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真有人把淞沪会战当成是蒋光头的光辉事迹吧？

1938年2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回头写淞沪会战，提到前一年“最大之失着”：美国总统发表芝加哥演说、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召开时，没有立即把部队撤到苏嘉地区，反而在军队已经疲惫的情况下继续增兵，结果“一败涂地，无可收拾”。他还写道，如果当时主动撤退，日军很可能止步于原有驻兵区域一带。

当时中国军队并非没有退路。上海西面的吴福、锡澄一带早已修筑国防工事，前线也有人提出把主力逐步撤出上海。淞沪战场后来最致命的一次选择，发生在部队应该什么时候离开上海。
10月25日，大场失守。中国军队在上海外围已经难以维持原来的防御态势，继续把部队压在苏州河一线，意味着不断用新部队填补缺口。

10月28日，蒋介石在松江主持军事会议。宋子文、白崇禧、陈诚、顾祝同、张发奎等人已经讨论过战局，认为正面很难抵挡日军火力。张发奎提出从淞沪前线抽出十个师，转到苏嘉、吴福一带，给部队留下有计划撤退的空间。会上多数人赞成。

蒋介石没有立即接受这个方案。
此时上海战场还承担着外交任务。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方面希望英美等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蒋介石要求前线继续坚持，估计只要再维持一段时间，就可能获得更多国际同情。10月28日，他发表“以光荣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的讲话，上海守军继续支撑。

战场上的军队需要保存兵力，外交上的中国政府又需要上海这个国际视线集中的战场继续抵抗。当坚持上海的时间不断延长，部队消耗也随之增加。

中国军队很早就碰到了上海战场的硬限制。上海濒江临海，日军可以利用海军和航空兵支援陆军。8月国军向虹口等据点发动攻击，没有完成迅速歼灭驻沪日军的目标；8月下旬日军陆续增援，战争从争夺据点变成大兵团持续消耗。

蒋介石并非从头到尾要求死守上海。9月以后，他已经把持久抗战作为基本思路，也开始考虑把战场向纵深转移。到了10月底，前线已经恶化，后方阵地已经存在，撤退方案也摆到了桌面上，最高统帅部仍因外交和政治考虑延长正面坚持时间。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从杭州湾金山卫一带登陆。此前这里承担过海防任务，随着淞沪正面战况恶化，沿海部队被抽调，守备力量受到影响。日军登陆后向松江推进，上海守军的退路开始受到威胁。
这时再撤，和十天前撤，已经是两回事。
1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重新比较两种选择：“保持战斗力”还是为了眼前的“体面”继续坚持。第二天，撤退命令下达。可是长期作战后的大部队已经挤在有限道路和交通线上，通信、运输和各级指挥都承受着巨大压力。撤退逐渐变成仓促后撤。

11月12日，上海失守。
淞沪会战给中国军队造成严重损失，日军也付出了巨大伤亡。中国军队在上海坚持三个多月，日本无法迅速结束华东战事。与此同时，上海及长江下游的工厂、机器和技术人员确实开始向内地转移。

到12月10日，已有146家民营工厂迁出上海，机器材料约1.46万吨，技术工人2500多人。
这些成果有各自的形成过程。工厂内迁有政府组织，也有企业和工人自行转移；日军伤亡来自中国军队持续抵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也由战争持续、外交活动和国际舆论共同形成。

至于“淞沪会战早已设计好让日军改变进攻方向”，战前确实有人讨论过这种构想，但没有形成开战后的正式作战计划。9月下旬以后，才逐渐出现引敌南下的战略考虑。

日军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华东，不能倒过来证明蒋介石在8月开战时已经完成了这套布局。

落到蒋介石身上的，是撤退时机这一笔账。上海可以打，长期抗战也需要打，但一支军队打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退出战场，同样属于最高统帅必须决定的问题。

11月5日金山卫登陆后，原本准备承接主力的后方阵地已经很难从容接住撤退部队。11月8日全线后撤，部队随即向南京方向转移。12月南京失守，淞沪战场留下来的部队又被卷入新的防御战。

1938年2月2日，那本日记留下的，是蒋介石自己承认的时间错误：该撤的时候没有撤，等到终于下令，部队已经失去了从容退走的条件。