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新发现，你看看蒙古国也画了很多省份。从这其中，我们就看到了一点猫腻，为何有的人很热衷去独立，因为他们自己可以谋得一些好处，毕竟一个几百万的人口。每一个省其实还没有一个镇的人口多，但是他的官衔却很大。你说这难道不是他的既得利益吗？

这个观察戳到了一个真实的结构性事实。蒙古国350多万人口，摊在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划出了21个省加1个首都。

南戈壁省6.8万人，东戈壁省8.2万人，苏赫巴托尔省5.5万人，中戈壁省5.7万。一个省的人口规模，放在中国确实就是一个大镇。可省长是总理直接任命的，行政级别摆在那里，省政府、县政府、市政府三层架子一层不少。

但“热衷独立是为了自己捞好处”这个因果链，需要拆开来看，里面不止一层逻辑。

历史路径的惯性是第一层。 蒙古国的省制不是一天画出来的。1911年独立时只有6个盟，1930年扩到13个省，1950年代变成18个，1994年宪法定型为21个省加首都。

每一次增设，背后都有当时的政治需要：有的是为了把边远地区的行政触角伸进去，有的是为了安置干部、平衡派系，有的是为了在冷战格局下强化对边境的实际控制。独立之初人口更少，省份反而在后续几十年里越加越多，说明“画省”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是按人口密度算的账。

政治安抚与权力分配是第二层。 乌兰巴托住了全国71.2%的人口，剩下的100万人散在21个省里，平均一个省不到5万人。这么薄的底子养一套省、县、市三级行政班子，财政上说不通。可政治账和财政账是两本账。多一个省，就多一套班子、多一批岗位、多一圈可以分配的利益。

UB Post的报道把话说得很白：政府设立了大量“特殊行政单位”，几十号人的编制，不干实际项目，纯粹是给政治盟友和党派亲信安排位子。地方省长由总理任命，不经过地方直选，这条任命链本身就是一条权力输送管道。

“既得利益”确实存在，但它不是独立的“起因”，是独立之后长出来的“结果”。 1921年那批推动独立的人，面对的是北洋政府的失控、沙俄/苏联的地缘操作、以及蒙古上层王公喇嘛对自身地位的焦虑。那时候的“好处”不是多设几个省长，是在一个帝国崩解的缝隙里保住自己的统治结构。

省制在后来的膨胀，是这套结构稳定下来之后，每一代政治力量按照自己的需要往上叠的产物。把独立动机追溯到“想当省长”，时间顺序对不上。

真正值得算的，是这个结构今天的代价。 100万农村人口养21套省级行政班子、330个县、1647个乡，行政成本摊到每个纳税人头上，比一个人口稠密国家高出几个量级。地方财政大半靠中央转移支付，一些省“独立财政或接受国家补贴”才能运转。

透明国际的田野调查记录过更具体的画面：一位省长在自己夏季度假屋的工地上被拍到使用未经批准的木材；环境 inspectors 因为由省长任命，遇到涉及地方政府或其亲友的案件时，调查能力直接被掐住。行政层级不是中性的管理工具，每一层都是一道利益过滤网。

乌兰巴托一城独大，是这个结构的另一面。 七成人口挤在一个城市，农村省份留下的是一套空转的行政机器和持续外流的人口。

省越多，资源越分散，越没有哪个地方能攒出足够的税基和产业来自己养活自己。矿业和农牧业撑起的GDP增长，大部分利润沉淀在首都，省一级拿到的份额跟它承担的行政职能对不上。

所以“既得利益”这个判断，对了一半。 对的那一半是：这套行政区划确实在持续生产一批依附于行政层级的利益节点，省长、县官、编制内岗位，都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缺的那一半是：把这套结构说成“有人为了自己当官而推动独立”的产物，把复杂的历史动因压缩成了一个人的算盘。

独立是地缘政治、帝国崩溃、上层博弈共同推出来的，省制膨胀是独立之后每一代政治力量往上叠的，既得利益是叠出来的果，不是最初的因。

果长成了因。 今天任何想动这套行政区划的人，面对的不是一张空白的地图，是一张已经长满了利益根须的网。裁一个省，动的是省长、厅长、县长、乡长一整条链上的人的饭碗。

这才是“猫腻”真正难拆的地方。不是有人为了当省长去独立，是独立之后建起来的这套架子，让后来的人舍不得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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