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刊，发刊词《〈自由中国〉的宗旨》由胡适在赴美船上写成，他是刊物精神领袖、首任挂名发行人，雷震是实际主持者，聂华苓担任文艺主编，殷海光为核心政论作者。刊物初期以“倡导民主宪政、争取言论自由”为宗旨，是台湾戒严时期最重要的自由主义阵地；胡适长期在精神上支持刊物，也写下名篇《容忍与自由》发表于此，但他和激进的雷震之间，思想与行动边界一直存在距离 。
刊物创办之初，胡适担任发行人；1951年，杂志刊发《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批评保安司令部，遭到当局施压，被迫刊发检讨文字。胡适为此致信雷震抗议，随即主动辞去发行人，以此表达对言论管制的不满，但此后仍保持对刊物的同情与支持，不时供稿、发声 。
​ 1956年《自由中国》推出蒋介石七秩华诞“祝寿专号”，胡适也撰文，委婉劝蒋遵守宪政、限制权力、开放民主。这期专号轰动全台，却深深触怒国民党高层，当局开始收紧对刊物的容忍度，雷震逐步被边缘化、开除党籍 。
​ 1959年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是他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也成为刊物最重要的思想文献。但胡适的思路重在思想启蒙、渐进改良，并不支持雷震直接组建反对党的激进路线 。
​ 1960年雷震积极筹组反对党，随后被捕、《自由中国》查封。胡适当时在美国，闻讯立刻致电陈诚，直言逮捕雷震是“不智之举”，认为以“叛乱”罪名处置批评者，会让当局背负压制言论自由的名声；他返台后公开作证，证明雷震是爱国之人，呼吁司法公正。
但胡适并不赞成雷震组反对党的做法，他主张在现有体制内渐进改良，这是他和雷震最大的分歧。他尽力营救，却没有采取更激烈的对抗姿态，也无力挽回判决，雷震最终入狱十年，杂志永久停刊 。
胡适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借《自由中国》传播宪政、宽容、言论自由的理念，在戒严高压的台湾，为思想留下空间；他反对当局以高压手段压制批评，在雷震案中坚持司法与人道立场。
胡适的自由主义是改良型自由主义，追求温和、渐进，寄希望当权者自我约束，和雷震直接组党、强力推动政治改革的激进路线拉开距离；他同情刊物、营救雷震，却不认同雷震的激进方案。
胡适始终处在夹缝之中：一边是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想，一边是现实政权压力，他能做思想发声，却缺少改变体制的力量，最终只能见证刊物覆灭、友人入狱。
正是《自由中国》的覆灭，让聂华苓看清白色恐怖之下言论空间的脆弱，最终离台赴美，创办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