。
晚上回到房间,苏禾坐在床边卸妆。我躺在床上看电视,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她忽然说,守田,你说咱们这辈子,是不是挺值的。我说怎么突然这么问。她说你看,闺女结婚了,工作稳定,女婿也不错。咱们虽然没什么钱,但日子过得也算踏实。我说是挺值的。她转过头看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遗憾。我想了想,说有。她问什么。我说当年在黑水垭,我应该先跟你说一声再剪裤子的。她愣了一下,然后笑出声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你这个老东西,记了三十年。
二零一六年,我五十四岁,从所里正式退休。退休那天,所长给我开了个小型欢送会,同事们送了礼物,说了些客气话。我抱着一个保温杯和一面锦旗回家,苏禾已经在家里准备好了饭菜。她做了一桌子菜,还开了一瓶存了好几年的茅台。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碰了一杯。她说恭喜你,终于不用再骑自行车去药厂了。我说是啊,终于可以陪你好好养老了。她说谁要你陪,我自己会玩。我说那我出去玩。她说你敢。
退休后的生活比想象中无聊。一开始觉得轻松,不用早起,不用赶工,想干嘛干嘛。可过了两个月就开始觉得空落落的。苏禾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要不你找个爱好,下棋、钓鱼、打太极,什么都行。我说我不会。她说那就学。于是我跟着小区里的老头们学了下象棋,学了三个月还是输多赢少。苏禾笑话我,说你这脑子,当年认药那么灵,下棋怎么就那么笨。我说认药靠的是眼睛和鼻子,下棋靠的是心眼,不一样。
二零一七年春天,苏禾的腿又开始疼,比以前厉害。我带她去市骨科医院检查,拍了片子,医生说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加上当年外伤留下的后遗症,建议做手术置换关节。苏禾一听手术两个字就摇头,说不做不做,吃点药就行了。我说医生都说了,不做的话以后会越来越严重,走不了路。她说走不了路就不走,反正你背得动我。我说我现在老了,背不动了。她说那你就锻炼。
最后还是没做手术。苏禾固执,我也拗不过她。只能给她买了个拐杖,又买了一台红外理疗仪,每天晚上给她烤半个小时。她坐在沙发上,把腿伸直,我蹲在旁边给她烤,一边烤一边聊天。聊过去的事,聊知苏小时候的事,聊黑水垭的事。有时候聊着聊着她就睡着了,我关掉理疗仪,给她盖上毯子,坐在旁边看着她。她睡着的样子很安静,眉头舒展着,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什么好梦。
二零一八年,知苏怀孕了。消息是她自己打电话来说的,语气又兴奋又紧张,说爸,你要当外公了。我拿着手机,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说好好好,你注意身体。挂了电话,我跟苏禾说了,她高兴得在屋子里转了好几圈,然后开始列清单,说要给外孙准备什么什么东西。我说还早着呢,预产期还有八个月。她说早什么早,时间一晃就过了。
那八个月里,苏禾织了两件小毛衣、三双小袜子、一顶小帽子,还缝了好几块尿布。我说现在谁还用尿布,都是用纸尿裤。她说纸尿裤不透气,还是尿布好。我说你懂还是人家懂。她说我养过孩子,我当然懂。我不跟她争,随她去。
十一月,知苏生了个女儿,六斤八两,母女平安。林越发来照片,小家伙皱巴巴的,闭着眼睛,拳头攥得紧紧的。苏禾捧着手机看了半天,说像知苏小时候,一模一样。我说哪里像,知苏生下来比她胖。她说你不懂,新生儿都这样,长开了就好看了。
我和苏禾买了机票飞去广州。到医院的时候,知苏靠在床上,脸色有点苍白,但精神不错。林越抱着孩子在旁边,笨手笨脚的,不敢动。苏禾接过孩子,抱在怀里,轻轻地晃着,嘴里哼着不知名的调子。小家伙居然不哭了,睁着眼睛看她。苏禾低头看着孩子,眼泪忽然掉了下来。她赶紧偏过头去擦,装作没事的样子。我看见了,没点破。
在广州待了五天,苏禾帮着照顾知苏坐月子,我负责买菜做饭。林越的父母也常来,两家人相处得还算融洽。孩子取名林念安,小名安安。苏禾每天抱着安安不肯撒手,说这孩子跟她有缘,长得像她。我说哪里像,明明像林越。她说你眼神不好。我说你才眼神不好。两个人斗嘴,知苏在床上笑,说你们俩都别争了,像我行了吧。
回贵阳那天,苏禾依依不舍,抱着安安亲了又亲,说外婆走了,你要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安安当然听不懂,咿咿呀呀地挥着手。苏禾转过身,快步走出病房,我知道她又哭了。
回来后,苏禾消沉了好几天。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老盯着手机看知苏发来的照片和视频。我说你要是想她们,就常去广州看看。她说去一次路费那么贵,再说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我说怎么帮不上,你去了她能轻松点。她想了想,说也是。
于是二零一九年,苏禾去了三次广州,每次待半个月左右。她帮知苏带孩子,做家务,教林越煲汤。林越学得认真,还专门拿本子记配方。苏禾回来跟我说,林越这孩子不错,肯学,对知苏也好,安安也带得仔细。我说这下你放心了吧。她说放心了,彻底放心了。
二零二零年初,疫情来了。广州和贵阳都封了城,知苏回不来,我们也去不了。视频电话成了唯一的联系方式。安安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隔着屏幕叫外公外婆,叫得我心都要化了。苏禾每次跟安安视频完都要感慨半天,说这孩子长得好快,上次见还不会走路,现在都会跑了。我说等疫情过去,咱们去看她。她说好。
疫情持续了两年多。那两年里,我和苏禾都老了不少。她的腿更差了,走路离不开拐杖。我的耳朵也开始背,看电视要开很大声。我们不再拌嘴了,更多的是沉默地坐在一起,她看电视,我看手机,偶尔说几句话。有时候我看着她坐在沙发上的背影,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好像昨天还在黑水垭,今天就已经白发苍苍。
二零二二年夏天,疫情缓和了,我和苏禾又去了一趟广州。安安已经三岁半,上幼儿园了。见到我们有点认生,躲在知苏身后不肯出来。苏禾蹲下来,从包里掏出带来的玩具和零食,哄了半天,安安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外婆。苏禾笑了,眼角皱纹堆在一起,说乖,外婆抱抱。安安犹豫了一下,扑进了她怀里。
在广州待了十天,苏禾每天都陪着安安玩,去公园、去游乐场、去超市买零食。她走不快,安安就牵着她的手慢慢走。一老一小,一个步履蹒跚,一个蹦蹦跳跳,画面温馨又让人心酸。有一天晚上,苏禾坐在阳台上乘凉,我端了杯水过去。她忽然说,守田,你说我还能看到安安上小学吗。我说当然能,你才多大。她说我六十二了,腿又不好。我说六十二算什么,活到八十二的大有人在。她笑了笑,没再说话。
回贵阳后,苏禾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胃口变小,睡眠变差,记忆力也在下降。有时候说着说着话就忘了刚才说到哪儿了。我陪她去社区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建议去大医院做个详细检查。苏禾不愿意去,说没事,就是年纪大了,记性差正常。我没强迫她,但心里开始隐隐担忧。
二零二三年春节,知苏带着林越和安安回贵阳过年。安安五岁了,活泼好动,在家里跑来跑去,一刻不得闲。苏禾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眼睛里满是笑意。年夜饭我做的,苏禾打下手,切菜的时候手有点抖,差点切到手指。我接过刀,说我来吧,你去陪安安玩。她没争,洗了手出去了。
除夕夜,一家五口围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安安坐在苏禾腿上,苏禾搂着她,给她剥瓜子、削苹果。安安看了一会儿就困了,靠在苏禾怀里睡着了。苏禾低头看着她的脸,用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我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强烈的幸福感。这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激动,不是兴奋,而是一种很深的、很安静的满足。好像这一辈子所有的苦,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
初五他们回广州,苏禾送到楼下。安安上车前回头喊了一声外婆再见,苏禾挥手,笑着说再见。车开走了,她站在那里,一直看着车子消失在路口。我走过去,说走吧,上楼了。她嗯了一声,转身慢慢往回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说守田,我有点累。我说那就回去休息。她说不是那种累,是心里累。我说心里累也是累,回去躺躺就好了。她没再说什么,跟我一起上了楼。
那之后,苏禾的精神越来越差。不爱出门了,不爱说话了,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我陪她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阿尔茨海默症早期。医生开了药,说能延缓病程,但不能逆转。我拿着诊断书,站在医院走廊里,很久没有动。苏禾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我,说医生怎么说。我说没事,就是年纪大了,吃点药调理调理。她信了,或者说她选择相信。
二零二三年夏天,我带苏禾回了一趟燕子沟。老屋已经快塌了,屋顶漏了个大洞,院子里长满了草。我们在村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扶着苏禾慢慢往黑水垭走。她走得很慢,走几步就要歇一歇。我没催她,陪着她慢慢走。走到外梁那块青石边,她停下来,看着四周的山,说守田,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我说你来过,三十八年前,你在这里摔伤了腿。她皱着眉头想了很久,说我不记得了。我说没关系,我记得就行。
她在石头上坐了一会儿,忽然说,守田,我是不是快要忘记你了。我心头一紧,说不会的,你会一直记得我。她说可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忘事了。我说那就从现在开始,我每天给你讲一遍我们的故事,讲到你能记住为止。她笑了,说好。
从燕子沟回来后,我真的开始每天给她讲故事。讲我怎么在黑水垭发现她,怎么背她出山,怎么在卫生院被她骂,怎么去贵阳找她,怎么结婚,怎么生下知苏,怎么供她读书,怎么送她出嫁。我讲得很慢,很细,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她听得很认真,有时候会插嘴问一些问题,有时候会纠正我的一些说法。我知道她其实并没有完全忘记,只是那些记忆像蒙了一层雾,需要我帮她一点点拨开。
二零二四年春天,知苏打电话来说安安要上小学了,问我们要不要去参加开学典礼。苏禾在电话旁边听到了,说要去要去。我订了机票,又去了一趟广州。安安背着新书包,穿着校服,神气活现的。苏禾牵着她的手送她进校门,在校门口站了很久。回来的路上她很高兴,一直在说安安长大了,上学了,以后就是大孩子了。我附和着,心里却在想,她能记住这件事多久。
果然,回到贵阳后不到一周,她就不记得去过广州了。有一天她忽然问我,安安是不是该上小学了。我说她已经上了,上周我们还去参加了她的开学典礼。她愣了一下,说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我说你记性不好,我帮你记着就行。她没再追问,但眼神里有种茫然和失落。
二零二五年,苏禾的病情加重了。她开始不认识一些人,包括老同事、邻居,甚至有时候会短暂地不认识我。但奇怪的是,她始终记得黑水垭。每次我讲到那个地方,她的眼睛就会亮起来,会接我的话茬,会说一些细节,甚至比我记得还清楚。她说那块青石旁边有一棵歪脖子松树,树下长着一丛蕨草。她说那天雾很大,她摔倒后喊了很久没人应,以为自己要死在那里了。她说她永远记得我出现在雾里的样子,像一个影子,又像一个救星。
我说我不是影子,我是陈守田。她说她知道,她只是记不住很多事,但记住了最重要的事。
二零二六年春天,苏禾的腿彻底走不动了,开始坐轮椅。我每天推着她去小区花园晒太阳,她坐在轮椅上,我坐在旁边的长椅上,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的话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整个下午都不说一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天空。我也不打扰她,就坐在旁边陪着。
有一天下午,她忽然开口了,说守田,我想回黑水垭看看。我说你走不动了。她说你推我去。我说太远了,去不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我看着她,心里忽然很难过。我知道她可能再也回不去那个地方了,就像她可能再也记不起很多事情一样。但我还是说,等你好一点,我带你去。她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那天晚上,她睡得很早。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的脸。她老了,满脸皱纹,头发全白了,睡着的时候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也很轻,像一片枯叶。我忽然想起了三十八年前在黑水垭,我背着她出山的情景。那时候她那么轻,我以为是因为她瘦;现在才知道,她一直都那么轻,只是我老了,力气小了,才觉得她重了。
我轻轻地说,苏禾,你还记得吗,那天在黑水垭,我扒开你裤子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别的,只是想让你活着。你活着,我才有后来的日子。你活着,我才知道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活着,我才有一个家。
她没有醒,但嘴角似乎动了一下,像是听到了。
我关掉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安安静静的。我忽然觉得,这一辈子,值了。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大事,不是因为挣了多少钱,而是因为在那年秋天的深山里,我没有走错那条路。
这就够了。
本故事含虚构演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