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国民党上将陈仪去南京参加绝密会议。当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人事调整时，陈仪大吃一惊，难道策划起义的事情暴露了？

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的会议厅里，一场绝密会议正在召开。蒋介石宣布了多项人事调整，其中一项任命让坐在下面的陈仪心头猛地一沉，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这个安排出乎陈仪的意料，也让他瞬间警觉起来：难道自己暗中联络汤恩伯的事情，已经被察觉了？

陈仪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当时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逐步升至高位，先后主政福建、台湾、浙江，是国民党内资历很深的元老。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蒋介石一度将他免职。1948年6月又重新起用他担任浙江省主席。此时的陈仪已经对国民党政权的处境有了清醒的判断。

他回到家乡绍兴时，目睹民生凋敝，内心受到很大触动。他曾对身边人念过一首诗，其中有“如此江山如此世，膏肓痼疾谁知晓”的句子，对时局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中共地下党敏锐地注意到了陈仪的变化。潜伏在陈仪身边的地下党员胡允恭多次登门与他交流，陈仪一度试探性地问：“你真的不是共产党员？”

胡允恭按照组织纪律没有明说，只是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同情共产党。”在多方接触之后，陈仪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但他很清楚，自己手里只有几个保安团，单独行动起不了太大作用。他想到的人是汤恩伯。

汤恩伯与陈仪的关系非同一般。1924年，汤恩伯从日本休学回国，四处碰壁，经人引荐见到了当时担任浙军师长的陈仪。

陈仪认为汤恩伯是可造之材，替他偿还债务，并每月资助50元供他重返日本完成学业。汤恩伯感激涕零，当场拜陈仪为师，后来又认陈仪为义父。陈仪还把义女王竞白许配给他。

没有陈仪，就没有汤恩伯日后的前程。汤恩伯曾对陈仪说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老。”正是基于这层深厚的恩情，陈仪觉得汤恩伯一定会听自己的话。

1949年1月，蒋介石通电下野前后，陈仪加快了行动节奏。1月27日，他派外甥丁名楠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上海，当面交给汤恩伯。

这封信的摄影件至今还完整保存在台北，信上列了八条内容，包括军队要紧缩、待遇要提高、停止军事行动等。丁名楠出发前，胡允恭还建议陈仪在信里加一条“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陈仪当即同意。

汤恩伯见到丁名楠时，没有表露出任何异常。他热情接待了丁名楠，回了一封信让丁名楠带给陈仪，说不久将亲自到杭州与陈仪面商起义事宜。陈仪收到回信后，松了一口气。

他不知道的是，汤恩伯几乎在丁名楠离开的同时，就已经将陈仪的密信摄影件寄往南京行政院，原信则被紧急送往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

军统特务毛森一直在监视陈仪的动向。早在此前，毛森就曾不请自来地闯进汤恩伯的司令部，当面质问汤恩伯：“汤总司令的客人是陈仪派来的吧？我们已经监视很久，有很大的通共嫌疑。”

汤恩伯当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心里的天平已经悄然倾斜。他最终选择了向蒋介石表忠。1949年农历大年初一，蒋介石在溪口得到了密报，知悉陈仪与共产党有联系，且证据确凿。

1949年2月，浙江省政府很快发生人事更替，陈仪被免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周喦接任。2月24日，陈仪已经被押上囚车。

陈仪失去自由后被长期关押。1949年4月30日，他被押往台湾，之后受到军事审判。1950年6月18日，67岁的陈仪在台湾被执行死刑。

陈仪被枪决的核心原因，是策动起义、被指“通共叛乱”，1950年6月18日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执行死刑。

蒋介石曾示意写悔过书可免死，陈仪拒绝了：“平生只有起义这件事还算对得起自己，羡慕张治中、傅作义可以追求光明。”

1950年6月18日凌晨，监刑官是蒋鼎文，陈仪的老朋友。蒋鼎文让人端来酒菜，陈仪挥手说：“用不着，走吧。”到了刑场，陈仪平静地说：“向我头部开枪。”然后边走边喊：“人死，精神不死！”

陈仪在遗言里写道：“我是替京沪杭1800万人民流血。”

回过头看1949年1月南京那场绝密会议，当蒋介石宣布汤恩伯升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时，陈仪心里那声“难道起义的事情暴露了”，其实已经是命运给出的最后警钟。

只是他选择把它当成了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