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伟大的长征》才明白，遵义会议后洛甫真的确实适合当中央总负责人！

很多人只记住遵义会议扭转了红军的方向，却容易忽略这次转折并没有在三天会议里把所有人事安排全部敲定，不少关键的商量和敲定，都是在之后行军路上慢慢落地的。

当时红军刚从惨重的损失里走出来，队伍疲惫，追兵还在四周紧追不放，每一个决定都牵着所有人的安危。

遵义会议开会的时候，博古作为之前的总负责人，在报告里没有直面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出现的问题，还在为之前的安排辩解，在场不少人都提出了不同看法。

洛甫在会上直接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把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一条条摆出来，他的发言也让在场很多人看清了当下的困境。

我感觉洛甫本身理论功底扎实，文字能力突出，也能冷静看待路线里的问题，这也是后来大家愿意听他梳理观点的原因。

这次会议只是完成了路线上的纠偏，定下后续常委还要重新分工，并没有当场更换总负责人，这个环节要等到部队走到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才会有结果。

一路行军赶路，众人持续讨论领导分工这件事。

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处三省交界的小村子，环境简陋，大家借着短暂休整的机会开了常委小会。

洛甫率先提出想法，他觉得当下战事紧迫，由主席来接过总负责人的担子会更合适。

只是主席没有接受这个提议，他心里清楚眼下红军最要紧的事就是打仗，自己更适合把全部精力放在研判敌情、规划行军路线这些军事事务上，不用分心处理繁杂的党内日常统筹工作。

紧接着主席提出，由洛甫来接替博古承担中央总的责任。

在场的几位常委听完之后都认可这个提议，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认为这个安排放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很稳妥的。

洛甫熟悉整套理论文件工作，遵义会议的决议文本原本就是交由他起草，后续要把会议精神传达给各个部队、整理文件、对接各方消息，这些细碎又关键的事务，由他来主持会很合适。

主席专注军事谋划，周恩来等人配合统筹，几个人各司其职，形成搭配顺畅的班子。

博古也服从集体的决定，交出相关文件和印章，继续留在常委班子里承担其他工作，没有出现内部僵持的局面。

在局势动荡的行军途中，这样平稳完成交接，没有产生新的内耗，对红军稳住局面格外重要。

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军事上的主导者就该同时扛起全部党务工作。

但是这段历史让我看到，集体分工不是简单的权力交接，而是按照每个人擅长的方向匹配岗位，优先服务于红军生存和突围这件头等大事。

鸡鸣三省这次常委会，算是给遵义会议的收尾补上了关键一环，让新的领导框架完整落地，为之后红军灵活调整行军策略打下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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