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霍英东送给志愿军的货物被海盗劫持，他自己也被海盗用枪顶头，霍英东的呼吸仿佛都停滞了，生死一线，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个决定说出来其实挺简单的，甚至简单到让对面拿枪的人愣了一下。他没有喊救命，也没有跪地求饶，更没有跟海盗商量能不能少给点。他盯着那个枪口，跟海盗头子说了句话，大意是：钱你们拿走，货给我留下。

这话搁在平时听起来像是傻子说的。海盗图什么？图的就是钱和货。你把钱递过去，货还想带走，天底下哪有这种买卖。可霍英东当时手里攥着的那点港币，确实是他能临时凑出来的全部现金了。他心里那本账算得很清楚：硬碰硬，自己死在码头，货照样到不了前线；软下来求情，海盗见惯了跪着的人，不会因为几句好话就松手。唯一能赌的，就是这帮人虽然干的是没本钱的买卖，但未必真想把事情做绝。

我得说句不太中听的话。我们现在回头看这段往事，很容易把它讲成一个纯粹的英雄故事，好像霍英东天生就胆识过人，枪顶脑门还能谈笑风生。事实恐怕不是这样。他自己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得挺实在，他说当时要说完全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他没那个觉悟。他那会儿二十七岁，在香港做海上运输，手里有船有人，内地那边需要物资，找到他头上，他接了这个活。赚钱的成分有没有？有。他自己也没否认过。但他同样没否认的是，这条水路别人不敢走，他走了，而且一走就是三年，几乎晚晚开工，白天联络装货，晚上开船，一天睡三四个钟头。

这才是这件事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一个人做一件危险的事，动机不需要纯白无瑕才算数。他赚了运费，他也把黑铁皮、橡胶、西药、纱布一船一船运到了蛇口。前线的油桶缺黑铁皮造不出来，汽油就送不上去，他的船队运的就是这些东西。你说他是商人也好，是爱国者也好，这两样在他身上不打架。

回到那个码头上。枪口顶着脑门的那几秒钟里，他掏了钱，保住了货。海盗拿了钱放人，钢管后来有没有全数追回来，各种说法不太一样，有的说赎回来了，有的说丢了一部分。但这件事之后他没停手，反而把船改了，底舱做成夹层，物资藏下面，上面摆普通货物应付检查。船队也重新编排，前面探路的，中间运货的，后面压阵的，还配了电台。港英水警后来撞沉过他的“黑猫”号，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机关炮连钢板都能打穿，这些他都扛过来了。

我想说的是，那几秒钟里他做的决定，其实跟他后来三年里每天做的决定是一回事。他不是那一刻突然变成了英雄，他是在那一刻选了继续做他已经做了很久的那件事。枪顶着头的时候，人当然会怕，呼吸当然会停。怕完之后呢，钱递出去，货留下来，船继续开。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难。

后来北京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他是唯一被请去坐在主席台上的香港人。他说了句话，当年或许还不是很清楚，但今天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做对了。这话听着平淡，可你要是知道他因为这三年被港英当局打压了几十年，投地皮被改条件，建大厦被断电话，连捐款做善事都被排挤在外，你就明白那句“做对了”不是场面话。他是真拿自己的后半辈子在给那几秒钟里做的决定付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