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民国，国家动荡，民不聊生，而上海市长吴国桢一家六口，照样过着锦衣玉食的幸福生活。

1947年夏天，吴国桢每天坐专车去市政府，傍晚再坐专车回来。官邸在原法租界一带，是栋带花园的西式楼房，门口有卫兵，院子里有花木，进进出出的是用人和来访的宾客。

吴国桢和妻子黄惟良，带着几个孩子，一家六口，吃喝不愁，日子过得有规律。

两条街外，纺织厂的女工当天领了一周工资，走到米店发现能买的粮食比上周又少了一截。

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同一座城市里，谁也没觉得奇怪。这就是1947年上海的日常。

吴国桢这个人，要从头说起才能说清楚他为什么会坐在那把椅子上。

1903年出生于湖北建始，家里不是大富，但有文化底子。国内读完清华学堂，之后赴美留学，断断续续读了将近十年，最终拿到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整个民国政界里，这个学历属于出挑的。

而且他的英文不是应付场面用的英文，是真正能谈事情的程度，这一点后来在他的仕途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回国后进入政界，早年在地方任过职，1938年出任重庆市长。

重庆那几年不好过，日军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从全国各地涌来的难民、机关、学校、工厂把城市撑到了极限。

吴国桢在那个局面里把陪都的日常运转维持住，没出大的岔子，后来被外界认为是有实际行政能力的官员，这个评价不是全无根据的。

1946年7月，抗战胜利不到一年，吴国桢调任上海市市长。

这个任命背后的考量很明显。上海刚刚收回租界没几年，城里的外国人还多，西方媒体驻沪记者盯着，对整个国民政府的报道有不小的影响力。

蒋介石需要在国际舆论面前维持形象，上海是最重要的窗口，需要一个会说英文、懂西方交际、形象体面的人来坐镇。

吴国桢普林斯顿出来的，是合适的人选。

上任之后，吴国桢在上海的市政工作上确实有所作为。公用事业的推进、道路维护、城市管理的日常事务都抓过，外国商会对他评价不差，部分西方媒体称他是国民党官员里少见的能做实事的人。

以当时国民政府整体的行政状况来衡量，上海能维持大致的秩序，吴国桢是出了力的。

但1947年的上海，有一些烂摊子不是行政能力能收拾的。

内战从1946年打响，到1947年已经打了一年多，东北和华北的战况让国民政府的军费缺口越来越大。

填缺口的方式用的是老办法——开动印钞机。

法币贬值的速度，到1947年已经让普通老百姓每天都有感受。工人拿到工资先换米、换油，多放两天就打了折扣，这是那时候上海大多数工薪家庭的日常应对。

有文献记录了那段时期上海物价的变动情况，基本生活物资的价格以月为单位在跳，有时候以周为单位往上涨。

一个在棉纺厂干了多年的老工人，工资也跟着厂里的规定上调，但涨幅总是追不上米价，到月底手里剩的实际购买力比上月少，这不是个别情况，是当年上海产业工人的普遍处境。

苏州河沿线那边，情况更难说。

成片的棚屋住着从苏北、安徽一带过来的逃荒者，也有在上海本地失了业的人。

草棚漏雨，冬天穿堂风，一家几口共用一个炉子，米缸有时候是空的。这些地方距离外滩、南京路，走路不过几公里，却完全是两套生存的条件。

吴国桢的官邸和棚户区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几条街。

官邸那边，饮食是按照市长级别的规格来的。

吴国桢留美多年，生活方式有西化的底色，家里饮食中西兼有，接待宾客的规格也比较讲究。

黄惟良打理家务，孩子们有地方活动，家里有分工明确的用人。

这类高级官员家庭的日常，放在当时上海上层圈子里是标配，没有特别出格的地方，但放在全城来看，就是另一回事了。

吴国桢任内也遇过工潮。

1947年上海有几次比较集中的工人停工，印刷、纺织、交通等行业都有，诉求是加薪。

市政府一边出面维持秩序，一边协调工厂主和工人代表谈判，有时候谈出了结果，工资按比例上调，工人回去上班。

但物价还在涨，再过几个月，这道题又得重新谈一次。

面对这些压力，吴国桢对外的形象维持得相当好。他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措辞平稳，不走极端，对上海的未来说得出一套说法。

在相当一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里，这位上海市长是个务实的官员，和国民政府体系里那些作风散漫的人不一样。

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它说不到的地方。

能做事，不等于能解决那个时代根本性的矛盾。吴国桢管得了上海的市政工程，管不了印钞机的速度。

1948年，吴国桢离开上海市长的位置，进入行政院任职。

国民政府在大陆失守之后，他辗转去了台湾，出任台湾省主席，期间推行了一些地方行政改革的举措。

后来与蒋经国的矛盾逐渐公开化，1953年被指控有不轨图谋，吴国桢公开反驳，离开台湾，去了美国，此后再没回去。

参考资料：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4卷（当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申报》1947年相关报道，上海图书馆历史报刊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